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袁紅冰：我為什麼要逃離中國 在澳洲申請政治庇護的法學教授袁紅冰談出走中國始末

記者：袁教授，請你談談這次來到澳洲的一些情況和打算？

袁紅冰：我是七月二十四號早晨坐飛機經布里斯本到達悉尼，到悉尼之後我就離開了旅遊團，我這次到澳大利亞主要是想申請政治庇護，之所以要政治庇護是因為我寫的四本書的出版，以及把它譯成英文需要一定的時間過程。 以前蘇聯人出現了一個蘇爾米尼奇，他能通過古拉格群島一書，把蘇聯人遭受的苦難升華為一種歷史的價值，一種精神的價值。而我們中國人，坦率地講，所受的痛苦比他們還要深重。我覺得我四本小說完成了這個歷史的使命。 我相信這四本小說中所蘊含的自由的人性，所蘊含的藝術價值可以為中國的文化，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取得一個輝煌的成就。

記者：你這次離開中國除了這四本書還有其他的原因嗎？比如想在海外有更好的發展？

袁紅冰：我這次離開中國不是為了尋求個人的榮譽。地位財富，沒有半分這樣的想法，只是想把我的小說告訴世界，讓世界明白在中國文人的整體墮落中，還有一些人在堅持著自由的理念。但當我完成這事後，我會重新回到中國，讓我的生命在中共的黑牢裡凋殘，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在當代的中國，仍然需要有高貴的生命，把自己作為祭品獻給自由和民主的真理，而我是一個高貴的生命。

因為只有這樣才會讓人們明白還有一些人，他不會為官位，地位，甚麼物慾的東西所誘惑，他們仍然願意為了自由的聲音獻出自己的生命，因為現在在中國，這個是太重要了。

記者：你被流放到貴州，怎麼會給你那麼多的頭銜？又怎麼會讓你帶團出國訪問?

袁紅冰：在94年被釋放之後，在整個的寫作過程中，他們一方面對我嚴密監視，另一方面也給我很多的頭銜，甚麼貴州法學院的院長，教授，甚麼貴州省教學名師，等等等等，好多人終生都難以得到的東西。那麼他們給我這些頭銜的目的，和他們監視我的目的是相同的。監視我也好，給我頭銜也好，都是讓我背叛自由民主的理念，變成他們恭順的精神奴隸，並且不再寫他們認為的反動小說。而我之所以接受這些頭銜，就是為了麻痺他們放鬆對我的監視，從而使我在秘密狀態下順利完成這些小說的創作，更重要的是，能夠順利地把這些小說帶出來，以免被秘密警察像把我的「自由在落日中」手稿（A）一樣被毀掉。事實證明，這些頭銜也確實是對我這次成功地把手稿帶出來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外，由於我的文稿全部是由趙晶女士製作成電腦資料和光碟，同時，存有我的文稿的硬碟也是由趙晶女士秘密攜帶出中國國境的，她也處於隨時被逮捕的危險之中。因此，她同時提出前往美國政治避難的申請。

記者：那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著手你的第一本小說的？

袁紅冰：這事就要從我少年時談起，我是在內蒙古出生的，我祖先的血統上有蒙古人的基因，當登記戶口時寫的是漢人。我的少年時期都是在內蒙古度過的，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和我一起成長起來的蒙古人，他們美麗自由善良的生命，都在這次浩劫中失去了。他們死掉了、被摧殘了、消失了。他們的死、他們那種慘痛的經歷，深深的震撼了我年少的心靈。在我19歲的時候，我向著內蒙古的蒼天和大地發誓，我一定要讓他們的生命、它們的靈魂在我的小說中復活。我一定要讓他們苦難的經歷轉化成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這是我對我的良知必須承擔的天職，於是從19歲開始寫這本小說，蒙古人所遭受的摧殘，也就是當時共產黨當局對蒙古人所犯下的種族滅絕罪。以這個為背景撰寫小說，一直是我的一個最主要的事業。

記者：你的第一本小說是在甚麼時候完成的？怎麼會有A、B二個版本？

袁紅冰：94年的時候，經過20年的構思寫作這本小說已經全部完成，而且我已經通過我學生的幫助把它製作成軟盤，存放在二個地方，我以為這本小說不可能再被他們毀滅。《自由在日落中》這本小說，裡面不僅有我的靈魂，而且有我少年時候那樣深刻地在良心的震撼之下所產生出的對自由人生的嚮往、對美麗人格的嚮往，對那些摧殘自由人生的罪惡仇恨，它們都凝聚在這本小說裡。這本小說已經寫出來了，都無所謂了，我就決定要組建一個自由工會式的的組織──《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這個組織我是和黃中秋、王稼祥、劉念春（音）這些朋友一起來做的。當時做這件事時的時候，我是極其清楚中共是不會允許這樣的組織存在的，他們最怕的就是民眾中有了伸張自己權力的組織，而國家權力私有制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徵就是要剝奪所有人民的權力，所有民眾的真正權力。我準備好讓他們把我抓進去。我就把他們準備審判我的法庭當作審判他們的法庭，而我就是帶鐐銬的法官。

