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我們在自己的國土裡逃亡

我活著最想做的事情莫過於旅遊和寫作。旅遊給了我無比的快樂和自由。不知道其他的人是怎麼長時間生活在一個城市裡一動不動也其樂無比的。我就不行。我會對一個陌生的土地產生狂熱的激情。這樣一來,就使得我的生活和精神經常處於不安狀態。

一梁說:「那是因為你這樣的人對生活沒有安全感的緣故,尤其是對一個地方甚至於指對一個國家沒有安全感。"

聽後我恍然大悟。

住在北京我們恐懼。住在上海我們也恐懼。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我們的生活都充滿了恐懼和不安。從寫作發表文章到生活中的小事情,比如電話被監聽,行動被監視,網路被騷擾,遇到新的朋友會懷疑他或她是中共派來的「克格勃」,會陷害我們,出外歸來會檢查自己的寫字臺是否被人翻動過,檢查電腦是否被清洗過,對面那家人的燈火老向著我們的房間,他們是不是也在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把所有的證件都捆在一起隨身帶著,等等等等──長時間活在這樣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地方,我們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會感到難受,會受不了,會精神失控,甚至精神分裂。所以我們會想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去喘喘氣,去躲開一個國家的騷擾和監控。在旅途中我們也許能把一時的不安忘卻,拋棄憂愁,放開胸襟,投入到一個作家詩人的情懷之中。大自然給了我們安慰和生存的熱情。我們也需要這種安慰和熱情。

2004年的中共兩會期間,我們拒絕與任何陌生人或者長久未見面的朋友聯繫,突然一梁闊別了20年的老同學發來伊妹兒,說什麼敘舊之類的話,把我們嚇得半夜也爬起來談論他是否「別有來頭」?於是一連幾夜陷入失眠的煩躁與困惑之中。後來大著膽子跟他聯繫了,還要對上20年前一梁大學時期寫的詩句才放心,才證實確是其人。再後來就是兩人抱頭苦笑一場。當時我們的郵箱一天有上百封巨重病毒信件,電話時好時壞。我們的呼吸也時長時短。

好了,終於等到這幫兔崽子開完會了,迎來的是激動人心的「6.4」15週年。我們的電話早在5月初就有問題了,竟然打不到一梁母親家裡,別的任何地方都試過沒問題。他母親說應該致電到112查詢。無奈,就是112打不通。我們放棄了。5月中旬,一梁母親家裡警察上門了。我在大陸的詩歌專欄被「咯嚓」了。於是我們決定搬家,搬到上海郊區一個叫西渡的地方。沒幾天傳來吳非及其他數位中文獨立作家筆會成員也遭當局監控、騷擾、警告的消息。不到幾分鐘我們的手提電話「無間斷」地受到騷擾。我們剛到寶地,警察再次上門來,不談「6.4」的事情,也不談寫作的事情。他們說來「看」我們是履行公事。於是,5月27夜我們致電李國濤,問他那邊的情況如何。其實我們已經得知楊天水被逮捕了。

5月31深夜,我們收到李國濤的郵件,知道警察就在6月1日凌晨把他帶走。而我們在6月1日中午,警察又再度上門來,說我們租房子的人需要辦理「租房許可證」,(還是沒有提起關於「6.4」的事情)我頓時傻了。我們從來沒聽過這等事,致電問一梁母親,她說,她也沒聽過有這樣的事。但是警察還是把我們的證件帶走了,說拿去複印,幾分鐘之後又給還我們。

6月1日我們還不能在家裡上網,恰好我們新安裝的電話在早晨就開通了,當時並不知道李國濤被警察帶走的消息。一整天我們都在揣摩警察的下一步行動將會是什麼。直到夜裡9點多鐘,電話通了,可以上網了,我們才得悉這個消息。當時一梁看見樓下的警車,便明白了他們的來意。我們才趕快把電腦關掉,拎起簡單的行裝往另一條路走了。我們自己把這一行為稱之為旅行。

