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為何充滿矛盾？ 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

【註釋】

在世界民主化進程當中，中國顯得相當特殊：沒有一個民族經歷了百餘年現代化進程、有過幾部「憲法」卻依舊未能建立「憲政民主」；也沒有一個國家的知識份子有過這樣特殊的經歷，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啟蒙階段來談憲政民主的ABC，永遠長不大似地重複前人已經談得很透徹的思想。

目前，中國又回到了百餘年前的歷史原點，重新討論一個百餘年中被反覆討論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亦即中國要專制（即所謂 「德治」、「仁政」的直率表述）還是要民主？認為中國只能實行威權統治的論者認為，中國人的素質是產生專制統治的天然土壤；而認為中國應該實行民主政治的論者則認為，只要堅持在中國這塊貧瘠的土壤上播撒民主種子，就能夠收穫民主憲政之果實。這種變化也反映在國際社會有關中國問題的討論上。80年代中國研究圈討論中國問題時，是討論「怎樣才能促進中國的民主」，而現在的主題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變成「威權統治為甚麼能夠促進中國經濟發展？」

這種爭論的源起，其實全在於論者對中國現狀的觀察分析產生的嚴重分歧。本文著重分析兩方面問題：一是威權統治下的中國出現了哪些可能導致中國走向危機的因素，這些因素又是如何從根本上腐蝕中國社會，並將中國逐步推向全面危機；二是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維持其統治與表面政治穩定，究竟得益於哪些社會因素。必須指出的是：本文中述及的政治「穩定」，僅指近5至10年內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地位的穩定，並不包括社會生活層面的穩定。事實上政府為了維持短期政治「穩定」支付的代價是為中國社會埋下深層的長期不穩定因素。

一、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為何充滿矛盾？

近六、七年來，有關中國現狀的討論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由於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國將逐漸成為經濟大國，日益繁榮富強；在世界經濟不振的今天，只有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今年4月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宣布中國經濟降溫，華爾街的「中國概念股」急挫，「繁榮論」者雖然暫時保持沉默，但其基本論點並未變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由於貪污腐敗盛行，貧富差距日大，社會底層反抗此起彼伏，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難以為繼，在未來的不久（有人預言是5到10年），中國將陷入崩潰狀態。

對於同一個觀察對象，竟然得出如此相反的兩種看法，問題當然不是出在觀察對象本身。這種歧見正好反映了觀察者、研究者本身視角與立場的混亂。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相當複雜。首先當然是因為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少數幾個管制新聞、鉗制輿論的國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壟斷供給。如果觀察者只能根據不完全信息甚至扭曲的虛假信息進行「盲人摸象」式的觀察，或者憑藉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下的所謂「調查」[1]做研究，得出的結論必然有極大侷限性，甚至可能正好與事實相反。「繁榮論」的問題在於：論者有意屏蔽了近年來中共政府越來越嚴格的新聞控制這一事實，因為 「繁榮論」的全部立論基礎正好是這些經過政府嚴格過濾與篩選的信息。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近年來的宣傳策略比毛時代那種指鹿為馬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在謊話中混雜著部分真相的宣傳手法，確實比完全的謊話更能迷惑人。

許多國外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堅持「繁榮論」觀點的主要理由有幾點：一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一派繁榮；二是他們到過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大多是走馬看花式地看看），從城市建設、居民消費等角度看，中國的情況令人鼓舞；三是他們直接獲得了一些材料，比如通過與中國官方的接觸而從官方那裡瞭解到一些情況，或者曾在中國做過一些社會調查。但是他們明顯忽視了幾點：首先，中國的國家統計局公布統計數據時必須服從政策宣傳目的，因此在中國媒體上看到的統計數據本身已經過嚴格的過濾，一些重要數據還是不真實的[2]（例如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就不是真實的），所以識別中國官方統計數據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個相當艱深的課題；其次，他們所到之處只是政府規定允許去的地方（有法律規定哪些城市對外國人開放，哪些城市不能讓外國人去[3]）；再次，他們如果要做正規的抽樣式社會調查，那麼這種調查其實只能在中國政府「有關方面」派員參與監督下完成，採樣數據必須先經「有關方面」審核過濾才能提供給來自國外的調查者（此規定也適用於回國為博士論文收集數據的中國留學生）[4]，而這一點是許多國外學者不願意承認的，因為這關係到他們研究的「學術價值」。概言之，他們看到的「中國」是中國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國」，他們聽到的信息是中國政府希望世界聽到的聲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連加入WTO這種看起來並不那麼政治化的事件，在中國還會由中宣部與中央辦公廳聯合下文，在多達數十條的規定中明確指明，有關WTO的問題只能按照規定的口徑談。

這種「信息不完全」導致人們對中國的認識片面化。當陷入「信息不完全」帶來的困惑時，人們又可能會以「中國太龐大，太神秘，太特殊」來解釋，卻很少想到這完全是中國政府採用政治高壓手段控制媒體的後果。法國的INSEAD商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喬納森．斯托利在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時道出了中國研究的艱辛：「中國太大，有關中國的信息五花八門，來源也多有矛盾，各種不同的問題可以寫出大量的博士論文來。但這些論文的結論都無法獲得證明。寫論文容易，但要準確反映中國的現實，實在是很難的事情。」目前在基辛格事務所從事中國和亞洲事務諮詢工作的美國前駐中國大使芮效儉則更不客氣地指出，專家們對中國未來進行預測的記錄之糟糕，是人們想像不到的[5]。