3月2號我就被逮捕了，被連夜押送往貴州，同時他們動用各地的安全機構對我父母的家、我在北京的辦公室、幫我列印軟盤的學生的姑媽家全部被搜查。而他們把我押往貴州的基本原因是我在北京有太多的朋友、學生，在各個公檢法的部門我有很多的學生，這樣的影響力在北京逮捕我和審判我都不是太好。而貴州自古以來都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自由在日落中》手稿就這樣落在了他們的手裡，並被毀掉了。

當局怕我把小說的內容曝光，就跟我提出三項條件，一項是把我終生流放到貴州，永遠不許回北京去；第二，不發行《自由在日落中》這本小說；第三我再也不寫這類的小說了，以這三個條件作為釋放我的前提，而我也接受了這些條件，我接受這些的主要原因是我還要重新寫作，因為在監獄裡沒有辦法寫作。

我被釋放之後分進了貴州師範大學任教。我從第一天起就開始寫作，他們對我監視是極其嚴厲的，至少有三種方式，有的是學生中安插人、有的是教師中安插人、有的是他們自己有豐厚工資的特務。而我是學法律的，對他們的這套程序清楚得很，所以我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秘密地寫作沒有休息，每天都要寫5到6個小時，這樣過了一年之後，我就把《自由在日落中》寫出來了，所以我把這重新寫出來的《自由在日落中》稱為B稿。

記者：請你介紹一下你的其他3本書，它們是在怎樣的靈感之下創作出來的？

袁紅冰：在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說之後，我馬上產生了另一個想法，把我從少年時期一直到94年被捕、重新寫出《自由在日落中》的B稿這段經歷告訴世人，我覺得是很有價值的。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有許許多多還不為世界所知道的人、很平凡的人，他們卻是在為爭取自由的生活，進行了極其可歌可泣的戰鬥。這些東西如果讓它淹沒在歷史中是一種罪惡，於是我就寫了第二個小說《文殤》，自傳體的小說，基本上以我從少年一直到96年的《自由在日落中》B稿完稿這段時期所從事的民主活動為線索，全景式地反映出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民主運動。

寫完之後，為了散心，我去了一趟西藏，我從西藏有關的人員那裡看到很多59年至文化大革命中藏族同胞被當時的中共暴政殘害的歷史資料。從很小的時候，我對佛學就很感興趣，我對佛教學者有比較深刻的研究，我去西藏這次看到這些資料，我覺得我有責任把藏族人民以這些資料為背景創作一部小說。

這其中有二個原因，一個是我確實感覺到藏傳佛教以及和藏傳佛教相連的一個聖潔的精神生活，現在確實是出於極度的危險之中，內蒙古人自己的文化、民族特點基本上是被摧殘了，在一個精神不自由的社會，在某一個外國人的思想（馬克思）是所有人都不可違背的這樣一種精神壓抑之下，西藏的宗教文化生活正處於一種極度的危險之中。我有義務用我的小說來把這種宗教文化記載下來，即使有一天它被徹底摧殘，我想我也完成了對人類文化歷史的責任。

另外一個原因，藏族同胞長得都很彪悍，但是他們都很善良，因為他們都信佛不殺生的，他們所遭受的苦難是漢族人的恥辱。當然就一個民族而言，在漢族中也有很多同情藏族同胞遭遇的，總的來說，作為自由知識份子，我有義務把它表達出來，但是應該明白這是共產黨官僚集團主義的罪名，而不是哪個民族的罪名、也不是漢族的罪名。總體來說，文化大革命時候，藏人那種慘痛的經歷比我小的時候親自經歷過的蒙古人的痛苦經歷沒有甚麼區別，同樣是巨大的人性的悲劇。所以我必須把它寫出來。這樣我又用二年多的時間創作出了《金色的聖上》，通過一對藏族男女苦難生活的描寫，揭露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對藏族宗教文化滅絕人性的摧殘。

