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16屆4中全會採訪《開放》雜誌主編

《開放》雜誌是香港為數不多的政論性雜誌。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就《開放》雜誌今年8月號的內容採訪了主編金鐘先生。談到有關即將召開的中共16屆4中全會的議程,國共兩黨在該放報禁及黨禁問題上的不同以及中國1957年的反右運動等問題。

記者:這期發表的一篇文章對中共4中全會做了展望。在4中全會的預告當中,北京宣傳中說,4中全會主要的議題是要提高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而方方面面都認為,中國現在要推行的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強化統治。我採訪過一個人,他說現在老百姓已經沒有權力了,權力都集中在共產黨手裡,你還要提高他的執政能力,老百姓的權力不是更少了嗎?

金鐘:實際上中國國務院推出行政許可法,讓中央制定什麼紀律處分條例、黨內監督條例,這些東西當然都是行政層面的東西,哪裡是政治改革?實際上還是要提高他們統治的權力,統治的效率。臺灣國民黨在蔣經國的時候進行了政治改革,兩個最大的議題,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開放報禁和開放黨禁,蔣經國先生就這麼做了。其他小修、小改、小革,根本就無傷他們專政的大雅,因此中國談的政治改革,哪怕就是選舉,增加2個或3個百分比的差額,那都是小動作。整個問題可以把他簡化為中國的新聞自由,中國的組黨自由,開不開放,這兩個指標我認為是唯一的考察標準。

記者:你們這期的文章也提到了從胡錦濤智囊班子有5位人士,包括中央編譯局的副局長俞可平,政科院法學所所長夏勇,美國所所長王輯思,農村所所長於建榮,清華大學國際研究室的主任康曉光,這5個人有人偏左,有人偏右一點,但基本上都是保守派。

金鐘:而且胡錦濤現在動不動還要把毛澤東抬出來,北京的政治觀察家說,胡錦濤這麼樣搞下去,他不是今世紀中國政治有希望的領導人,而是毛澤東的接班人。

記者:在目前江澤民的勢力依然存在,而且滿強大的情況下,會不會是他一種保護自己的手法呢?

金鐘:這一點說明他無能嘛!

記者:至於說到陳舊與保守,你們這裡提到了一個小插曲說,江澤民最近到了普陀山與住持談了一個小時,而且燒香拜佛,當然這個消息官方媒體還沒有得到的證實。

金鐘:當然我們相信是有的,因為這個地方好像以前毛澤東都去過,過去唯心主義的傳統非常深厚。

記者:稍微提一下歷史的問題。這一次中共已經開放了一些檔案,包括外交部的檔案,其中提到了總理周恩來1955年要參加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的時候,沒有乘坐失事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一般的理解是周恩來避過了一禍(機上的16名乘客,其中包括8名中國官員和記者不幸遇難)。但是現在看來,當時高層是完全知道整個過程的,有人就道德上週恩來這種犧牲別人的做法提出了質疑,甚至批評,你覺得阮宜方(音譯)為什麼要公布這個檔案呢?

金鐘:他對黨務也好,國務也好,他對權力的掌握屬於一種後極權制,他對權力的掌控已經不是像毛澤東那個時代,可以像鐵桶一般的,滴水不露的,他的目標以及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都比過去更加的鬆弛一些,反應在對歷史檔案的管理方面恐怕有這樣一種情形。

記者:最後關於中國的反右,這期有一篇文章探討反右的歷史定位,對右派進行四種類別區分。

金鐘:當時民主黨派、全國的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尤其以北京的大學生為代表的、還有共產黨內的一批異見份子。這四個方面對共產黨的批評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強度,而且這麼多年來,從1957年一直到現在,他們批評的尖銳,批評的深刻,可以說是後來很多運動都達不到的,因此我覺得應該把它定性為一個很了不起的民主運動。當然它的一個特色是由中共高層毛澤東本人來推動的。英國的大百科全書其中有一個條目「建設和中國1957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的時候說,章伯鈞、羅隆基他們是向共產黨爭取民主的代表人物。這樣的一個運動,西方的歷史學家們在當時就可以有這樣一個觀察,但是我們中國人往往看問題就沒看的那麼高,把反右看成是個冤案,是中了毛澤東的陽謀詭計,就要求平反。

記者:當時一個右派,在當時不出名,後來出了名,就是朱鎔基,他最後被中共中央一個領導小組的組長--鄧小平,提名為中國的總理,你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金鐘:當時的右派官方說有五十多萬,學者的研究,右派、不戴帽的右派、中右份子等等,加起來一百萬是肯定有的,這中間大部分並沒有非常尖銳的政治的批評,甚至有些是誤會的,而且有些大家都知到他都是湊比例,完全是冤枉的,假設80%都這樣,還有20%,二十萬是有非常有意識的,當然有的批評是比較膚淺,有的是比較深入,但他們是有代表性的。朱鎔基也好,王謀也好,雖然他們也是右派,我認為他們不是當時反右鬥爭的代表人物,不代表當時反右鬥爭的主流市場,他們有才能,後來共產黨可以再度的重用他們。


自由亞洲電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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