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福建省閩侯縣和福州市，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島市也分別有數萬失去了土地的農民代表發起了罷免當地黨政領導的行政職務和他們的人大代表資格的活動。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廣西、江西、湖南等省份的失地農民代表也紛紛準備去福建「取經」。這場農民大規模依法罷免活動，蘊涵著驚心動魄和血淚屈辱，在「民權運動」的大背景下正展示其巨大而悲壯的象徵意義。
2003年被稱為「新民權行動年」，從SARS事件中對政府信息公開的要求，到孫志剛事件中對收容遣送制度的譴責與惡法的廢除；從公眾對鄭恩寵案、孫大午案的關注到民間為李思怡案、黃靜案的呼籲；從民工討工錢到小區業主維權；從獨立候選人競選區縣人大代表到一波一波的網路籤名、知識份子公開信，民權運動的聲浪遍及農民、下崗工人、城市居民、知識份子等各階層各行業，所爭取的事項既包括人身權、財產權、言論自由，也包括選舉權利：爭取自由與爭取民主同時進行。耶林所吶喊的「為權利而鬥爭」，正在成為中國大地上雖經壓制而應者雲集的一種聲音、雖經阻撓而百折不回的一種實踐，像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這種各案的、分散的、和平的、訴諸法治的維權行動，是特定背景下中國公民爭取民主自由的現實路徑－－其中有許多值得總結和發揚的閃光點，包括非暴力精神與漸進主義的法治精神。
對地方黨政領導的行政職務和人大代表資格提出罷免的行動，直接挑戰了傳統百姓心中的官民定位，反映了中國農民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的覺醒。因此發生在21世紀的這次萬人簽名罷免市長的活動，應該成為國人精神史上一次不小的事件。傳統社會裏，對官民關係的理解除了君臣、主奴關係以外，幾乎沒有別的想像。難怪魯迅把中國歷史分為「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而農民罷免市長、罷免黨政領導的人大代表資格，則把官員看成是公民的代理人；如果腐敗枉法，不盡責任，濫用暴力，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代理人，就失去了繼續行使公權力的基礎。公民是主人，是委託人，是納稅人，是公權力的真正來源。這本是很顯而易見的事情，可是中國體制的弊端妨礙了人們產生這種意識：人們到處看到的是官員作威作福，怎麼會想到他們是僕人？人們到處看到的是官員對上諂媚、對下驕橫，怎麼會相信他們是代理人？看看官員們面對公民的上訪維權和罷免行動的所作所為吧：
－－2004年「兩會」期間，唐山警方在北京大規模搜捕、拘禁進京的農民代表，恐嚇和監控提供援助的律師和記者；
－－「福安警察在各鎮大規模搜捕農民代表，當眾焚燬農民簽名的罷免書，並禁止農民搞罷免活動。」
－－「秦皇島18000萬多滿族移民的代表董達、王桂娥等人七年來不斷向省裡和中央反映他們的移民補償費被侵吞截留的事實，但很多移民代表被關押、毒打和勞教，有的還被判處有期徒刑。除了上訪，他們也採取過法律手段，比如行政訴訟的方法，但當地法院往往採取不給農民立案，剝奪農民訴權的方法來回答農民。他們也去找過當地人大，要求人大對移民的呼聲和立案申請進行個案監督。但秦皇島市人大對移民的請求若罔聞。」
－－2000年4月，玉田縣100多移民在去石家莊上訪的途中，統統被大批警察按法輪功抓起來，每人都被打傷，有的肋骨被打斷，有的骼膊腿被打折，40多人被抓，其身份證至今仍被公安局扣壓，且被罰款數萬元不給收據，其中張鳳、劉素娥、劉增復、柴潤秋等4人被以衝擊國家機關罪分別判刑3至5年。
－－上訪者李鐵被警察抓到玉田縣火葬場，蒙住眼睛，嘴被插入電棍，手指和肋骨被打折，還被反綁，澆上汽油（實際上是水），推進火化爐，還被恐嚇到：「還上訪不上訪？不然使你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顯然，這些公權力的行使者完全不能夠代表公民的利益、保護公民的權利。聯繫到2003年北京高校獨立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受到的阻撓和壓制，聯繫到被曝光的那些人大官員的貪污腐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農民罷免人大代表，一個根本原因是農民的選舉權利沒有真正實現，選舉程序並不是民主的、能夠反映民意的。這裡既有立法的缺陷、制度的漏洞，又有實際選舉的虛假。因此我們才看到了福安市人大官員與農民代表有這樣的對話：
－－「你們老百姓不知道有關罷免程序現無明確的法律規定，因此這次罷免不能進行。法律規定只有10人大代表聯名議案才能進入罷免程序」。
