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人的存在的唯一基石，當然也是它的唯一標準，這一關係的最完善表達就是人權。
「六、四」過去十五年，世上大多數共產黨都倒了，這當然與中國境內的八九民運相關，有它的一份功績。但中國共產黨還沒倒，「六、四」在其本土的歷史任務就沒有完成，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但正視不是視著玩，不是視著為挖空心思寫文章，為開會；而是為走出困境，結束共產這一歷史任務的完成。
正是在這裡，發生了一些認識上的困惑：
1、八九民運到底成熟不成熟？
2、「六、四」從民族記憶裡抹去了沒有？
3、「六、四」做為歷史進程其本質與中國眼下那些進程是什麼聯繫？
4、告不告別革命……等等，這都是現階段應予回答的。
八九民運的成熟與否事實上是兩個進程：其一是做為釀成這場偉大鬥爭的民族理性的成熟，軟環境的狀況；其二是這場鬥爭自身的成熟，它的硬體建設是否成熟？其實，這個時代的民主要求早在鄧政權前已經起步：76年的「四、五」，之後就再沒終斷過（當然，「四、五」還含有一些非民主因素：共產黨遺老情愫）。因而不能把民主訴求的產生歸於改革開放。八十年代末，這種要求已經普及到社會各角落，雖還模糊，但它近於上升為社會的明朗觀念了。所以單看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不僅是高漲飽滿，而且普遍，做為八九民運得以形成的那個軟環境，中華民族的整體覺悟，無疑是成熟的。沒有這種成熟，不可能爆發如此規模的反暴烈火。
在事件進程自身的健全方面還有相當不足，遠遠落後於形勢：即與蓬勃高漲的民主要求相比，沒有足以與這個背景相匹配的思想旗幟和組織應對。那時有了個人生命尊嚴的體驗，強烈的民主要求，對自由的嚮往，但缺乏相應的理論製作。當然這不能歸咎於那個人，也很難說是可以通過努力來避免。時代的現實是：共產主義幕布下，要麼，萌芽出素樸的自然自由主義；要麼，從馬主義的一些暗流裡分離出馬克思主義框架內的自由主義；那時思想界還沒出現徹底的自由主義立場的自由主義研究，不能為來勢如此之猛的民主運動提供完備的思想指導。無論是民間還是社會開明派，其覺悟都只是改革，是呼喚在共產主義概念下的正義與進步。共產現實所引發的對它的普遍懷疑所針對的還只是共產黨內那些人，社會目光主要投在主宰者的用心險惡上，把人的用心非法性當成災難的唯一解釋，還沒有「共產」概念本身就「是」反正義，絕對非法的起碼覺察，當然還形不成「社會內在矛盾究竟是什麼」的治學，不可能滋長出這樣的理論成果。
一句話：八九民運的綱領是「共產修正」，希望通過改革引進民主。社會的內在矛盾卻是「共產」的反人性，它的克服只能是對共產做否定，我們還沒有達到這樣一種理性自覺。
「黑手」們也只是從自己所立足的，視野所及的方面來煽「陰風」，點「邪火」，只覺悟到譴責和要求，沒有推翻共產的心理承受，到今天還時不時聽到團派的懷舊。
所以當學生運動轉化為全民和平大起義時，那用來對共產實施改革、修正的綱領就不能為運動指示方向，樹立旗幟，不知路在何方，高漲的民眾動力找不著出路。
硬體建設的第二大弱點與此有關：沒有理論旗幟必然設計不出相配套的組織應對，這是僅從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的。
如果從人類史角度來看呢？那就風光別裁：事實上實踐已完成重大轉折的綱領性突破，卻沒有被思想界所注意，沒進入理論表述。無論國際的政治家還是政治學者，或者中國的民主活動家和治學政治的人----都看到東歐與原蘇聯的巨變，卻僅用為感嘆中國民主進程的艱難，沒用為中國「六、四」與東歐巨變內在的綱領性轉折聯繫的揭示----
與中國的民主要求相同步，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蘇聯……也都捲入了這一浪潮，這不僅是同步的，交錯的，其本質對是同一個----抗掙；即都是在改革旗幟下的，沒越出「對共產的修正」，是在承認共產統治合法前提下的進程，至少當時沒有以徹底的自由主義為動力的旗幟。
東歐的成功是實現了路線跨越的----這個垮越是理論意義的，但在形式上卻是實踐形態的：中國人實踐悲劇剌激了他們這種理論升化，綱領跨越----北京流血！北京在流血！這個直觀事實比什麼都具有力量，連想也來不及想，一夜間就從改革、修正路線躍升到對共產的徹底否定，從共產統治合法下民主要求直接跨越到共產非法，行動目標變成為直接推翻。這是戰略轉移，是行動綱領的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論性質和意義，但被生動的實踐經驗所埋沒。正是「六、四」悲劇做為共運史上的里程碑，才對後來的進程具有示範和完成綱領跨越的作用。
「六、四」的里程碑作用就是告誡：對共產主義修正、改革之路走不通，只有徹底道路可走。羅馬尼亞民主轉型就更具有這種典型性。----
「六、四」的極大犧牲所換取的偉大教導是：只要共產還合法就沒有民主！只能選擇推翻共產！別無他路！這是共產政權的內在矛盾所決定。
