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遠在「文革」後期的沉默和困惑

2004-08-31 18:12 　程思遠與梁漱溟都是廣西同鄉，論年齡和輩份，梁漱溟與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同輩，比梁年輕15歲的程思遠一直自稱晚輩，恭稱梁漱溟為「梁老」或直稱「老前輩」，而梁則稱程思遠為「程公」或「程先生」。
　　程思遠1965年隨李宗仁先生從海外歸來，程在這件當時轟動海內外的大事中有過突出的貢獻，次年即發生史無前例的「文革」，以至於對李宗仁先生和程思遠還來不及作政治安排。1969年，李宗仁先生病逝。程思遠先生長期住在北京，差不多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1972年，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全面恢復學習(此前於1970年起即有學習活動，但不定期，人數也較少)。經有關方面同意，程思遠參加直屬組的學習，每週二、三次，次次必到，開始是組員，至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增補為直屬組召集人。

　　身份特殊的程思遠不像學習組的其他成員，多年來經歷過各種政治運動，剛開始時，他在學習組從不發言。從1973年底開始，「批林批孔」運動掀起高潮，整整1974年，政協直屬學習組都在「批林批孔又批梁」的高潮中度過。程思遠在學習組里長期保持沉默，無奈這是一場政治運動，凡參加者都必須表態，或長或短，或早或遲，都必須髮言。程思遠在全組所有人都多次發言之後，批判梁漱溟的會議即將由小組會批判升級為大會(一二百人參加)批判的時候，程思遠才表態說：「我擁護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我學習了許多文件，讀了許多文章，傾聽了諸位的發言，我深受啟發，深受教育。但與各位相比，我還是一名剛剛啟蒙的小學生，因此我沒有勇氣發言，更不可能像有的同志那樣出口成章，洋洋一大篇。對於梁漱溟先生，我一來這個小組就說過，他是我的鄉長，是我們廣西老鄉中的前輩。眾所周知，他是一個學問家，對孔孟之道深有研究，而不像我這樣的知識淺薄，只知皮毛。但我以為，梁老的錯誤卻在於他太懂得孔孟之道了，反而被學問所誤，而脫離了現時的政治運動，發展到成為政治運動的障礙。要批判梁老的學問，我才疏學淺，沒有資格。要勸阻梁先生不要執迷不悟，而繼續阻礙當前的政治運動，那倒是我們的共同責任。這也是我的態度。」相比之下，程思遠的這番話在當時是屬於最溫和、最不夠「火力」的。因此，梁漱溟也表現出少有的認真，聽後居然點頭示意。

　　1974年11月，社會上「批林批孔」運動悄悄收場，政協直屬學習組的「批林批孔又批梁」也宣告結束。1975年大半年，儘管兼任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總理病重，政協直屬組的愛國老人們自然心情沈重，但毛澤東主席決定起用鄧小平，還是給愛國老人們帶來迷茫中趨向穩定的心緒。因此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直屬組的學習趨向平靜，可稱之為以正面學習為主，各種交鋒、批判的過激言論和舉動一時間悄然退去，但好景不長。從1975年秋後，樹欲靜而風不止，批判「三項指示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只差點出「批鄧」兩字。政協直屬組的老人們憑經驗預示到山雨欲來，每個人都緊縮著心，沉默不語，弄得每次學習會都得通讀「兩報一刊」社論和「梁效」之流的大批判文章，以彌補大家均不發言的長時間的冷場局面。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病逝。政協直屬組的老人們自行決定，以一個多月的時間，講述每個人同周恩來的交往，以表達極為悲痛的悼念之情。二三月間，「批鄧」逐步公開化，暴風驟雨隨即劈頭而來，政協直屬組的老人們依舊沉默，學習會依舊宣讀長篇累牘的大批判文章。

梁漱溟一言不發。有一些平時發言比較積極的老人，這次也打不起精神。出人意外的是，參加政協直屬組已進入第五個年頭、很少發言的程思遠，卻站出來放了兩炮。發言的時間一次是在1976年3月底，一次是在1976年6月上旬。我當時在學習小組作會議記錄，先摘錄這兩次發言的要點。

　　程思遠第一次發言的原話是：「這些日子，有一個多月了，對新近開展的批『三項指示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我處於非常困惑、思想紊亂的狀態。有理論問題、認識問題，更有實際問題，我都迷惑不解。

　　「在理論上，有個問題我感到糊塗。根據毛主席的教導，黨內有思想鬥爭，這毫不為怪。但黨內思想鬥爭是否會一下子擴大到篡改黨的路線，復辟資本主義呢？是依據哪些條件而由思想鬥爭上升到階級鬥爭的呢？一個人思想認識上有錯誤，提『三項指示為綱』，而沒有提『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人是否就一下子上升為敵我矛盾，成為無產階級的敵人呢？我實在弄不清楚。

　　第二個問題，『三項指示為綱』裡的三項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話，我過去認為很好，現在的『文件』、『社論』又告訴我，『三項指示為綱』錯了，而且是嚴重的方向性的政治錯誤，但是，『三項指示為綱』的錯誤其要害究竟是什麼？我實在搞不明白，這個思想彎子不容易轉過來。

