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蓋棺論定

弁言 (黃河清)

一九九七年鄧小平死了的第二天,王策、朱光、李力和我聚在一起閑敘,湊成了這篇《鄧小平的蓋棺論定》文章,我和王策撰稿定稿。當時我們與美國朋友劉國凱、王湘諸人合作籌備成立「中國文革與民主研究會」,公推王策任會長,此文就以王策執筆的名義刊登在《中國之春》上,可惜的是字體小的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得清、當期的目錄上也沒有。可以說,此文在當時並未產生什麼影響。王策九八年返國被捕後,我在零零年寫了「王策並不總是溫和的」一文。我在此文中說:

「《北京之春》九七年四月號上共有十九篇評鄧大作,六篇集體的,十三篇個人的。絕大部分文章在批鄧、評鄧的同時都要為鄧頌功擺好,或為鄧頌功擺好時批鄧、評鄧。最能說明問題和表現出感情色彩的是對鄧死的用語。我統計了一下,說鄧死了的六篇,其餘十三篇或說「逝世」、「去世」、「與世長辭」、「離開人世」,或挖空心思說「走了」,甚至有說「值得我們悼念和追思」的。小心翼翼,溫情脈脈,字斟句酌,煞費苦心的心態躍然紙上。這裡,我無意評議這些大作及作者,我只是想把這一事實點出來,以對照王策當時的觀點,當時的態度,當時的敢說敢為,當時的並非溫和。

「王策在《鄧小平蓋棺論定》一文中開宗明義第一句是「鄧小平死了!」接下去說:無論世人、歷史將如何評價鄧,無論中共將給鄧戴上多少頂桂冠,鄧作為中國民主的頭號敵人,則是可以蓋棺論定的。然後歷數鄧在五七年反右,在六六年文革初期,在七九年西單民主牆,在八九年"六四",是如何與民主為敵。指出鄧差不多每隔十年都要向民主舉起屠刀,惡狠狠地砍下來。就這一點上,鄧之罪惡比毛有過之而無不及。王策在《鄧小平蓋棺論定》一文中半句也沒有提鄧所謂功績。「六四」死難者血跡未乾,冤魂未散,反右以來數百萬以至數千萬志士仁人、無辜民眾受苦受難受罪的慘狀猶歷歷如在目前,何能對鄧這一罪魁禍首評功擺好!無論以何為藉口,全面也好,客觀也好,公正也好,和解也好,寬恕也好,都是對死難者和自己的侮辱。等鄧氏同夥及其家族,等中共對此那怕是有一丁點的認罪、懺悔、歉疚,我們再來全面、和解、客觀、公正,再來寬恕,難道就遲了?難道就來不及了!

「王策溫和嗎?在評鄧的重大原則問題上,一向菩薩低眉的王策顯示出了金剛怒目的一面。要知道,王策本人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受惠者。文革前,王策因父親系歷史反革而與高等教育無緣。高考恢復後,他才有機會跨進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門,繼而來到美國深造,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王策同鄧小平無個人仇怨,連他父親的反革命也是四九年前任職國民黨政權之故。若出於私心,他可以「悼念和追思」鄧小平,「感激」鄧小平,為鄧小平的「逝世」「悲哀」。這種跡近獻媚的溫和王策做不來。他拍案而起,直斥「六四」屠夫鄧小平乃中國民主的最大敵人。這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是不容模糊、含混的,不容溫情的!要說溫和,王策在為文的遣詞用語上並不使用罪該萬死,千刀萬剮等激烈的語詞,大約是儒家傳統情懷及皈依基督後,仁恕、寬容一面不自覺的流露。

