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救不了共產黨（2）

不求證出共產黨到底是堆什麼東西，又怎麼能提高它？我們以上兩節已經證明了政黨不是世界性事實，但人類的判斷力受直觀經驗的束縛，就上了人是黨的組成材料，人是可加直觀的當，在觀念上賦予了政黨以世界事實的性質，這就使許多在本質上屬於信仰東西取得社會價值觀地位，這樣的政黨必然陷於封閉、排他，成為現時代的政教合一，重演宗教荒誕、野蠻的裁判制度。五十多年來，我國各族人民與新宗教共產黨進行著艱苦的博鬥，無時無刻不付出驚人犧性，至今還沒推翻它。

共產黨內部也有一些正直之士企圖把這條本質上的宗教之船駁回世俗人間，卻也失敗了。在歷史甩掉了流氓癟三江澤民這個沈重包袱之時，新的執政者是有機會以最小的代價，最低的民族犧牲來完成向人本回歸的，但至今我們還看不出胡錦濤有這種遠見，看不出他流露出如此的智慧。他竟然不睜眼正視要爆炸的社會現實，還在那共產破繭裡「辛勤耕耘」，他的「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命題實為是在開歷史倒車。我的批判是出於對民族的責任，以追求最小陣痛的制度轉型為目標，所以我們告訴他：

世界上只有人，沒有黨。

能救該救的是十三億同胞，只有救國救民。沒有救黨！救（共產）黨者絕無好下場！！

另一方面，我們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民運陣營雖是歷盡蒼桑，有打倒共產黨的堅定立場，卻也未曾去思考「什麼是共產黨」？

這嚴重妨得著我們的奮鬥，阻礙著歷史前進，在下一再地呼籲社會智慧投入到這個問題的研究上來。這對於我們民族的理性能否上升到普遍的批判水平十分重要，因為民主憲政就是建立在活躍的批判背景之上的，只有批判才能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提供平等舞臺，只有平等的批判才能有效地扼制政權濫用，只有批判的精神才是社會智慧的活水。批判精神是社會公正和文明的條件，是憲政之所必須。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先開出這一批判的明細----

首先研究政黨的本質，再研究政黨的特徵：

1、關於政黨的本質----

A、政黨不屬於世界事物，是心靈事實

B、政黨是社會批判的表達，因此「黨」是個類概念

C、由於黨是類事物，所以實際政黨只能存在在諸黨之中

D、黨必須以黨為互作用對象，黨際對峙是社會活力的泉源

E、政黨只能用來保障政權的合法性，不能用做社會的領導力量

2、關於政黨的特徵

A、鑒於以上（1--A）心靈創造的事實並不必然為真

B、不必然為真的心靈必陷入不可觸摸的信仰，所以：「共產」乃教，「共產主義」乃信仰價值觀

C、一切健康政黨全為經驗價值觀

D、經驗價值觀必定開放、寬容，信仰價值觀必定封閉、排他

E、對「共產」的思辯

1--A、政黨是心靈事實

直觀社會的三大要素，並找不到政黨，但誰都經驗過它的存在與作用。不錯「政黨是由人組成的」，但千萬不要把「政黨是人組成的」理解成是政黨的本質，把政黨等同於人。無論如何得把握：人是直接地還原回大自然；可黨呢？它只能還原進人的意志。這一區分就回到了本文開宗的明義，也為「到底什麼是共產黨」探索出一個最初的回答：

一切政黨都是心理事實----心靈事實就不一定可靠！

可我們說了，組成社會的三要素裡並不能直接尋出政黨，這也要在理論上完成還原：事實上僅僅有人並建不了黨，成不了黨員----共產黨咋不到幼兒園去發展黨員，就是很好的證據。共產黨黨章上規定年滿十八週歲才可以入黨，為什麼？因人要到十八週歲行為能力才相對成熟：行為能力就是理性（意識），它的成熟就是理性的健全。這事實告訴我們：理性只是形成政黨的必須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只有在一般意義上成熟到健全的理性才是政黨的充分條件。

凡政黨都是意志的結盟----只要有意志就能結成「盟」；

可結成的這個「盟」可靠不可靠呢？卻不是意志自身能保證的。政黨對社會發生什麼作用，只憑感官，會誤認為是由人用行為去造成的----因為只有人能行為，對此，經驗直觀就可以準確把握。可人的行為為什麼只遵循某一原則而不是別的原則，政黨的目標、路線、政策、任務……等等為什麼所以如此而決不如彼？背後必定有一個不移的原因，這原因卻不是有形的，不是經驗所能直觀的。

