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刁民到土豆

據說中國是信奉人性本善的,這個和西方人不一樣。西方相信人性本惡,所以設計出了一系列制度防範大家,讓壞人無漏洞可鑽。這樣談下來結論當然是中國人吃虧就吃虧在太忠厚了,太相信人了。聖人說了:「人之初,性本善」。聖人又說了:「人人可以像我一樣,當聖人。不要搞盲目崇拜。我不是天才,不過是把你們喝咖啡的時間都攢下來,用來養浩然正氣,結果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給皇上進諫有精神了。浩然正氣,養著方便又實惠。」
   你要是光看聖人的話,你會覺得古代中國實在是太可愛了。不信人性善簡直就是瞎了良心。可是你要是真在當時街上溜躂溜躂,很可能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你會懷疑,這些聖人怎麼都跟上學時候碰到的政治輔導員似的,一個個瞎三話四的。
  
  
   比方,知縣老爺對人性就有另一種估計。看古代小說的時候, 經常能看到老爺斷案子的場景,當真是英明神武:一拍驚堂木,大喊一聲:「人是刁蟲,不打如何肯招!」然後開始棍棒伺候。《叫魂》裡對清代的刑訊做過一個描述(這種刑訊是合法的),說當時那種夾棍,如果碰上比較敬業的衙役,只一夾,就能讓你的腿骨夾出裂縫來,再夾一夾,就能把約翰遜一下夾成張海迪。饒你是再刁的刁蟲,也得給教化成爬蟲。
   聖人說人性本善,知縣老爺說人是刁蟲。哪個有代表性呢?我覺得還是知縣老爺有代表性,否則就很難解釋對人性這麼有信心的國家,為什麼會在法庭上弄一堆夾棍來獲取真相。據說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惡的,但英國人弄了一堆陪審員和律師,取代了夾棍。清朝一個使節劉欽差,曾經觀摩過英國審訊,後來記錄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們太傻,有苦說不出,所以設立了律師。
   那麼,清朝沒有律師卻有夾棍的原因,是不是因為領導對老百姓的智商估計過高,而對他們的道德水準估計過低呢?
   我覺得,劉欽差和眾知縣對老百姓的評價是有普遍意義的。他們往往認為老百姓是「非傻既刁」或「又傻又刁」,評價實在是不高。他們說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領導身上了。人家說的人性惡,卻多是堤防領導手持夾棍,惡性大發。二者之間的分野又那裡是對人性本身的評價差異呢?
  
  
   碰上了端坐在夾棍從中的知縣老爺,眾刁民全然沒有脾氣,只能任打任夾。說讓你納糧你就納糧,說讓你抗大包你就扛大包,說多受你些火耗就多受你些火耗。一點脾氣沒有。有時候你交糧人家還不收,說下班了,還把你著急夠嗆,大家急不是怕繳不上糧,國庫受損失,而是怕人家明天上班一查:這小子逾期沒繳,先別繳了,說你呢說你呢,先別忙著繳了,上來夾一棍子再繳。你去告人家欺負人?告上去就知道人家一夥的:好,發回重審,看老爺不夾死你個龜孫!
   這個時候,其實這窩官和一個成功的黑社會沒有什麼兩樣。這窩官的算計和黑社會的算計也沒有什麼太多兩樣,都是怎麼從這幫子刁民身上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百姓對黑社會與官的界定有時候也模糊,反正都是能拿東西能夾人的。我記得看過一個民謠: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官的搜括效率還遠在盜匪之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全然罵倒這些貪官。把大家剃了個禿瓢的官有的時候還是寶貝,百姓一時還捨不得放他走。有個記載說:一個貪官離任,可愁壞了一眾百姓,大家都嘆氣說:好不容易餵肥了一個,現在又要換個空肚鴨來了,可如何了得?
  
  
   當然,大家最怕的還是流寇。因為流寇和一般的坐寇左坐官不一樣,他們是一錘子買賣,都是寧願殺羊不願剪羊毛的主兒。天下大亂的時候,流寇流官太多,老百姓受不了這個禍害,當真是受苦人盼望好光景。這個好光景就是殺羊的變成剪毛的那一天。到時流寇坐在大堂上,不殺人了,改拿棍子夾人,眾綿羊一起嘆服:河清海宴,真太平世界也。
  
  
   馬克思有個很有名的比喻,他說東方民族的人民就像一個大麻袋裡的土豆,一個個慈眉善目的受氣樣,彼此分散,沒啥組織。如果對比中西曆史,也可以發現: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是有一個龐大統一的帝國權力組織,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紀的中間組織,沒有享有自治權利的城鎮,沒有分散的貴族權力,沒有和國王抗衡的宗教組織。整個國家就是一幫子夥在一起的領導,加上幾千萬或者幾億個土豆。
   刁民被棍子夾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實。領導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幾個土豆出來,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實實,盼著別輪上自己。情緒激動喜歡瞎叫喚的土豆一旦被領導發現,肯定被拿出來油炸了下酒。土豆進化的結果就是土豆越來越像土豆,澱粉越來越多,血性越來越少。
  
  
   領導上也會有困難,那就是有可能會有入侵者。農業帝國最害怕遊牧民族的入侵,遊牧民族偏又最喜歡入侵它,都想來分點土豆吃吃。這時候,領導又希望這些土豆忽然精神煥發,殺退這些蠻子。但是「撒豆成兵」總是很困難的。土豆早已被夾棍夾成了澱粉球一個,打仗實在不是強項。帝國有龐大的財力,有龐大的人力(或者說土豆力),有各項軍事物資,按理說,打幾個蠻子應該問題不大,可結果往往是不盡人意。
   說起財力,宋朝皇帝曾經盤算過:我懸賞多少匹布買一個契丹人頭,價格應該說是不低了。契丹也沒所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們的頭全買下來,大家穿衣服省點就是了。可懸賞出來以後,並沒有出現大批契丹人自殺了把腦袋換布穿的喜人景象。我想即便皇上把這些布裁剪成範思哲西服,結果也未必會有兩樣。
  
  
   至於人力,情況就更荒唐。滿洲入關的時候,人口只有三十萬到四十萬,這個數字實在是小得可憐。要知道,當時明朝有差不多一億人(或者說有一億個土豆先生/女士)。同樣,蠻族入侵羅馬帝國的時候,人口和羅馬人比起來也少得不成樣子。汪達爾人只有8萬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個北非。我想那些羅馬老百姓多半覺得戰爭類似於黑幫火拼,和自己這個土豆沒有什麼大關係,還是當繼續土豆比較穩當。
   土豆的這般算計倒也沒什麼大錯。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的過於嚴重,以至於即便明知對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難有效抵抗敵人。《草原帝國》裡轉載過一個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時候,一個蒙古騎兵碰上了一個老百姓,就讓他趴下受死,那個河中土豆堪稱良民典範,當場趴下等死。但這個蒙古混蛋手上碰巧沒帶兵器,就命令這個土豆繼續保持臥姿,然後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這個土豆也就一直保持臥姿,很有耐心。有人見了,讓他趕快跑,他說:我不敢。結果還是堅持到蒙古人回來,一傢伙砍死了他。
   這些馴服羔羊的背後,就是那些森嚴的夾棍。沒有這些夾棍的反覆摧殘,沒有有組織的系統奴化,你很難想像,一個人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羔羊一個土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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