中南客：日本法西斯在大陸借江還魂

　　但與四人幫垮臺不同，江勢力未動毫毛，早已予作準備，不但沒有共產黨內歷次失敗者被打倒的跡象，倒如「反黨集團」之類的判斷，而且從肉麻的歌頌看，頗有江氏恩賜割愛的意味。

　　一、《韓非子》論勢：法家韓非在《韓非子》中講到權、術、勢三者的關係，以權卸術造既成之勢。江氏通過權與術，已造成這個既成之「勢」。

　　江氏在兩年前以「全退」的空頭支票，騙得胡、朱、尉、李等人同意三代表論寫入黨章、憲法，以鞏固江思想體系洗腦的成果，不僅換得在政治局及各路黨政要津安排妥當江家人馬，預先孤立、挾持胡與溫，尤其在軍隊中江心機很深，軍中有正義感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指揮員悉被清洗，凡提拔軍以上的軍官全部由江氏親自「談話」和「把關」，凡稍露有違「不變質」跡象，不夠可靠者都不及格。故此，小胡在軍中，除有道義上及「勢力眼」將轉向的有利因素外，人事上仍是孤家寡人。

　　在江氏一意孤行造成的社會矛盾上，救黨一派「挽狂瀾於既倒」已不可能，拆臺派處處梗阻，目光犀利的觀察家早已指出江氏父子三人與薩達姆與烏代、庫西父子，與金日正、金正男、金勇男父子是一路貨色，三三見九，兔死狐悲，是難兄難弟，一丘之貉。

　　周正毅連著陳良宇，江大少，小胡不敢提肅貪廉政口號，只能拐著彎「增強執政能力」，總理真要開展工作，宏觀調控，馬止遇到離間胡溫關係，何頻先生已放話，溫已「觸及黨中央系統」，隨困難矛盾的加大，胡溫處理上稍有分歧，便會被鑽空子，野心勃勃的曾慶紅正在虎視眈眈窺測形勢。

　　江氏留下的爛攤子，埋下許多定時炸彈：社會矛盾如此尖銳，全國百萬冤民的血案無法解決，無法繼承胡耀邦保護的上訪制度，胡氏親民姿態，馬上不得不面臨「鎮壓」。曾氏黑社會手段造成的香港反彈，江氏文攻武嚇造成的臺灣反效應，都已成既成之勢，使胡溫「新政」舉步維艱，處處撞牆，難以施展。

　　二、「老狼趕肥豬」的模式：

　　談到蕭規曹隨，一位東北老鄉給我講了個長白山區老狼趕肥豬的故事，大肥豬體重超過老狼好幾倍，一口咬死吃不完，拖不動；狼咬穿叨著豬耳朵，一面用狼尾巴不斷的抽打，大肥豬只得乖乖地跟著一路小跑，直到狼窩被長期享用。這很形象地圖解了《韓非子》關於「勢」的論斷。

　　細心的觀察家可以發現今天的大陸青年與1989年6、4時代的愛國青年，立場已經相反，「6、4不鎮壓就會今天大亂」，「殺盡臺灣人，只要土地」，「9、11可惜死的人太少」。形勢比人強，江曾聯盟十五年「以德治國」，「依法治國」挖下無數大坑讓胡溫不得不往裡跳。

　　三、紅與黑－－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關於大陸左翼紅色政權向右翼法西斯政權的嬗變，陳奎德、胡平等　先生早有預見，任不寐先生關於90年代法西斯思潮的辯析也極深刻，一位熟悉大陸的美國記者更有專著論述江氏與二次世界大戰前莫索裡尼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之雷同，五嶽三山先生建議研究「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鄭貽春先生更為文直指中國的薩達姆，指出大陸「拉美化」，這些廣角觀察家都看穿了大陸紅與黑嬗變的歷史與現實。

　　關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接近及二者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相斥，看國際上對文革的反映很有意思，可供參考。

　　當1966年文革初起，紅衛兵大破「四舊」，打砸搶，香港左翼報紙大字標題《歡呼祖國衝鋒隊走上街頭》直覺到紅衛兵與當年納粹衝鋒隊的相似。

　　國際上對文革起「化學」反應，高聲唱彩的正是德、意、日這些法西斯故鄉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左翼思想界對林彪發起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反應最敏感，尤其對林彪所寫的序言「精神原子彈」之類，一種思想可以統一十億人的頭腦評價極高。《漢堡紅衛兵》之類的報刊在德國迅速風行。義大利也是如此。

　　至於日本法西斯之魂，《赤軍》刊物及其後的組織就在此時誕生，日本法西斯魂：作家三島由紀夫所以自殺，就是因為看到由於美國自由主義的監控、壓制與影響，日本法西斯主義復活已經絕望。三島由紀夫的後繼們轉而把思想寄託在紅色大陸上。1966年文革前夕大學生運動會，搞了個學生團體操做為前奏，最終以活體疊羅漢達到高潮，活人相疊高達三、四、五層，毛極為欣賞說：「怎樣感謝這些年輕人呢？」當時還發不起獎金，每人一條毛巾，兩塊肥皂。

　　而日本報刊藉此論證是「生動顯示集團主義大旗對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勝利。」
　　而對歷年北京大遊行中《首都民兵師》的雄壯隊伍，日本記者報導為「生動地炫耀著國力！」

　　日本左翼作家寫了一系列關於林彪的著作，迎合了大和民族的英雄崇拜，當時在東京小書攤，遍擺書皮上有林彪相片的這類書籍，一時「林彪在日本工人階級中威望極高」的輿論，甚囂塵上。

　　而根植自由主義傳統的另一類資本主義國家反應正相反。文革中「十億人民十億批判家」，橫掃一切古典文化，把西方所有古典音樂家都「掃入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歷史垃圾堆！」西方第一個強烈抗議的國家是古諾、比才、聖桑的故鄉法國，而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門德爾松的故鄉德國，莫扎特、舒伯特的故鄉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卻都很沉默。

　　毛寄希望於美國工人階級爆發革命，文革中三次天安門上檢閱紅衛兵，每次都向美國廣播實況，而美國聽眾的反饋是：「太單調，應該多來點文藝節目」。集權國家對美國佬的自由散漫實在撓頭，沒有辦法。

　　德國納粹對容克（地主集群）及大公司，日本天皇裕仁與東條英機首相對三菱三井等資本集團都是加以統合，隨時徵用。江氏說「資本家可以入黨」但不妨礙對仰融、楊斌、劉曉慶等大、中、小腕隨時加以抄家、逮捕。知識份子只要識趣，何新可以收為幕賓，張召忠、張天平、羅媛、閆學通等還可以在電視上露臉，為中國的薩達姆，站腳助威，只要豁得出去和中國的薩達姆一起挨罵。

　　如今大陸再也不提毛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鄧的「工廠建立工人管理委員會」，連共產黨黨歌國際歌也不准唱了，害怕「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奴隸們起來，起來，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團結起來到明後天！」

　　和當年工人佔領「上層建築」，工人階級宣傳隊佔領清華、北大領導「斗、批、改」，改造「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地位相反，據發起申請萬人大遊行遭毆捕囚禁的維權英雄葉國柱之子反映，北方各縣都在接旨，按人口2、5%的比例，準備圍捕上訪冤民，薊縣一地可達25人，要大造監獄，囚的正是共產主義領導階級，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及作為專政基礎的工農聯盟。這正是紅與黑嬗變的生動現實，體制由人來把持，利益作後盾，這種歷史的嬗變要由歷史選擇與塑造一個特定的人物作橋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