政黨背後那根牽線到底是什麼？在哪裡？----

回答是：一切政黨背後的牽線都是它的最高理念----標示在實際政黨的名稱裡----共產黨的所謂「黨性」，就由它的名稱所系。政黨在實踐上的每一實際步驟都是從名稱發源，都被名稱所過濾，受名稱規定。

政黨理念是政黨生命力的泉源與基礎，這一點卻偏偏是被實踐所忽視的。

政黨的理念必然可靠嗎？

這是意志所無從為力去求證的，人類意志是直線噴射；

求證卻是回身反觀。

所以說：有關政黨的學問，不僅要理性的成熟，而且理性必須成熟到批判的水平。否則就是建了一個邪惡的賊窩、建了一架絞人肉的機器也還不能自知。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本土的作品，它是俄國熊的強加；被蘇俄那些教父操弄的共產黨早期領袖們，有的只是要駕馭、佔有國家的意志，並不問用什麼，怎麼樣去佔有，只要能佔有就成。他們還沒成熟到對黨的理念是否合法的思考，當然不會有合法性求證的要求。他們還處在只能「衝上去」卻做不到回身反觀，他們的理性只處在為俄國佬「使由之」卻不能憑自身的理性來「達知之」。因而他們都做了自已慾望的俘虜。他們也早都死光了，他們之中還沒有人能用批判的眼光來反觀自身----「共產」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是橫亙在民主之路上的障礙。

（1--B）、政黨是社會批判力的表現----黨是個「類」概念

文化歷史是人的能動能力創造出來的，文化做為成果來自過去，因而也不是現實的人可任意選擇的----歷史不能重造。

但文化的運用卻是可以選擇的----人是在能動地活動。

人「能夠能動的活動」這個事實本身卻首先是被動的、受作用而致的結果，而後才能充當發生作用的原因。但是，人對這個問題的知覺卻偏偏相反：人只能經驗到自已做原因對對象發生作用，經驗自己發生作用的那些過程，事件，只把自己感知為力量。卻不能感知自己做為事實是由什麼原因所造成，不能感知自已所服從的又是什麼力量----人只有靠了能動能力才能感知自身，感知世界，所以人所把握到的自己就不是完整的自已----能動能力形成前那些部分都被排斥在感知以外，而人的根本性方面恰恰是自已的服從性，卻被感知排斥了。人用能動能力所經驗的只是生命所指向的內容，人無從經驗自己是怎麼存在的，無從經驗自己是什麼----人正是從把握不到的自己的服從性裡派生出能動性，選擇性，活動的有目性。不能把自己的能夠性嚴格地限制在對必然律的服從上，是人類屢犯的錯誤，胡錦濤命題就是例子。

只有認識了這一關係，人才能自覺地讓自己的選擇不越出自然律的許可，在對必然律以內設計目標。

正是在這裡：人既能經驗直觀，又能理性思維，人既有膚淺又有深刻，才構成了對世界對人生的形形色色的看法----既有相同又有相異。

而且又正是這些形形色色的看法間的紛掙推動了人類認識的不斷提升----認識更加廣闊、更加深邃、更加間接化----這就是人類須臾不能脫離的批到精神。

來看人類歷史的三個輝煌時期：古代希臘和文藝復興，它有別於其他歷史時代的是什麼？就是批判精神！希措化時期過後的羅馬時代雖然維繫了一時的強盛，它所藉助的卻是前代人留下的批判精神造就的活水，羅馬帝國只圖享用而不知開源，當它消耗淨盡了希臘精神的余熱，它也就窒息了，它絞殺了認識，隨之而來的是千餘年的沉悶死寂。

文藝復興就是希臘批判精神的重新被認識，希臘精神對沉悶死寂的宗教緊箍發起的批判，催喚了人類對自己才是社會之本的覺醒。

我們自己的歷史又何嘗不是這樣：正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無所忌諱的批判精神奠定了我們兩千多年的文脈承傳。從而在幾度亡國的情況下通過文化的統化功能而使蠻族漢化保存了我們的人文。後世雖有盛唐彪炳，但其批判精神祇侷限在朝庭內部，對民間的影響微乎其微，始終沒有再造出百家爭嗚的局面，限制了我們認識論的發展。

我國學術上的最後一次批判精神是起於清末止於共產入侵前那段時光，正是那段短暫的精神批判養活我們到今天：這個頭是康有為、梁啟超所開，卻是由粱啟超、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將之帶至全盛。沒有那二、三十年的自由批判，共產主義的為孽還要深重。

