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共如何面對社會抗議

當出租車司機的罷工開始以後，銀川市長有出面道歉。不過，在銀川市長對市民的所謂「道歉」中，並無一字對市政府巧取豪奪之亂政的歉意，而是施展權術，玩弄字眼，再次將責任轉嫁到「少數別有用心者」的煽動，這真是賊喊捉賊欲蓋彌彰。真正煽動這次罷工的罪魁禍首是誰呢？不正是朝令夕改、作威作福的銀川市政府嗎！

每一次使中共政府丟臉的群體事件過後，中共總可以及時地找出一些「別有用心者」，栽贓陷害，轉移矛盾，殊不知，正是這種推卸責任的態度，這種以無辜者的自由為他們洗刷責任的做法，為下一次更大規模群體事件的發生製造群眾基礎。

由於中共不肯正視各種群體事件的根源，不從根本上建立民主科學的決策機制，並漠視民眾的理性要求，堵塞正常的申訴和訴訟渠道，最終只能使弱勢群體形成一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理。而對「少數別有用心者」的肆意打擊，又使得民眾在上訪或集會示威等事件發生時，為降低個體的風險，產生出一種讓更多人參與進來以形成保護的心理，可以說，中共對法律的隨意運用，及其殺雞駭猴的拙劣做法，對歷次群體事件的醞釀和迅速擴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破壞穩定」的能力，絕不是「少數別有用心者」能夠比擬的。

單從運作技術上講，在引發風潮的相關規定發布後短短的幾天之內，「少數別有用心者」也沒有可能將6800多輛出租車全部「煽動」起來，集體罷工事件的發生，背後是一種忍無可忍的群體心理。這在罷工前的上訪行動中已有顯現，但是銀川的官僚體系對此似乎沒有覺察，直到罷工事件發生，「黨和政府」的顏面喪盡之後，才回過味來，開始照自己臉上打耳光。

為了避免大規模群體事件的發生，中共一直採取高壓政策，廣佈眼線，肆意拘押無辜，但是在這個信息高速傳播的時代，權利意識覺醒的民眾很可能在一種「大鬧大解決」的無奈心理驅使之下，以中共意想不到的方式形成合力。壓得越狠，反彈越大。假如某一天，在北京的街道上突然冒出萬人計的抗議人群，從目前的民眾情緒看，應該不會令人吃驚，而在民怨沸騰而無處申訴的政治氛圍之下，這種事件的形成似乎只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專政機關的布局再嚴密，總有防範不到的時候。而在長時間的壓抑之後，任何成規模的聚會都有迅速聚集、星火燎原的可 能。
(自由亞洲電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