最後一本小說《回歸荒涼》，它揭示了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人性普遍墮落的悲劇。它的主題是現代知識份子的墮落，他們已經把自己的所有的良知出賣給了腐敗的權利和骯髒的金錢，只要能獲得世俗的榮譽和地位，他們是不要學術和良知的。當然也有比較高貴的生命，面對這樣一種知識的墮落，他們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回歸荒涼。

國家權力它有可能扮演二種角色，當國家權力是文明的、進步的、公正的，它就有可能成為偉大的角色，它會引導整個社會走一條向上的路；當國家權力是私有的、腐敗的、不公正的、骯髒的，這個時候，它就是一個最大的教唆犯，它會教唆整個社會墮落。而中國的現代知識份子正是在這種私有國家權力教唆下，正在迅速地墮落，變成物慾的動物，完全泯滅了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社會良知。

所謂知識份子是中國的民族智慧之鏡，中華民族可悲之處就在於此。這個智慧之鏡上面塗滿了物慾的污跡。這是我寫第四本小說內心衝動的原因。我向來認為中國人民所受的包括藏族人、漢族人、也包括蒙古族人，他們所遭受的重重苦難只有轉化成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他們才能成為精神價值，人類才能從這種精神價值中得到真正的教訓。也只有上升為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他們才能成為整個人類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他們才會有價值，否則他們就會淹沒在人類歷史中，被人忘卻，那些血就白流了。

中國之所以這樣不斷的一次又一次的發生悲劇，就是每一次巨大的社會悲劇之後，都沒有人把這些悲劇上升為精神價值，給人類提供一個警示，從而這樣的悲劇一再發生。大家現在都有感覺，中國人現在心靈在墮落、道德在墮落、怎麼樣來改變這種狀態，首先需要就是一次精神復興運動，否則一個經濟上很發達的國家和一群缺乏道德感的人，這二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話，那是整個世界的災難、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災難。基於這樣的認識，把創作這四本小說當成我神聖的天職。

記者：在你此生中最慘痛的經歷是甚麼？

袁紅冰：我覺得此生最慘痛的經歷就是在貴州發生的，我從少年時期就作為一個知識青年的流浪漢，我覺得我的心已經堅硬到足夠抵抗任何打擊。但是在貴州省的第一次審訊時，當我得知《自由在日落中》手稿已經落了他們的手裡，所謂20年的心血全部毀於一旦，情何以堪？人何以堪？從審訊室回到關押我的地方，我真是痛不欲生，簡直自己就像是行屍走肉，不知道做甚麼好。我經過 20多年構思完成的小說就像我的兒子，我有他突然被殺死這樣一種感覺。在牢獄中經過了三天痛苦之後，我就決定一定要想辦法重新寫出這本小說，只有如此才能對得起在暴政下死去的美麗、自由的蒙古族青年。

記者：你在六四前後有沒有遇到甚麼麻煩？

袁紅冰：北京大學從80年到 89年時期是一個極端的學術自由時期，那種學術自由的氛圍是共產黨執政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這一點上歷史一定會記住胡耀邦的。從北京大學的歷史上看，能夠跟 80到89這段時期相比的，也只有蔡元培先生首創北大的時期，也只有這二段時期，才真正體現自由的精神、自由的靈魂。

89年4月19日下午，我正在北大的16樓宿舍裡，突然一陣狂風暴雨，很多粗大的樹幹都被狂風吹斷了，我當時就覺得似乎要出甚麼大事，不久，我的朋友走來告訴我，胡耀邦同志逝世了，當時我很難相信這個消息，我馬上給胡耀邦的兒子打電話，我告訴他，我代表我的學生向他表示哀悼，同時表示我們決對不會讓耀邦同志的身後太荒涼。當天晚上，我們七個人就寫了署名的大字報，要求對耀邦同志重新作出評價。因為我當初是86級的室主任，組織我的學生把大字報打到北京幾乎所有的高校，我當初拿出稿費5萬多元買紙買材料，讓大家去貼。要求對耀邦同志重新作出評價，這個運動到最後發展到了六四之前。在六四的晚上，長安街的整個廣場發生的事，我都親自經歷了，我還救出了一些人。當時看到那些市民、學生倒在血泊中，我痛不欲生，儘管我對專制政權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但我絕對沒想到它會用坦克和槍彈來鎮壓自己的同胞。當時所以沒有和那些學生一起去死，就是因為我寫了20年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還沒有完稿，還有10多章沒有寫完，我不能去送死。這次主要不是談六四，我就用幾句話來概括，六四運動是中共建國以來，自由民主運動的最神聖的崛起，我們對它只能仰視，無論是在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對六四的精神指手畫腳。