這段敘述意在闡明意識是個體性、複雜性的，它必導致批判性，適應意識批判要求的形式就是黨派：黨派把相同性吸引為一，用於相異性的批判，相異性之間的批判為每一個體找到了智慧的平臺，保障了個人獨立性，使傑出者有平等的脫穎機會，造就了社會的批判氣氛，維持了社會進化的活力。

相異性的互作用（批判）是社會智慧的最佳發掘方式和渠道，是社會活力的泉源，是社會健康的保證。

政黨就是保證社會與批判精神相始終，社會能處在動態秩序中的條件或環節。

由意識的相同促成政黨內部統一性，意識的相異促成政黨之間的批判性，由於批判就網邏並推動了傑出智慧的競賽和湧顯，智慧的競賽破壞著門戶封閉和排他，推動著認識，社會從政黨並立局面裡聚集英傑，吸收營養，維持了活潑動態的秩序。

（1--C）鑒於上述，政黨是類概念，黨是名詞不是專名，名詞是類概念，有內涵又有外延，專名是單記概念，沒有外延。初等形式邏輯就把事物的種屬聯繫教導了我們，「一黨專政的基本國策不能動搖」就是連屬種關係都不承認的霸腔霸調。

類概念的意思是有許多同一性質的事實，因而胡錦濤的救（共產）黨努力，他自覺到不自覺到，都是把他的「黨」當做「黨」----即當做同類事物中的一個特殊個員來搶救的，那麼也只有這個黨真正是同類事實之中的，它才可能被掄救，而共產黨就沒有自己的類，它不屬任何類，胡錦濤怎麼能用掄救類事實的原則去救唯一性事實呢？你把它當做「黨」來救，就得賦予它黨的類性質，這一賦予就不是原來的它了。

胡錦濤應立即醒悟：你把它叫做「黨」，就得保證它能經得起被還原，還原回諸政黨之中，可在中共是個不處在類中的唯一，它往哪裡還原？一個連原都無處可還的東西你怎麼能設想提高它，搶救它？

凡叫做政黨的力量，都不得直接以國民，以國家為自已的存在背景，是「黨」就得以「黨」為存在背景，得被還原進諸黨之中。

共產黨不是個處在與自身相對等事實之中的事實，它不可能正確地發生作用----相對有別於自己，可對之發生作用，並受其作用。所以說胡錦濤之救「黨」是沒有前途的，不僅救不了而且會因救而釀成更大規摸的社會衝突，會更深刻地淪陷我們的倫理根基。救黨是危險之舉。這就像離開了前，不可能有後，離開了左不可能有右一樣確定不移，離開了對等體的互間作用哪有什麼黨？黨的生命力就在於與他黨的相互作用裡，它不在對等體之間發生作用到哪去獲得生命力呢？

（1--D）、黨必須以他黨為作用對象，政黨的對峙是社會活力的源泉

人是個體的，各在自己特定的背景裡形成意識，而且人對宇宙的認識是從已知指向未知的，對世界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看法，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是難以避免，衝突造成破壞，衝突也激發知慧，很自然的就形成社會，用它的的功能來調整人際的聯繫，避開衝突，聚集智慧。

因為人既在直觀，又在思考；既要感覺，又要抽象；而人的意識是由許多單項能力綜合而成的複雜機能。人是世界事實，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衝突直接發生在世界事實裡，黨是理性事實，黨與黨之間的互作用卻只發生存理性內部，它並不要要對人的征服，只需嚴格的被求證，它解決的是真與假，誠信與不誠信。

當布希的共和黨擊做了克爾的民主黨時一滴血也沒流，但政權乖乖地轉入到共和黨一派。

共產黨卻用八年的養機坐大，又用五年時間發動對被抗戰累得疲憊不堪的國民黨的內戰，用上千萬生命的犧性才完成了同樣的事情。可見共產黨不是一個純粹用理性建立的事實，它還沒吃透「理性」是個什麼東西，還不善於只活動在理性的批判之內。沒有充分發達的理性只好仰仗發達的四肢了。

政黨不是由一些人想出的嗎？可你之能想這個能力並不是由你自己裝備的。

別人也有他們的所想！他們之能想的能力與你的是由同一力量所裝備。

為什麼不把這種平等性做成社會的不可動搖的原則呢？

人之是人，並是不問你想什麼、怎麼想而有所異變。

一個合法性的政黨是來認識人的性質，把握人的性質，追隨人的性質。假若一個政黨連世界存在物都不是，根本還原不到黨類之中，它憑什麼來管具有世界性存在的人呢？它憑什麼來「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我的回答是：吊！黨算哪份子吊毛？！（請不要意為我在這裡調侃，不！這是嚴肅的理論批判，我的這個咒罵恰到好處地與理論天衣無縫）。