仲維光先生、蘇煒先生二位評鄧大作是九七年四月號《北京之春》評鄧專輯中最直截了當說鄧死了的文章。仲文說:「鄧小平製造了人類歷史上從來也沒有的大屠殺,在全世界人們的眼前,用坦克、機槍殺死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這種屠殺和當年希特勒在集中營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沒有任何區別,甚至還要甚之,因為獨裁者對不同意見的鎮壓是不奇怪的,但是,歷來的獨裁者都是只敢偷偷地幹。只有鄧小平,公然在全世界人的面前殺給大家看,他要殺給中國人看,看你們誰還敢反抗,他要殺給世界人看,嘲笑你們的制裁,他不但殺了,還要說:殺他幾十萬,安定二十年,外國人還是照常要跟我們做買賣。他殺了人,還蔑視活著的人!」「鄧小平死了,我作為一個人來說,看著從政治對抗,從股市行情上等等的對他的評價甚至讚揚,我感到荒誕,可悲。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和鄧小平一樣的生命,憑什麼他就能殺我們,侮辱我們,隨意處置我們的一生?和對希特勒一樣,我不會,也不能說他任何好話,因為我是一個『人』!」「如果說,仲維光的金剛怒目具備強烈的感情色彩,在一片幾乎可說是頌鄧聲中尤其顯得難能可貴,那麼,王策的金剛怒目則獨具論理色彩,彰顯了王策政論家的本色。仲文和王文是九七年鄧死後海外評鄧文章中的雙璧。建議大家找來一讀。

「王策是溫和的,但他並不總是溫和的。他直斥鄧小平是中國民主的最大敵人,半句好話都不說,並不在意當時大多數民運精英評鄧的溫和甚至溫情。涉及到中共及中共頭面人物的歷史罪惡,涉及到歷史真實時,王策是勇敢的,尖銳的,堅定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不隨波逐流的,愛憎分明的,敢說敢為的血性男兒。一旦面對如何推進大陸的民主化進程,如何促使中共早日實施政治改革這樣重大的、具體的、實際問題時,這樣關係到十幾億人的生命、生活時,他決不忌諱別人對他產生的「投降派」、「王三十」等誤解,堅決堅持一貫溫和的,十二分理性的立場和態度。這個時候,他是一位最堅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主義者;這個時候,他將中國人民乃至全人類的福祉擺在第一位。

「王策在發表「鄧小平蓋棺論定」的一年後,就大膽地提出了「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改良案」的構想,並毅然、決然返國上書。這才是真正的堅持原則和體現溫和。只有既具政治家的膽識、器度、才具,又兼具革命家的無私無畏,才能做到。」綜上所述,海外對鄧小平之死的看法、評價就公開所見,在思想、理論、策略、感情上是不嚴肅、不科學的,甚至有點糊塗錯亂。

值大陸紀念鄧小平百年壽誕之際,我把這篇七年前的小文借網際網路的便利公諸於眾,以就教於讀者。

2004、8、18於地中海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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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王策 黃河清)

鄧小平死了。

無論中共給鄧小平帶上多少頂桂冠,鄧小平對中共、對中國、對中華民族、對廣大人民群眾之功過,並不能一概而論,歷史將有定評。但有一點,卻是現在就可以蓋棺論定的,那就是:鄧小平是中國民主的頭號死敵。

鄧小平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擔任中共總書記。這是他一生中全面影響中政局的開始。從此以至其生命中止,鄧小平一天都沒停止過對民主的扼殺和摧殘。

一九五七年,在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陽謀的導引下,廣大知識份子向中共一黨專政提出了批評。這是中共建政以來,人民民主思想的第一次萌芽。但很快,五十餘萬知識份子被打成了「右派」。無可否認,毛澤東是罪魁,但作為中共中央「反右
派辦公室」主任的鄧小平心狠手辣,在反右擴大化中起了主導作用。五十萬餘右派此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生活皆拜託毛、鄧所賜。這是鄧小平向中國民主砍下的第一刀。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初起時,鄧小平夥同劉少奇派遣工作組,進行了「第二次反右運動」,將中共黨內鬥爭的屠刀導向了人民大眾,把當時向中共官僚體制挑戰的學生與群眾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甚至明令對中學生都「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用毛澤東的話來形容當時的慘況是「從中央到地方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打下去,實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大意如此。)這些所謂的「反革命」、「右派」 後來大多成為與中共當權派,亦即中共官僚體製作作堅決鬥爭的「造反派」。這是鄧小平向中國民主砍下的第二刀。

