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將重顯「中國盛世之初」

　　「能夠展出這樣一個來自中國的激動人心地精品薈萃真是大都會博物館的榮耀」，大都會博物館館長德芒特貝羅說，「特別是現在，新的學術研究和最近的考古發現為對漢末到盛唐時期全面的文化重新評估提出了根據，使我們認識到這一時期並非漢帝國崩潰後的黑暗時代，而是外來想法大量湧入、使中國文化煥然一新，並為唐朝建立偉大藝術成就打下了基礎的一個時代」。

　　「這個展覽講述的是中國從漢末到盛唐這一段文化和歷史」。負責這一展覽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屈志仁說。「這一階段歷史，政治上比較亂，不過也是中國在歷史上比較開放的時期，當時有從北方草原地區進入的遊牧民族，也有從印度、中亞等西域過來的商人和移民，所以當時中國受到很多方面文化的影響，以後才慢慢變成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就是隋唐時代。我們都知道盛唐時代是中國文化最鼎盛時期」。

2000年從研究中國藝術的著名學者方聞教授手中接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的屈志仁，在大都會博物館工作已經將近20年。曾經擔任亞洲藝術部資深館長、中國古代文物和裝飾藝術顧問。

規模最大的一次合作

　　屈志仁介紹說，這次展覽除了四件展品，兩件佛像是大都會館藏的，還分別從克里夫蘭博物館和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各借了一件參展外，全部是從中國來的，全國各地一共有46個文物機構，如博物館、考古研究所都有他們的藏品前來參展。300多件文物中，除了大家熟悉的青銅器、佛像和陶塑外，還有金銀器物、絲綢織品、甘肅木雕和玻璃製品。最大的展品是漢末石雕避邪，高達3米多，這件展品將安置在展覽大廳裡。著名的展品還包括了南京磚畫「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這絕對是大都會博物館跟中國大陸文物機構規模最大的一次合作」。屈志仁十分肯定地說，「因為不僅展品件數多，而且牽涉的單位也比較多。這一次由於有中國國家文物局的全力支持才能有這樣的效果」。

　　大都會博物館曾經在1980年舉辦過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規模比較大的文物展──「偉大的青銅時代」。那是當時中國出來展覽的規模最大的展覽之一。「不過其意義並不在展出文物件數的多少，而在於它在學術上意義的大小」。屈志仁說，「以一些傳世的著名的青銅器，加上一些當時剛出土的青銅器，可以介紹中國整個青銅時代──夏、商、週三代當時青銅文化的主要內容，或是當時藝術演變的過程」。　　這次的情形跟上次一樣。當然由於這次展覽涵蓋期長，有5個半世紀，500多年，因此件數相對也比較多。屈志仁說，「我們希望這次展出不僅介紹中國近期出土的比較精彩的文物，也希望通過這一展覽瞭解一下中國的這個時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更新期，當時藝術和文化的演變，怎麼樣從一個很亂的時期變成了一個統一強盛的國家，而且把很多各地進入中國的文化都把他吸收，變成我們都知道的唐代非常鼎盛的一個文明」。

出土文物將為中國歷史填補一段空白

　　 2000年從研究中國藝術的著名學者方聞教授手中接任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的屈志仁，在大都會博物館工作已經將近20年，曾經擔任亞洲藝術部資深館長、中國古代文物和裝飾藝術顧問。「我們希望大家對中國這一時期的藝術有進一步的認識，這是最重要的」，問到屈志仁這一展覽將對國際間研究中國文化藝術業界產生什麼影響時，他這麼說，「因為中國這段歷史比較複雜。英國劍橋大學的有關中國歷史的一套書裡，魏晉南北朝一段就一直沒有出來。因為這個時期不容易做。一方面是缺乏研究的資料，另一方面是歷史學家並不注重出土文物的史料價值，我們就是想用出土文物補史料的不足，填補歷史的這段空白。當然不是說沒有歷史學家對此做出過研究。有的歷史學家已經做出了很好的說明。比方說中國燕京大學的陳寅恪教授。他早就對中國歷史這一段時期的文明與典章文物制度作了很好的解釋。我們的這個展覽可以說是陳先生講隋唐史的一個插圖。可以證明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可以慢慢地用略帶廣東口音的國語接受採訪的屈志仁說，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同外國學者長篇大論的演繹不一樣。像陳寅恪這樣著作等身的中國學者，往往一石中的，只要扼要地點出關鍵之處即可。

　　「從前我們以為五胡亂華的時代是一個非常黑暗的時代，確實當時的人民是很痛苦的，這個時代雖然問題很多，一般老百姓生活不好過，戰亂飢荒大規模的移民，對農民有其不利」，屈志仁向記者徐徐道來。「可是最後的結果出人意料，這樣的動亂，人民如此痛苦，可是它吸收了一些外來的文明，慢慢變成一個很輝煌的中華文化，這是過去史學界所沒有注意到的。我們講到初唐和盛唐就覺得自傲，不過現在想起來，根據很多出土文物的研究，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研究，我們才知道，唐代的文明是一個綜合性的文明。雖然她是以中國傳統文明為主流，但是她吸收許多外來文明，所以她有了一個新的生命。如果沒有一些外來文化的衝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這個時代不完全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也是後來光明時代的一個準備期」。