六四之後，我就被列為北大頭號清查對象，由於我和一些老師進行了很好的溝通，一些很細節化的東西，官方即使經過那麼嚴酷的政治迫害式的審查也沒有得到真實的信息，我還是比較平穩地度過了這次政治迫害。

記者：六四後中國的民運陷於低谷，你在想甚麼？

在這個過程中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是在六四之後，如何重新掀起一場民主運動新的過程。因為六四之後，很多人被血腥的鎮壓嚇壞了，有的人開始對六四反思、甚至認為六四是一種罪惡，像這樣一種庸人之見，一時間成為一種很流行、很時尚的東西，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對民主運動進行一次新的定義。所謂新的定義，就是要以自己新的行動來證明民主和自由的真理它是鎮壓不了的，它對人們的靈魂的召喚和吸引力不是槍彈、坦克所能阻絕的。

基於這樣一個事實，當時儘管我還在受審查，仍然開始了一些新的民主的策劃，具體主要是92年搞了一本《歷史的潮流》，反對極左的思潮，由當時著名的自由知識份子在一起編了這本書，編後馬上又被禁了。我就在6月14日北京奧林匹克飯店召開100多位自由知識份子參加的反對極左思潮的討論會，像王若水、吳祖光、秦川、李偉、張先梁（音）這些德高望重的老知識份子都參加了，想把它作為六四之後民主運動發起反擊的一個強有力的象徵。接著就又搞了抗議警察對自由派畫家嚴政學的施暴等等一些其他活動。到了94年的時候，我就決定要組建一個自由工會式的的組織──《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為此，我被流放貴州，從此過著一種和家人長期分離的生活。

記者：為甚麼中國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人們並沒有從中吸取慘痛的歷史教訓？

袁紅冰：這個基本原因我想是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我剛才講的，人民所受的苦難，他必須轉化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才能升華為生命的價值，人們才可以以這種精神價值為鏡子來映照自己，來避免以後犯同樣的錯誤。而我們中國在近代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災難之後，都沒有進行這樣的真正的精神升華過程，我們的知識份子都沒有承擔起這樣的責任來。像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寫了些隔靴搔痒的東西，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一部真正的，除了我寫的之外，我沒有看到任何一本小說是真正地從人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因此文化大革命所受的那些苦難如果沒有像《自由在落日中》這樣的小說來總結它，來反映它，它基本上白流了那些血。那些苦難也就白受了。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後才會就有六四，人們都覺得，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這下好了，要接受教訓了，但是中國並沒有接受教訓，所以才會出現六四這樣的情況。

記者：你能不能概括的談談你自創的英雄人格哲學一書，究竟怎樣的一種哲學？

該書是我針對中國近代人格的墮落所提出的一種新的生命的哲學。它是以一種對人類最終極的哲學思考為背景的來創造一種和自由一致的人格。所謂的英雄，它能夠超越一切宿命的枷鎖而嚮往自由。而這個自由是人們在最終極的命運中也就是虛無的命運中找到合理的歸宿。這就是我的整個英雄人格所要表達的所要創造的一種意境。目的是想要中國人脫離物慾的深淵能升華到一種精神的意境。使他們的生命脫離自私的，貪婪的、醜陋的、鬼詐的等等這些渺小的心理狀態，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一種超越了物的人。這個英雄就是敢於把自己作為祭品，獻給民主和自由事業的人，這是我們當代中國最需要的英雄。這本書其實也是運用了許多的智慧方法才通過了當局的新聞檢查制度出版的。

站在悉尼歌劇院的台階上，袁紅冰教授面向大海即興吟誦了充滿真情的詩句：

「南太平洋的萬里波濤啊，請為我作證，在我的心中充滿對祖國的眷戀。有一天當我乘著自由海風的旋律，重回中國的時候，我希望能看到我的祖國已經生活在一種符合自由人性的制度之下。如果我背叛了心靈，蒼天和大地將失聲慟哭。我的著作是墓誌銘，那些在暴政下死去的美麗高貴的生命，他們是彫刻在墓銘志上永不凋殘的花朵；我的著作就是判決書，它是對那些反人類罪行的最終的道德宣判；我的著作是初生的朝陽，它像徵著中華文化復興的起點，它像徵著中華精神復興的起點，它像徵著重鑄中華靈魂運動的起點，我的書就是我的心靈，是我用心靈點燃的精神聖火，是我以自由知識份子的名義獻給人類的文化神殿的寶藏。」

袁教授那渾厚低沉具有蒙古特色的聲音在悉尼歌劇院周圍久久迴盪。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