一九七九年,爭民主、爭人權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波及全國。鄧小平成功地利用了這一運動,拉下了「凡是派」,坐穩了自己的位置後,即翻臉無情,將屠刀砍向「民刊人士」,並公然取消憲法明定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剝奪了人民群眾在專制政權下曾經有效地發揮作用的民主權利。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並警告國人警惕鄧小平新獨裁的民主鬥士魏京生首當其害,被逮捕判刑十四年。此後,鄧小平一直未忘記對「七九」民運人士的迫害。八十年代中期,中共還再三清查文革中的「三種人」,就是害怕代表文革中民主思想的造反派同「七九」民刊人士走到一起。這是鄧小平砍向中國民主的第三刀。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竟悍然下令出動野戰軍,血腥鎮壓了和平請願的「八九」民主運動,犯下了「六四」屠城的滔天罪行。這是鄧小平積數十年同民主力量較量的經驗,傾盡全力向中國民主砍下的第四刀。此後至死,鄧小平雖再無力揮舞屠刀,但始終以其太上祖師的身份威懾鎮制中國民主運動,決不作一絲一毫的放鬆。堅決不放魏京生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綜上所述,鄧小平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大約每十年都要鎮壓一次民主運動。其立場之明確、態度之堅決、手段之凶悍,是中共領導人物中(包括毛澤東)都無法與之相比擬的。所以,我們才說,現在可以為鄧小平蓋棺論定的是:鄧小平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頭號死敵!

現在,鄧小平死了,中國民主運動並沒有死,也不會死。但中國民主運動若要在鄧後的變局中不再屢戰屢敗,則必須認真回顧總結以前的經驗教訓,以學得聰明一些,長大成熟起來,才能反敗為勝,不至於被鄧小平在地下還笑其幼稚和淺薄。

鄧小平扼殺民主運動每次都獲得成功,除他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軍隊諸原因外,還有很重要得一條,,那就是他十分準確地利用了民主運動的弱點,即每次民主運動都十分奇怪地無視一以貫之的歷史:「八九」民運的學生認為「七九」民刊人士是「反革
命」,不願沾邊,拒絕其加入自己的隊伍;「七九」民刊人士和文革中的「造反派」則視五七年的「右派」是「反革命」,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者。總之,每次民主運動都自行斷裂歷史,孤軍作戰,從而不能匯成統一的民主大軍。反之,鄧小平等中共當權派可從來也不管你如何表白自己的「純潔」、「清白」,只要你向他們爭民主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概在鏟除之列,無論你是「五七」、「文革」、「七九」、「八九」,一視同仁,統統要扼殺於萌芽狀態。

中國民主運動從自身來說,難道還不應該深長思之麼?!

我們高興地看到,最近流亡海外的「七九」民運人士在美國紐約出版了一本新書《封殺不了的歷史》,重新評價文革。劉賓雁在該書發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八九天安門運動的失敗,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前四十年歷史被掩蓋、被隨意塗飾和被遺忘的結果。」此結論何其深刻和沉痛!中國的民主運動不但有過四十年的歷史沉澱,還可以上溯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戊戌變法,已歷時一百來年。可以說,神州大地上的民主土壤是肥沃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去發掘繼承。

鄧小平的死,標誌著中國強人政治時代的結束。我們呼籲一切有志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們團結起來,回顧總結以往歷次民主運動的經驗教訓,充分利用神州大地一以貫之的民主資源,長大成熟起來,以紮紮實實的步伐,迎接鄧後中國民主運動高潮的到來。

1997、2、20於西班牙.瓦倫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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