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恰似一個「國家安全套」

最近流傳一謎語，謎面是「國家安全局制服」，猜一種計畫生育用品。答案是「安全套」。我想這裡面有三層意思，首先表示國家權力是陽性的，對個人而言意味著擴張、侵略、強制、勃起和施暴。古代的說法叫做乾綱獨斷。這個判斷否定了長久以來的一個謊言：一個接一個老而無須的獨裁者，總喜歡把國家權力女性化，喜歡藏起胯下的陽具，把白己及其人妖團夥，裝扮成公民們在政治上的「母親」。前不久我一個朋友聽朝鮮電臺，一個生下三胞胎的年輕母親激動得失去分寸，說要感謝黨，說沒有金主席就沒有自己這二個孩子。這話糊塗極了。放在美國固然不妥，人們會以為這位母親在講述另一個拉鏈門，指證偉大領袖有生活作風問題。但放在朝鮮同樣不妥，因為把獨裁者抬舉為受孕的源泉，這就無意中顛覆了「母親」形象的陰性敘事。而且會引出一個問題，如果國家和領袖是一枚偉岸的陽具，那甚麼又是應該戴在國家頭上的安全套呢？

如果按劉荻的觀點，認為妨害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就是國家本身，那麼憲政制度就是人民想套到國家頭上去的一個安全套。違憲審查是對立法者的「計畫生育」，分權制術就是對獨裁者施行的絕育手術。民主呢，民主是上床之前的自由戀愛，憲政是上床之後的避孕措施。很多人誤以為選舉的意義是尋找白馬王子，其實選舉的目地只是防止被強姦。民主和憲政一樣，在本質上都是防禦性的。防止來自獨裁者和槍桿子的強姦，使一場統治就像一場婚姻，具有一種「我願意」的正當性。

不過持以上觀點的人很可能因為「顛覆國家安全（套）」的罪名被國安抓起來。困為按照抓人者的立場，憲政制度是並不需要的。他們會驕傲的認為，有國安部就足夠了。「國家安全部」就是一個彈性良好、密不透風且有水果味的「國家安全套」。在每一次國家向個人施暴的場合，這幫蠢貨不是把這個套子套在國家機器上，而是套到人民的脖子和嘴巴上。他們出於無知，誤以為這樣就不會留下仇恨的種子，留下極權體制下叢生的孽障。

◎ 國安局的制服象徵權力不受制約

因此謎語的第二重含義，是獨裁者反其道而行之，將其豢養的特務和打手當作了自己行淫時的「安全套」。國家安全局的制服象徵著權力不受制約，象徵若不受制約的權力也不受追究。從這個角度延伸說，一切國家權力機構的制服，對身穿制服的執行者來說，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安全套。困為和安全套的功能一樣，制服既意味著一種許可，同時也意味著一種豁免，意味著一種無須承擔後果的特權。

因此一個獨裁的政權對制服的需求，就像行淫者對安全套的需求一樣。行淫時戴不戴安全套，就和抓人時穿不穿制服是一個道理。警匪片中有一個常見的情節，強盜瞧不起警察，對他說，你不就是穿了這身皮嗎？不就是有把槍嗎？你有本事脫了這層皮和我單挑。於是好勝的警察想證明自己不憑籍國家權力也能制服對方，就脫下制服、警徽和配槍，說現在我不是警察了，我和你打。

這個被濫用的情節非常有意思。說明警察心虛。說明象徵著施暴特權的制服並不能給他一個完整的說服力。所以在強盜的輕蔑和挑釁下，原本理直氣壯的正義感才會迅速流失。脫下制服的警察是可愛的，困為他不僅關心自已作為一件國家工具的職能，而且還在乎自己作為一個個體的自尊。只可惜在現實中，大多數穿上制服的獨裁者及其幫凶是沒有這種勇氣和自尊的，他們只敢在制服的掩護下施暴。沒有安全套他們就不敢勃起，不能勃起。獨裁者一旦失去制服就彷彿太監失去他們的命根子。一個穿上制服才敢施暴的獨裁者，就像一個依靠槍桿子才能統治的政權，在其私人生活中將注定是一個性無能者，一個只有半個睪丸的傢伙。他手上不握一把滾燙的槍，不告訴對方自己是OO七或者三軍統帥，他就根本沒有辦法勃起。因為沒有真正的尊嚴，就沒有真正的性能力。