－－「人民的代表不是人民選的，他怎能接受人民的意願，並把人民的意願變成議案？你是否知道1986年吉林省梨樹縣老壕村海選壯舉的故事，開了中國民主選舉之先河，當時的法律也沒有規定村委會可以民主選舉，正是由於老壕村村民的首創精神，中國的民主才有了一大進步。1998年11月，中國才頒布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現行的罷免市長的法律我們認為有惡法之嫌，現在全世界都知道福安市萬名公民欲罷免腐敗市長，可是從市到地區，到福建省沒有一名人大代表到我們面前問一下為何要罷免藍如春，如此木訥的人民代表在先進的文明國家是絕不會見到的，因此我們不寄希望於現有的人大代表會為民作主，我們要依靠憲法主張修改地方組織法的有關罷免程序，至少我們堅持要福安市全民公決的權力……」
從罷免理由書列舉的事項上我們知道，福安市公民的自由被嚴重踐踏，而民主的缺失可以看成是自由權利得不到保障的一個原因；當然，反過來說也成立：由於自由的缺失，使當地公民無法享受真正的民主。這個案例展示了民主與自由的複雜關聯。
面對竊據權位者的種種恐怖主義高壓，農民們並沒有走上暴力復仇的道路，正如一位學者在「唐山、秦皇島、寧德、福州農民罷免活動研討會」上所說：「千百年來，官逼民反的農民是，求生存，鬧革命，殺貪官；如今卻是，學憲法，罷貪官，求生存。從暴力革命到非暴力革命，真是中華民族的一大進步。」我們注意到，從這個事件一開始，就出現了記者、律師和學者－－他們既作為法律知識的傳播者，又作為法律實踐的指導者；既是事件的參與者，又是報導者和理論總結者。律師、記者、知識份子和農民一道，在憲法實踐中反思自我、總結經驗。「為自己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自身利益成為維權行動的持久動力，也是制度進步的根本動力。藉助法律專業知識，藉助對中國社會的洞察和感受，公民在制度的縫隙之中進行艱難的探索。已經付出的代價或許太大了，將要付出的必定更多。可是舍此沒有其他捷徑。
儘管遭遇了重重挫折，但是一系列的公民罷免案已經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性力量。在民權運動方興未艾之時，為公民的憲法實踐填上了濃濃的一筆。
力量來自公民對自由和人權的渴望。人性本是相通的，對不自由、非正義、反人權的憎惡與反抗，是人的天性。一旦被壓抑得超過一定的限度，人們就會加入爭取權利的隊伍。一旦出現「在鬥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這樣的情勢，人們本能的對於成本收益的計算將變得十分清晰：這既是人們爭取自由的強大動力，同時又是一個相當危險的信號，因為，在這種局勢下，很容易演變成非理性的群眾暴力的總爆發。
但是人們選擇了法律。力量來自《憲法》、《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法律文本，來自人們對法律的理解和期待，來自 「法治」本身的意識形態力量。農民們拿起「法律」作為「武器」，即使他們面對的是拿起「武器」作為「法律」的公權力。當農民手持「憲法」小冊子對抗暴力拆遷的時候，薄薄的憲法小冊子產生了巨大的象徵性力量：它雖然不能抵擋拆遷者的推土機和警察的電棍，但是它的力量作用於人心、並指向歷史。通過學習法律條文，公民爭取使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落到實處；通過掌握法律的精神，公民利用制度允許的空間來挑戰惡法。我們在這個事件可以欣慰地看到，農民維權運動滲透著專業的精神和法治的理性。
人們選擇了和平。力量來自非暴力精神。即使遭受侮辱、欺騙和推委，人們也沒有失去耐心，即使遭受毆打、關押和恐嚇，人們也沒有選擇暴力。堅持非暴力精神是探索自由的一個重要前提，這需要堅定的信念的擔當的勇氣。聯合簽名、遞交罷免書、網路傳播、提起訴訟、法庭對抗、質詢人大，並用自己的肉身去承受監控、刑訊、拘留、勞教、判刑等各種不幸和侮辱。他們正在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世界上存在著比暴力更強大的力量，理性的秩序將戰勝暴力維持的安定。「非暴力是一個教育公眾的過程，它滲透到社會的所有方面，最終使自己不可戰勝。」（甘地語）在命運多舛的改革進程中，非暴力精神的成長壯大直接關係到中國的前途。不管這種非暴力精神來自民間的創造、來自傳統的智慧，還是來自普遍人性的深沉底蘊。
哈耶克認為，制度不是設計的結果，而是行動的結果。在這個體制下，我們的每一點權利和自由都需要艱難的爭取和探索。我們在今天的體制下行動，而明天的體制將取決於我們今天如何行動。民間維權運動正在重塑中國公共政治生活的形象，正在尋找中國人的權利和尊嚴。這個爭取自由和公民權的過程，同時也是對民主與自由的一個學習過程，一次實戰演習，一次公民的自我教育，也同時是知識份子自我啟蒙和自我救贖的過程。在我們的語境下，寬容的精神、民主的要義、自由的技術，只有在爭取民主的實踐中才能逐漸掌握和養成。
在一個貶低公民人格的社會裏做一個負責任的現代公民，在一個壓抑個性的社會裏保持自己的獨立和寬容精神，在一個缺乏民主的體制下開始我們的民主實踐，在一個限制自由的體制下探索自由的可能性。我以為，這應該成為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的信念和使命。救贖之路在我們自己腳下。
2004年6月14日 於北京昌平
發表於《現代文明畫報》2004年7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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