其次則緣於當代中國研究（指P. R. China Studies）本身牽扯了太多的利益關係。中國國內的研究除了政治因素對學術的制約之外，當然也有利益考量，一篇「經濟學家為企業代言的是是非非」[6]，多少道出了近幾年中國經濟政策建議背後的底蘊。即使是中國學者比較喜歡引證的外國學者或者權威研究機構的看法，背後的利益考量也清晰可見。由於中國被各國商界視為最後一個有無限潛力的巨大市場，吸引著無數的跨國公司。不少研究項目的經費來自於一些利益集團的贊助，而這些利益集團本身對研究選題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牽引著研究者的研究方向。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些利益集團對中國履行WTO承諾評價的變化，當年力挺中國入世、並在政治上支持中國政府的美國商界曾對中國政府履行WTO承諾給予極高的評價，但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由於他們在中國投資獲利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於是歸因於中國政府不肯履行當初入世時所作的承諾以及外匯管制政策，開始指責他們曾經大力支持的中國政府[7]。事實上，外國資本在中國所遇到的問題，其實大多並非中國政府刻意不履行WTO承諾引起的，而主要是中國制度環境的產物。

第三，中國政府近年來耗費巨大人力財力的海外「統戰」工作相當成功。應該說，今天中國政府的外交經驗早已遠非毛澤東時代那種孤陋寡聞、自以為是的狀態可比，最擅長的策略莫過於擴大「統一戰線」。在海外定居的大陸留學生本來就是自己人（更何況還有各種手段牽制），陸續成為「海外統戰」對象的不僅有學界商界的華裔成功人士，還有因為反對「台獨」而拋開了與中共之間長期政治歧見的老國民黨人及其後裔（在臺灣被稱之為「外省人」），更有相當部分歐美學者與研究者。前兩部分人數量日益增多，極大地改變了海外華人的政治生態[8]。與其它國家的僑民相比，海外華人對母國的政治熱情可算是獨一無二。臺灣當年的民主化就大大得力於臺灣居美僑民的有力推動，因為作家江南在美國被臺灣當局暗殺一事極大地刺激了他們，讓他們認識到臺灣國民黨一黨專制政治的醜惡，於是大力支持臺灣的民主化運動。但自90年代以來，有大陸背景的華人所起的政治作用既不同於當年臺灣華僑，也與「六四」時期不同，他們往往對中國政府的任何作為都亦步亦趨，善惡不分。中國政府的一切輿論宣傳在這裡都可以找到最積極的回應，其姿態之高，甚至大陸的同類人物也難與之相比。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少數學者，因無法取得去中國的簽證而離觀察對象日漸遙遠，也無法與中國本土的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各種研究經費自然與他們無緣，因之漸漸處於邊緣化狀態。而海外華文媒體更是得到了中國政府各種不同形式的經濟資助，逐漸成了新華社消息與人民日報消息的積極轉載者[9]。如果說在中國國內批評中國政府只是一件有政治風險的事情，那麼在海外還有道德風險，「不愛國」只是其中份量最輕的一頂帽子。

筆者與海外學者交流時，非常驚訝地發現中國研究圈中許多人對中國的判斷與中國人的生活常識相去甚遠，對未來的預測更是迥然不同。在一片樂觀的預測中，往往只有常駐北京的部分外國記者寫的消息觸到了中國的真實層面，但他們所寫的報導因為是對一些具體事實的報導以及基於此之上的延伸分析，容易被視作個案，或者說人們願意相信這些負面報導只是個案，不能從總體上說明問題。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某位論者陳述中國存在的嚴重問題時，往往被問到一點，「既然中國有這麼多問題，為甚麼中國還沒有崩潰？你能預測中國甚麼時候崩潰嗎？」其實，提出這樣的問題除了存心刁難之外，並無多少實際意義。不少國家的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可能存在相當多不可解決的問題，如官員高度腐敗，貧富差距懸殊，統治者非常殘暴，人民的生活也相當痛苦，但只要政權有足夠的資源贏得精英集團的支持，並依靠這些精英們實行鐵腕統治，這個國家未必就會立即陷入分崩離析的瓦解狀態之中。遠如古時的羅馬帝國，就曾在不死不活的狀態中延續了將近三百年的統治，但不能因此就認為那時羅馬帝國的社會狀況良好，羅馬人民生活幸福。近則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薩達姆的「貓鼠遊戲」讓美國忍無可忍終至開戰，相信薩達姆的殘暴統治還能維持相當長一段時期。

筆者認為，「繁榮論」建立在對事實的錯誤理解上，而「崩潰論」則是按照西方社會的民情來理解中國，以為一個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壽命必將不久。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既不像「繁榮論」者認定的那樣繁榮，在未來10年到15年內也未必陷入「崩潰論」者設想的那種分崩離析狀態。中國具備的那些導引中國可能崩潰的因素還在逐步發酵，當局的一切措施從短期來說雖然延緩了這種發酵過程，但從長期來看，卻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更加艱難曲折。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