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不肯附和當權者的政治人物，李銳先生在當代政壇為什麼能夠存在？這個問題很有時效性。在此之前，在毛澤東時代，李銳這樣的人不能存在，他也確實被淘汰出局，進了秦城監獄。在此之後，倘若政治體制改革成功，民主制度確立，李銳這樣的人自然能夠存在，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成為問題。
其實，像李銳這樣享受高幹待遇、資格頗老、官場輩分甚高，又追求民主、努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老先生還有許多，李銳先生至少在兩位數的老朋友們幾乎都可以算入，其中包括去年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與當局的意圖相距甚遠。他們時常發出自己的聲音，說出當局不喜歡聽的話。這一批人在當代中國政壇的存在，他們的積極活動和廣泛影響，加重了這個問題的份量和意義。
這個問題至少有兩重意思。第一重意思，為什麼能出現李銳及其同道。第二重意思，為什麼能容忍李銳及其同道。
為什麼能出現李銳及其同道？應該說，不同的聲音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力度不同，自信的程度不同，傳播的廣度不同。1959年，李銳在廬山會議跟彭德懷一起挨整，就表明瞭不同聲音的存在。但是，這些反對的聲音並不強大，並不堅定，擁護者並不多，打壓下去並不困難。
我想過一個問題：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那些在槍林彈雨中叱吒風雲的人物，為什麼表現得那麼不堪？周恩來劉少奇以至朱德林彪等打天下的英豪，難道真是貪祿保位之輩嗎？考慮到許多人放棄榮華富貴而投身革命的歷史，我覺得這種解釋的說服力不夠。那麼，如何解釋他們對謬誤的屈服呢？周恩來勸彭德懷做檢查，他給出的理由是：要顧全大局。這句話說服了彭德懷，也點醒了我。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一個政黨，一種主張，正在向想像中的理想社會高歌猛進，這支隊伍的旗手向來有英明偉大之譽。他手中的旗幟，被中國共產黨人看作全世界最輝煌的旗幟，寄託著全人類希望的旗幟。如果這就是那些英豪眼中大局，他們是否應該屈己從人，甚至舍己從人呢？恐怕這就是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的最終選擇。
如果說，在人民公社體制之類的具體問題上，誰是誰非當時尚不分明，數年後則不言自明瞭。進一步說，在祖國前途和人類命運等更大更宏觀的問題上，當時的旗手自信，20年後已經蕩然無存。誰是誰非，大局已定，歷史給出了明白的答案。於是，舊旗落地，前途和大勢的代表者也換了位置。這種改變，李慎之先生在《風雨蒼黃五十年》中有痛切的陳述。這種轉變是在世界歷史的背景上發生的，在中國的特殊經驗中，包含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普遍經驗。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也屬於這個轉變過程的初始而沈重一步：在維持政治體制的同時改革經濟體制。
總之，為什麼有李銳？因為一場巨大的社會試驗失敗了，不得不改弦更張，不得不探索新路，不得不向成功者學習。
在這個背景上，就比較容易解釋為什麼當局容忍李銳及其同道。當局拿不出說服他們的像樣理由，手裡沒有一麵人們心悅誠服、甘願捨身追隨的旗幟。這類旗幟如今在李銳及其同道手裡。公開打壓他們，理不直，氣不壯，不僅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反而會大失人心。
更難辦的是，李銳這樣的離休老幹部不求升遷，不怕處分，對黨政體制內的利益無所求，對體制內的威脅亦無所懼。這些官場手段本來很適於解決那些不宜公開的問題，一旦失去效用，官家武庫頓顯簡陋。
當然還可以考慮其他手段。不過，李銳他們的動靜太大，任何暗箱都裝不下。李銳他們又不貪圖物質享受，暮年心魂所系，正是年輕時冒死追求的民主，悠悠萬事，惟此為大，靠細軟並不能收買。至於不講道理的蠻幹硬幹，既影響國際國內形象，又嚇不住坐牢老手，最後算下賬來，恐怕得不償失。更何況都是政界中人，下手太狠，開了先例，會不會一報還一報？會不會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誰敢保證自己在政壇上永不失勢呢？
總之，明的不行，暗的也不行；軟的不行，硬的還不行。橫豎都不行，便拿李銳們沒辦法了。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種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似「貴族民主」或曰「等級制民主」的格局。一部分人先「公民」起來，有了比平民百姓更大的自由空間，比較多地享受了憲法承諾的公民權利。這種格局是在雙方鬥智鬥勇、用盡各自的招數之後形成的，是雙方選定了最佳策略之後形成的。這是一種自發內生的格局，誰也不欠誰，誰也無奈誰，無須任何一方的恩典或謙讓，就這樣維持著穩定和均勢。這種有等級制色彩的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也可以算作當代政治領域的潛規則。
李銳先生身上集中了諸多優勢，自然是很難得的。實際上，這些優勢不同程度地分布在不同階層和不同年齡的人們身上。只要佔據了一兩種優勢，尤其佔住不在乎仕途得失、對體制內的利害無求無懼這一條，當事人享有的公民自由權利就可能大出一圈。失去這些權利，一部分原因是被強行剝奪了，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主動出售了。
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背景，即網際網路無法阻攔的普及，放大了李銳先生及其同道的影響力。此外，被推上市場的各種媒體，無論是出於良知，還是出於生存的壓力，都需要用順民意得人心的東西為自己招財添譽。這是無所不在的名利的誘惑，伴隨著隨時可能襲來的良心的騷動，李銳及其同道就生長在這片沃土上。
李銳先生及其同道的存在，實為中國之幸。
實際上，他們說話，發表意見，不過是表達他們對中國前途的真實看法，表達他們認為正確的主張。這種看法和主張都是有根據的。不讓他們作聲，並不能消滅這些主張所依據的現實力量。形勢仍在發展，危機繼續醞釀，只是不出聲地發展和醞釀而已。譬如廬山會議，假如沒有「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的獨大格局，假如可以商量，可以討論，可以反對，那麼，不必付出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代價，就可能建立1962年退守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更樂觀地說，甚至不用繞將近30年的大圈子，就可以建立1983年盡收失地的大包干制度。不讓彭德懷說話，不容鄧子恢分辨，撤他們的職，並不意味著真能跳進共產主義，只是要繞一個大圈子，平白死掉數千萬人，然後再回到起點上。這就是言論自由的價值，這就是尊重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的價值－－抵得上數千萬條人命的價值。
李銳和他的同道們，憑藉自身的膽略和實力，在大一統格局中撐開了一道缺口。他是我們的榜樣，也是我們的開路先鋒。在他88歲的肩頭，承擔著我們這些患得患失的壯年人承擔不起的份量。衷心祝願李銳先生健康長壽。
2004年5月8日
──原載《北京社經所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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