脫下制服的警察我們並不怕，因為我們的人格不比他低微，我們的陽具也並不比他的小。但制服是可怕的，制服給了強權一種正當性，一張赦免令和一個安全套。制服是一種偽裝，它暗示自己的合理性，暗示自己的克制力，從而給了受害者一個可以忍受和必須忍受的假象。我們活在獨裁者的制服之下，就像受辱的婦女活在強姦犯的安全套下。國家對無辜的入獄者說，我抓你是穿了制服的，是有正當程式的。這就如強姦犯對受辱者說，我搞你是戴了安全套的，我是溫情脈脈的。

◎ 國家安全為令人噁心的藉口

在蠻橫者的謊言之下，我們將揭開這則謎語的第三重含義。「國家安全」到底是甚麼？在一個獨裁政權，在一種既沒有自由戀愛、又缺少避孕措施的統治下，「國家安全」只不過是一個「套」，一個陷阱，一個令人噁心的藉口罷了。一個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圈套，在後極權時代無限膨脹，結成一張民眾中間隱形的偷窺之網。我們只看被揭露出來的東德「國家安全部」那龐大的線民網路，就能推測我們自己的處境。獨裁者躲在套子裡面意淫、手淫和行淫。他們竊聽、審查、綁架、監控；他們整肅、收買、報復和恐嚇。他們保護的是強姦犯的安全，不是受辱者的安全；保護的是劫機犯的安全，而不是淪為獨裁者人質的公眾的安全。

但圈套的意思是，當一個國家像一架飛機那樣被劫持，原先的飛行員被槍決。這時劫機犯說，我們的安全就是國家的安全。困為危害我們是會讓整架飛機墜毀的。這話的真實性和它的無恥一樣令人寒心。一旦綁匪穿上飛行員制服，危害駕駛艙內的綁匪就成了危害人質，危害「國家安全」。這個邏輯就是槍桿子底下出政權的邏輯，正是槍桿子營造出一種綁匪與人質的連帶風險，使「國家安全」成為一個套。而正是這種連帶風險，給獨裁者的統治造出一種繼續存在的合理性，使人們長久的屈從在獨裁者的治下，甚至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兒交出去，去和綁匪一起表演「激情燃燒的歲月」。

「國家安全」，就在極權體制下活生生的變成了一個恐怖主義的辭彙。但一個對安全套生出了依賴性和戀物癖的獨裁者，注定要不斷喪失他的性能力。槍桿子帶來的連帶風險在市場化過程中也會慢慢被稀釋。於是「國家安全」部通常都會成為後極權體制下一個膨脹最快的政府部門，成為一個繼續製造和經營連帶風險的打手，並充當獨裁者的皮條客。

我想沒有一個活在國家安全局窺伺下的人，不會懷念和渴望一九九O年一月十六日。那一天成千上萬的東德民眾曾如決堤的洪水，從四十餘處入口湧進國家安全部的院子。他們把負責國內監視與竊聽行動的辦公室砸得稀爛，把浩瀚的絕密文件和檔案從窗戶拋出去，鋪滿了大街。

不過作為一個憲政主義者，我首先關心的還不是這種打破「國家安全套」的狂歡。我夢寐以求的是有一天能反過來給國家戴上安全套。有一天，面向權力的民主憲政制度，能夠取代面向公民的「國家安全套」，像獨裁者在農村結紮我的姐妹們一樣，把狗日的獨裁者也給結紮了。

(開放雜誌9月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