被共產黨指為發達的國家，沒有一個是由黨來領導的，那裡都是人在領導，，因為只有人才是真事實，才是全類之中無例外的，才既有身體又有智慧，且智慧是依附在身體上，人性就是它的物質性。

可黨呢，黨的智慧依附在哪裡？黨連個有機的肉身都沒有它的智慧從哪裡生出來？「什麼集中了全黨的智慧」，純是黨它娘的沒蹤沒影的胡話，黨裡的成員是人----有鳥黨沒鳥黨他們都照樣有智慧，我相信毛澤東不干共產黨也一樣不是草包，他可以在藝術、思維領域裡做出成績，黨沒有智慧，神話黨是人神聖自己的一種假借：毛澤東是大色狼，干了共產黨並沒有絲毫的不色，不同的是可借黨的名義無度地去色。

所以黨只有存在在黨裡，人才不能假了黨的名義貪得無厭，肆無忌憚。有一些對等的力量在制衡著你，像那齒輪這一個的齒被另一個槽恰到好處地包含著，那一個的齒又被這一個的槽天衣無縫地咬著，那一個都別想脫離開機制鉗制。

君不見輝格黨咬著托裡黨，托裡黨啃著輝格黨，就像《易經》的陰陽互作用，咬來啃去智慧都讓那大不連顛給吸盡……看美利堅的民主與共和，刀光劍影地撕來殺去造就了這個地球上憲兵，沒有這個憲兵行嗎？不行！因此說黨與黨的對峙就給民主躦了空子，給個人尊嚴以機會，民主機制一經確立就別想叫它不讓人服舒，就別想國民不慈眉又善目。

（1--E）、政黨只能用來保證政權的合法性，不能用作控制或領導國家的力量

如果認真考察民主國家的政黨，不難發現它們並不在政權之中起作用，政權是根據共同契約來管理國家的，處在政權中的：是有高度智慧和誠信的自然意義的人，不是政黨。他們既不用政黨的名義，也不賦予政黨以最神聖地位。其實它真正落實了：存在的、有智慧的只是人，黨只起臨時召喚的作用----所謂「黨性」，和神性一樣只是人的異想天開的賦予，根本就沒有。

在這裡，只有在政權的法定更替期間，政黨才起實際的作用：通過它，來最有效地發掘本黨理念，儘可能地擴大在國民中的影響，削弱對立政黨的影響，最大可能地吸引民眾----民主國家的政黨只是用來爭取民眾支持的，除此之外政黨不在國家生活裡發生其他作用：

（1）、民主國家的政黨並不對民眾具有權威；

（2）、民主國家的政黨不塑造自己的意識形態；

沒有與人性可相區分的黨性；在那裡做為政黨成員的人並不因做了黨員而與原來有絲毫區別，人始終只有一個人格，人並不染社會人格。

以上兩點可以看出民主國家的政黨只是政權合法性在程序上的保證環節或條件。政黨並不染指政權，他們知道，無論給人套上什麼名義，包上什麼大旗，人其實還是原來意義的人。用了黨的名義也並不改變人原有的性質，只是把人原有的性質給掩藏起來，使社會少了真實。在政黨政治的國家，政黨並不在憲法裡佔有地位，國家生活裡只有有血有肉有情的人，沒有黨。黨只是人的臨時否喚方式，沒有人性之外的黨性。

這一點----政黨只是政權合法性的程序環節，不是政權的佔有者，不是國家的領導力量。只有保證了這個本質，才不是人民怕政黨，而是政黨怕人民。才是憲政。民主就是只許政黨參入政權，不許政黨佔有政權。

胡錦濤命題卻是把人的能選擇性只做原因來看的。他的話沒給人的必然性留下機會。一旦能像胡一錦濤那樣提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像在下這樣在這裡對他的命題做理性的批判，都是處在選擇能力應用中的事件，我們能選擇不死嗎？江澤民號召別人選擇主旋律，選擇「以德治國」，可他為什麼不選擇坐懷不亂呢？須知我們的能選擇性不是充分地有效於自己的。我們人類是自然中的一個事實，這是最初始的也是永恆不變的聯繫，自然在創造我們之時已把我們生存應遵循的原理牢牢地鑿在我們的肉體之中了，社會地責任只是認識它、抽象它、符合它。要不怎麼會有「人本主義」這個原則呢？

人就「是」自己的本，不是以自已「為」本。是自己的本就是讓社會性完全符合自然性。人愛幹什麼讓它自由地干去，社會對人得表現出「無為」。

胡錦濤命題就與自然事物不能違背自然的命意而挑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