那時是10點20分。

上海的空氣凝漫著石灰的味道,令人窒息。

我把手提電話的電池也拔掉了。

頓時,上海的街道好像出現兩個與世隔絕的人。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呼吸困難。

通往浙江海寧的火車是凌晨03:33分,6點抵達。一梁在火車上一度精神出現幻覺。他去了洗手間回來,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以為我丟了,激動得幾乎大聲叫出來。火車徐徐前進,旅客寥寥無幾,都很平靜地倒在座位上睡覺。國民並沒有為這個悲慘的日子的來臨而動情、而悲傷。也許大家都忘記了,畢竟那是別人身上的傷痛。也許大家都恐懼受到傷害。總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平靜的凌晨,一列沒有激情的火車在向著一個普通的江南水鄉前進。可我們卻陷入驚慌恐懼之中。

6月2日早晨抵達海寧──徐志摩的故鄉。似乎世間的不平事、悲慘事都逃離我們的腦袋而去。我感到被《再別康橋》的詩意包圍。我們兩人是「再別上海:,高興,真的體驗到人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高興二字,而高興的基礎就是安寧,安寧的基礎就是自由和滿足。

海寧人的臉上都現出和平與滿足的笑。他們也許是我旅遊過的城市、除了西藏拉薩之外,是最友好的城市居民。那裡物價便宜,環境乾淨整潔。一梁說,「我們搬到這兒居住吧。」我笑了,想起《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來,便故作聰明把書名改了改,變成《誰在中國能過好日子?》

參觀過徐志摩的故居和墓地。6月3日到王國維的故居──海寧鹽官鎮。國學大師的房子並不大,裡面工作人員說:「過去鹽官是海寧的首府,王國維家算是現在的小康之家,儘管他出身顯赫。再說,當時這裡並沒有窮人。」

可是,大師是自殺死的,誰也忘不了。

在海寧,小食店的老闆熱情地給我們端茶倒水。我說海寧人真的很富裕,幾乎看不到破破爛爛的房子或者穿得破破爛爛、粗裡粗氣的市民。他笑著說:「但是,我們這兒的貪官可不少。」

那晚,我們的晚餐花了14元人民幣。

6月4日,一梁問我:「你覺得李國濤是否被放出來了?一般不超過48小時,若過了就得關1個月。假如他被關起來,我們一定要呼籲營救他!他是民運的靈魂人物,他身上閃爍著人格的魅力。」

我們好像總是在趕車。今天我們還是沒上網,不敢打電話。車通往嘉興,再由嘉興轉到嘉善的西塘江南古鎮。

夜幕已經降臨。

在古鎮的門口,寫著60元門票。當然,我們不買票就進去了。票只是留給那些被旅行社要挾的旅客來買。

找了家客棧住下,在一條小巷裡一家名叫「大塘人家」的餐館吃晚膳。這家餐館是一位上海年輕人開的,人很和善,桌子腳下就是流動的河水。江南人家的門口都掛滿了紅彤彤的燈籠,似乎與這個15週年的「6.4」大屠殺的紀念日不大相符。人們都在為桌上的杯盤而陶醉。

一梁叼著煙卷,迷惘地望著河上紅燈籠的倒影。

通向河岸上人家的石階上,蹲著一位婦人,正在唰唰唰地洗衣服。此時此刻,我想起秦淮河,想起「商女不知亡國恨」來。

6月5日,回到我們暫時的家,一梁致電李國濤家裡,電話長響。再撥打楊勤恆,他母親接。再撥打戴學武,他家也沒人接。

晚上8時許,再次致電戴學武。他接電話了。他說,大家6點鐘才解除警報。他說,李國濤6月1日凌晨被帶走後。警方不允許他走出家門。6月3日他要求出去,在馬路上被警察帶到警察局關了48小時,1日後才回到家裡。

一梁最後跟李國濤聯繫上了。

我感到無比的疲憊和虛脫。

(2004年6月6日下午於上海西渡)

本文留言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