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弱女子在文革中的非凡之舉

我再三誠懇地希望她談一談。她說：「如果你不對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談。」我答應了。

她與傅家毫無瓜葛，但她從小喜歡讀傅雷的譯作，從書中認識了這位大翻譯家。她也喜歡彈鋼琴，看過傅聰的演出。１９６６年９月初，她正在鋼琴老師那裡學琴。鋼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帶回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 」她聽罷，心潮久久無法平靜。後她又聽說，「傅家屬於黑五類，又是自殺的，死了不准留骨灰」。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一種正義之感、一種對傅家厄運的不平之情，驅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進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動－－這一切，當時連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出現在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的「乾女兒」，無論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她說得那麼懇切，終於打動了工作人員的心。她從殯儀館登記本上查到傅聰舅舅家的地址，在傅聰舅舅的幫助下，終於把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放進一個大塑料口袋，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為了避免意外，寄存時骨灰盒上寫傅雷的號－－傅怒安。

就這樣，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一位正直愛國的知識份子，雖然含冤而死，卻被一個忠誠的讀者，冒著生命危險，把骨灰保存下來。

她出於義憤，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傅雷夫婦含冤離世，聲言傅雷是愛國的。信末，她沒有署名。在當時，２７歲的她，還是一個「無業者」－－在父親身邊充當繪畫助手並照料父親。

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中部讀書，門門成績優秀，步入大學校門應不成問題。然而在１９５８年的「反右派運動」尾聲中，學校裡「右派份子」還「不夠數」，便把一位女教師打成「右派份子」。可女教師的「右派言論」仍「不夠數」，便一定要與女教師關係密切的她「揭發」。由於她不願從命，結果在畢業鑑定中被寫上「立場不穩，思想右傾」。這八個大字斷送了她的前程。於是，她只得居家從父繪畫。

她沒有想到，寫給周恩來總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公安局經過反覆調查，確定她背後無人「指使」，才沒有給她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卻因此在「反革命」的陰影之中生活了１２年之久！

１９７２年，她的父親去世，她被分配到裡弄生產組工作，那時她已經３３歲。那「反革命」的可怕名聲耗盡她的青春，從此她與愛情無緣。直到１９７８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終於走出陰霾，卻已經三十有九……我發表了報告文學《她，一個弱女子》。我信守諾言，通篇只用一個 「她」字。

更令我感動的是，她對於傅家的感謝之情，退避三舍，淡然處之。傅家不忘她當年的正義之舉，總想找機會報答。她卻說， 「我與傅家毫無關係」！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傅雷次子傅敏來到上海，希望會晤從未見過的她，她同意了。當傅敏剛要表示謝意時，被她馬上制止了。那天我帶了照相機，想給她與傅敏夫婦一起拍一張合影，她也謝絕了－－她從來不讓我拍照。這些年，她唯一答應我的要求，是允許公開她的姓名－－江小燕。

(《中國婦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