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蔣彥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即使我一直遵照魯迅的囑咐「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估量今天中國的當權者，但我仍然沒有料到他們會非法扣押一身正氣的蔣彥永醫生。中共當權者的這一作法愚昧、邪惡而殘忍──他們企圖以此來恐嚇更多的希望像蔣醫生那樣說真話的公民，沒有想到卻弄巧成拙地讓自己的醜陋曝光於全世界的目光之下。他們把自己送上了審判席和恥辱柱。

今年六月一日，蔣彥永夫婦乘坐解放軍總醫院的專車在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的途中失蹤。由於蔣彥永夫婦失蹤的時候正值所謂的「政治敏感期」──「六．四」十五週年之際，輿論認爲這跟蔣彥永今年二月致信中央領導人呼籲爲「六．四」事件正名有關。

但是，「六．四」紀念日過後，甚至在「天安門母親」的象徵人物丁子霖教授於八日被解除監視居住之後，蔣彥永夫婦的去向仍然不明。他們在美國的女兒蔣瑞對媒體說，她擔心父親可能被當局指控犯有煽動顛覆罪。十五日晚，蔣彥永的妻子華仲尉返回寓所，但她不知道蔣彥永究竟什麼時候能夠獲得自由。據悉，蔣彥永因爲拒絕承認「（間接）泄露爲『六．四』正名信給海外傳媒，造成嚴重政治後果」的所謂「錯誤」，所以仍未獲釋。黑要讓白低頭、邪惡要讓正義屈服、殺人者要讓受害者感謝，這就是中共自己的「逆向思維」。

在全球諸多共產主義政權之中，中共確實具有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它害怕真相到了神經質的地步，它仇恨說真話的人到了變態的程度。此次中共粗暴地剝奪蔣彥永醫生的自由，使我想起了當年蘇共對待詩人和小說家帕斯捷爾奈克的做法。據最近解密的蘇共檔案透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史達林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手上掌握著公民們生殺予奪大權的巨頭們輕鬆地討論對異議知識份子的整肅。克格勃頭子貝利亞建議，將 「不聽話」的帕斯捷爾奈克送進集中營，然後「從肉體上予以消滅」。此時，嗜血的暴君史達林說了一句大家都沒有想到的話：「帕斯捷爾奈克是天上的人，我們是地下的人，我們就不要去動他了吧。」

在史達林的精神世界裡，儘管權力和殺戮佔據了最重要的地位，但他始終還存在著一絲對上天的敬畏，這與俄羅斯源遠流長的東正教傳統有關，也與史達林少年時代的神學院生涯有關。一九五八年，帕氏的巨著《日瓦格醫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蘇聯當局認爲這是對國家政權進行「挑釁」。受到蘇共控制的蘇聯作家協會下令開除帕氏會籍，全國上下的媒體都對帕氏展開了批判。帕氏被迫拒領諾獎並避居鄉下，但他始終沒有失去自由，依然能繼續自己的創作。史達林的繼任者們也沒有把魔爪直接伸向帕斯捷爾奈克。

如果說帕斯捷爾奈克之於俄羅斯乃是「天上的人」，那麼蔣彥永醫生之於中國同樣也是「天上的人」。可以這樣說，沒有了帕斯捷爾奈克，俄羅斯文學中便缺少了一股高貴的血液；而沒有了蔣彥永，中國人民也許就將深陷於薩斯病毒之中而無法自拔，中國知識份子也許仍然繼續他們對天安門屠殺可恥的沈默。對於「天上的人」的不同態度，彰顯出了中共專制統治與蘇共專制統治之間的重要區別：蘇共以史達林爲代表的獨裁者們，實施的是一種「暴君」的統治，「暴」則「暴」矣，但至少存留了些許「君」的秩序和準則；而中共以毛澤東爲代表的獨裁者們，實施的卻是一種「流氓」的統治，不僅殘暴，而且極端下流無恥，根本不遵守任何遊戲規則和倫理底線。

在紅色恐怖的史達林時代，蘇共政權對帕斯捷爾奈克等知識份子尚能「吞舟是漏」；而在某些善良人士單相思的所謂「胡溫新政」的時代，中共政權卻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拘禁作爲民族的救星並享有世界聲譽的蔣彥永先生。這種以「痞子」爲榮的心態，恐怕連史達林也會感到無法理解。

在蔣彥永先生失去自由的這些日子裡，我每天都想起兩個多月之前他來我家作客時的情景。那天，同時來我家的還有章詒和女士、音樂家王西麟、北大退休教授姚仁傑和學者任不寐。

牽連著這幾位不同領域傑出人士的神秘的精神線索，是共同的對「六．四」的關注、對專制的痛恨和對自由的熱愛。那天，我們的話題總是圍繞著天安門母親們展開，蔣醫生的言談中充滿了浩然正氣。他的激情使他顯得格外年輕，而完全不像是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我相信，蔣醫生永遠不會爲他的所作所爲感到後悔。在走向真理的路途中，蔣醫生比我們走得都遠。作爲年輕一代人，我們只能奮力跟上。

蔣醫生被剝奪自由的事實，讓中共當局宣揚的「三個代表」和「新三民主義」成爲笑柄。這一無賴行爲再次驗證了這樣的事實：中共已經全然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和道義資源。丁子霖女士在給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的信中指出：「一位敢於說真話的醫生居然被無端地剝奪了說真話的權利，這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究竟意味著什麼？難道作爲一個國家領導人，還需要由別人來告訴你們嗎？

我今天之所以不得不寫這封信，是因爲實在再無法容忍下去了。做什麼事都不能過分，過分了就會激起天怒人怨。我想，這一點同樣是無需由別人來告訴你們的。」而劉曉波《抗議對民族良知蔣彥永的迫害》中則直接指出了中共這樣做將導致的後果：「一個掩飾災難和罪惡的政權，只能在延續災難和製造新罪惡中越陷越深，整個國家的未來也將被置於隨時可能再現人權大災難的恐懼之中。」在此意義上，蔣彥永醫生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如果蔣彥永醫生被控犯有「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那麼我願意陪他一起坐牢──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度，失去自由也許是唯一的榮譽。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

(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