唐代藝術是一種綜合文明

　　屈志仁在大都會博物館參與組織的著名展覽包括1996年臺灣故宮博物院和大都會合作的「中華瑰寶」展。在那一個展覽中，屈志仁負責二樓的器物部門。為了說明文物如何可以為歷史研究提供旁證，屈志仁舉了這次展覽中一個例子。「90年代初考古學家在河南洛陽發現的永寧寺遺址，是北魏的統治者胡太后下令蓋的皇家佛寺。永寧寺是當時最宏偉的建築。從永寧寺高塔下發現了一些人物雕塑。這些雕塑同中國傳統雕塑風格完全不一樣。就是因為當時很多工匠來自西域。北魏晚期的洛陽是北魏的首都，當時有很多西域的樂工，就是音樂家舞蹈家和一些工匠都在洛陽生活。他們對中國雕塑技術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這批永寧寺出土的泥塑，風格跟從前，尤其是北魏早期的相差太遠，不可能自己演變出來，一定是受到一些外來的衝擊，這是6世紀早期的情況」。

　　為了讓完全不懂考古或歷史的讀者明白他們工作的意義，屈志仁又舉了一個例子，這次展覽從北京故宮博物館借來了一件唐代的鳳首瓶，上面的裝飾都是外來的圖案，有波斯的，有印度，有一些是從東羅馬地區來的，它的把是動物形狀的，「這也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屈志仁說，「所以它是一個綜合性的藝術品，不過這件文物一看就知道是唐代的藝術品，因為當時全世界只有中國能夠做瓷器，別人絕對做不出來的，它的風格就是唐代的風格。不過它的外來因素很多。這是早唐的非常精彩的一件文物。我們不是說，它有外來因素就不是一件中國的藝術品，其實它是最標準的中國藝術品。因為它是在吸收了外來因素後重新表現出來的藝術品」。

長達7、8年的準備

　　屈志仁長期從事亞洲藝術研究。從1982到1985年他擔任波士頓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館長；1977到1980年他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研究系主任，1971年到1981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研究所藝術館館長，1964到1971年是香港城市博物館和美術館的助理館長。

　　屈志仁說，同中國國家文物局商量這一展覽從開始到現在已經有7、8年時間了。也就是說，1996年大都會博物館在舉行同臺北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華瑰寶展的同時，已經開始同中國大陸的文物主管機構開始就這一展覽進行接觸了。為什麼這一過程要這麼長時間呢？「第一，因為無論與哪個國家合作，辦這樣一個展覽都很不容易」，屈志仁說。不過，在中國大陸合作的過程中，大都會博物館還是做出了不小的讓步。「一般對展品的挑選由我們做主。同中國合作比較折衷，由主辦方提出一個題目，然後由他們就展品選擇提出建議」。可以想像，國家文物局一下涉及44家單位，每個單位出什麼文物，各自都有各自的打算，大都會博物館必須根據主題的需要居中平衡，哪些該妥協、哪些要堅持，這樣的過程能不把時間拖得那麼長嗎？不過這只是記者的分析，屈志仁相當婉轉地說，「中國國務院國家文物局有一個顧問小組，他們對我們的計畫也提出一些批評建議，但是改變不大」。當10月12日這一展覽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拉開序幕時，中國國家文物局的單局長也將親臨現場。

從時間和地理排序

　　「中國：盛世之初，從公元200到750年」展覽共分為七個部分。第一部分，重點在漢朝末年的文物上，展示漢王朝從興旺走向沒落。其餘六個部分都以時間和地理順序安排。第二部分，集中表現考古學家從中國北方的鮮卑族部落發現的文物，時間是從第二世紀到第四世紀。第三部分，重點放在鮮卑族的一支在山西大同建立魏朝的第一個首都。第四部分，追蹤沿著絲綢之路展開的藝術交換，地點是在今天的新疆和甘肅，時間是第四到第六世紀。中國南方長江流域的中原文化也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第五部分涵蓋了南朝從公元420到589年。洛陽是北魏滅亡前的首都。來自中亞和北方的影響被結合到大都會的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去，這是這一展覽第六部分的主要內容。最後一部分將焦點集中在隋唐兩朝的首都長安。時間在公元581到907年。在北魏洛陽藝術形式的培育下最終開出了新的藝術傳統之花。

　　為了配合這一展覽，大都會博物館將在11月13日在博物館大禮堂舉行一場歷時一整天的研討會，持大都會博物館參觀券者免費入場。「中國：盛世之初，從公元200到750年」展覽將從10月12日展至2005年1月23日。大都會博物館入場券費用為建議性的，成人12美元，學生、老人7美元，12歲以下兒童免費。詳細情況請上網查詢：www.metmuseum.org。

　　而且中國文物到外面來展覽都是精品為主，不一定有一個主題。比方1972年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文物出國展，都是一些精品，這樣的展覽大家當然會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過去這些展覽一直是這一類的，就算有一個主題，比方唐代文明，常去日本展覽，但是這樣的展覽不一定能說明一個學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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