　　第三，毛主席、周總理在去年四屆全國人大，對國家領導機構已做了人事交替的安排，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到一年的時間，國內政治局面仍不安定，特別是自周總理病逝至今，明確開展了這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風起雲湧，再度陷入混亂。像我這種不瞭解內情，心中又放不下，神經又脆弱的人，真是經受不了呵，我的血壓也由原來長期正常的130/80，升到160/90，那是夜不能寐的惡果呵！我家小孩子從外邊抄回來的『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資派《一百例》』，說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綱領，我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理解不了，何以它成了反革命的綱領？我還聽來人講，最近四川省大字報上街，炮轟中共四川省委，公開點了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名，而且指名鄧小平是後臺，提出再度打倒鄧小平。我聽到這些消息，很不理解，心裏非常難過！」程思遠掉下眼淚，說不下去。

　　程思遠如此直言不諱是何等的犯忌！學習會主持人王芸生宣布休息一刻鐘。趙君邁委員走過去勸程思遠，說：「程公，您不必激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等無回天之力，就順其天意吧！」梁漱溟也走到程思遠跟前，說：「程公，你的問題提得好，但這是我們這些黨外(指共產黨外)之人無法知曉的難題！要解答，也得請共產黨內的高人。我看現在這樣的高人難請……。」梁漱溟邊說邊跟隨程思遠一起到政協禮堂一樓大廳踱步去了。政協直屬組也有幾位「政治敏感」的組員，看見程思遠離開會場，便把主持人於樹德、王芸生圍上，說程公今天的情緒不對頭，這種認識極為錯誤，需要「幫助幫助」。王芸生沉默不語，於樹德卻解釋說：「我看程公說的是心裏話，說出來比不說強，如何幫助，我們得搞清楚錯在哪裡才成。休息後我講幾句。」在當天學習會結束時，於樹德就既坦率又明確地對全組成員說：「程思遠先生今天的發言提出的問題，所表示的困惑，我看可以理解。最近幾個月來的政治學習，形勢發展變化如此迅速，請問在座諸公有幾位跟得上趟？又有哪幾位能回答清楚程公今天提出的這幾個問題？我以為，我們是內部學習，講自己的心裏話，提出自己解不開的問題，是允許的。我們能解決的，自己解決；我們思想認識跟不上，確實解答不了，那就向上反映，請高明的理論家幫助我們解答。當然，我們在學習組會上內部說的話，也不必到處隨便外傳，免得被人誤會，引火燒身。」

　對於樹德的這段話，沒有人表示異議，不少人還邊聽邊點頭稱是。

　　4月間，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政協直屬組的老人們更被這局面的驟變弄得目瞪口呆。政協直屬組自5月初開始，轉入關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學習。但老人們的學習，偏重於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在理論上的闡述，而小心翼翼地結合實際，儘可能避開聯繫當前的鬥爭。學習會時時出現冷場。出人意料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程思遠先生卻又鄭重其事地放出一枚「炮彈」，在6月11日上午的學習會上，他作了發言，好一派心事重重卻又侃侃而談的姿態。他說：

　　「我想諸位一定讀過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寫的《斯大林時代》那本書，最近我又重讀了一遍，這本書中講到，自1937年開始的蘇聯肅反運動，居然把70%的聯共17大代表逮捕或處決。當時斯特朗正在蘇聯，她有好幾個要好的蘇聯同事，都相繼被捕。其中一個被流放西伯利亞，這個人本來是公安幹部，搞肅反工作的，最後也把他抓起來了。斯特朗曾問過他，這場運動這麼不可捉摸，實際上對無產階級不利，對敵人有利，是不是有敵人打到內部來了，這運動正是敵人所希望的？這位同志回答，他也這樣想過，但他們倆都找不出根據來。

　　「多少年過去了。二次大戰後的日本、美國、西歐都有材料揭露出來，原來蘇聯當年肅反運動的開始，是希特勒情報部門利用了一個白俄分子保存的一封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的親筆信，偽造了文件，又把這些材料搞到蘇聯內部，於是才有了這場損失慘重的運動。現在看，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斯大林，也難免上當受騙。這一血的教訓，沉痛而深刻呵！」

　　程思遠的話，就說到這裡而止。此時此刻程思遠忽然冒出這段政治故事，是什麼意思？「醉翁之意」在哪一點？會後又有人向於樹德提出。第二次學習會程思遠告假。於樹德藉機在會上不緊不慢地說：

　　「程思遠這個人從國外歸來不久，就趕上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之前的政治運動，他一個也沒有參加過。因此，對他的要求，不能與我們一個樣，應該允許他有一個適應的過程。比如昨天他講的那番話，我看大家就不要聯想得太多。我的看法，程公這個人就是好表現自己知識淵博，看了那麼一本書，就要顯示顯示，恐怕沒有別的意思！我們的學習，還是各講各的，不必理他，就當聽了一段歷史故事吧。」

　　於樹德巧言「滅火」，又保護了程思遠一次。

　　說到底還是人同此心。因此於樹德的巧言對絕大多數組員來講正中下懷，能澆滅那本來就不想燒起來的「火」。平時快言快語、與梁漱溟關係較好、認同梁是大學問家的趙君邁(湖南軍閥趙恆惕之胞弟，當過國民黨政府長春市市長的起義人士)會下連連對梁漱溟說：「於老說得好，高，實在是高。我當年從香港剛起義回來，就什麼都不知道。程公一回來就趕上『文革』，還不腦子裡一團漿糊。」梁漱溟點頭，但勸阻說：「組長講過就行了，你用不著畫蛇添足，再發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