在我們著作的其他部分，己經就當下中國每日每時都發生的人民抗爭做了論述，證明我們同胞並沒遺忘「六、四」，相反，當下中國的現實面貌正是「六、四」的深入和繼續，提出「六、四」被遺忘之本身是因沒有方法論----「六、四」是現代中國道德、價值的底線。
「六、四」要說明的，要證明的就是----「人是人」！它要在公眾聯繫裡獲得普遍的承認，試問從人肉體裡發育出來的記憶能把自己忘記嗎？任何事物能忘了自己的底限嗎？底線起的是動力作用，不一定非要被經驗，事物永運與自身相等，既不能跨越，也不能繞過。正因為社會繞「六、四」不過，正因為底線之不能被遺忘，所以中國社會的所有領域，甚至意識所不屑的方面，旮旮旯旯，才無不陷於矛盾、危機、乃至癱瘓。原本與政治無關的一般性安全事故，天災，甚至疾病都無不飽醮了政治的濃汁。如果不是事關一切的政治這個總閘門出了問題----失去效力，怎麼會天天發生車、船、礦難、化學毒品泄漏，路陷、橋塌、樓倒……這些事件的普遍和頻率所告訴的是什麼？它告訴木偶的連線已沒人在牽：它告訴：本性就是「負起責任」的政治已經不再負責任，或沒人去負，沒人能負，沒有辦法來負！
中國已經墮落到全社會不再存在責任這個地步。
做為管理職能的社會已不履行，也無力履行管理！為什麼呢？
就因社會責任就是它的倫理底線，不只有個擔負問題，重要的是它的出處與根源，它的價值所歸問題----倫理價值的出於存在，歸為人的存在。「六、四」就是對責任能回歸到人的存在的爭取，是倫理、價值觀的出發點，正義的根。眼下整個社會所陷於的困境，就是「六、四」做為價值底線沒有實現所使然。它證明政權已在百分之百方面喪失了誠信，淪為一種對付的力量，就因為人權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是社會的第一原則，處在一切聯繫的中樞，起著派生和支配作用。人權狀況是社會昌盛的唯一條件。不讓中國社會的根紮在人權上，中國社會就別想有效運轉。
而社會要奠立在人權上就必用共產來配葬！
四、當下中國的諸矛盾
1、我們能不能從「六、四」這個進程裡尋求出一個普遍的覺醒呢？我想這個覺醒是----世界之上只有人，沒有中國人，美國人，基督人或是共產人。只有在人的心裏，才有國，才有教；不是中國的共產主義才專制，才暴政；而是只要共產主義就專制，就暴政。
不是因為「中國」這個持殊定語的共產黨太殘暴、太貪婪、太血腥，而是只要叫了「共產」的黨，就殘暴、就貪婪、就血腥。所以說，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才發生了「六、四」，而是因我們是人，才必然發生「六、四」的。
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推定：
「六、四」的原因是反人性的共產理念與人的自然性質之間對抗的必然之果。
2、當下中國正在交織著哪些進程？
一是臺灣要求獨立的進程；
二是香港民眾要求廢止二十三條，要求直選的進程；
三是尊敬的達賴大師代表的西藏人民要求自治的進程；
四是東土爾其的獨立進程；
五是內蒙古青聯的要求：
六是現在上下都還未看到的東北三省最易於分裂的危險潛流……
與此相伴隨的，代表了所有進程總方向，反映總矛盾的只能是民主；以及由這些矛盾所決定的共產黨內部矛盾和他們矛盾的交織……請不要認為只有江胡風浪激，連胡仔個人也是個複雜矛盾的合體：胡仔是人，當他看到他的同類陷於難以擺脫的苦難自有同情發作，只要是人就避免不了生命價值的體驗，就會有青史留名的慾望----胡仔常常說些符合正義的話，下些整頓吏治的決心，就來自這種動力。但他對共產黨的前途負著全面責任，就難免不滋生出臨危授命要中興其黨的大志；他要當好人，黨的前途不讓！胡錦濤若真要做好人，正派人，誠信人，就非把黨斬掉不可！若他要負起使黨不亡的責任，他就不能做正派人，就得惡下去！可以說胡仔肩上的這個矛盾就是眼下中國。
3、人是絕對自然事實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臺灣人就是臺灣人嗎？可不敢這麼武斷！什麼臺灣人、香港人、藏人、維人、大陸人……統統都是人！世界上有的只是人，不是帶定語的人。說xx人這個定語成份，是因人有了心。
所以，加上定語「大陸」，並不能個別出一般意義的人。把痛苦加給大陸人，他們所不能承受的，也是其他定語如：港、澳、臺、藏、維……的人所不能承受的，這永運不會有錯（我在北墅監獄編輯小報，對桌是個正宗伊斯蘭，不幸淪落在山東沿海，被一個就會寫三字的（姓名）漢族爺們收養，這老爺們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過的膠東民兵五虎將，他哪懂什麼釋伽、真主，伊斯蘭，他只看到兩腿兩眼小雞巴，在大漢家，伊斯蘭小孩長成了漢族小夥，也沒因丟失了心中的信仰而不具人樣）。普天之下人在性質上是絕對無差別的，滿足上又哪來的差別？美國人就不鬧分裂，何哉？美國太好了，分出去是不想享幸福了！所以資本主義再人吃人，再資產階級自的化，還是共產下的人往美國逃，咋就不見美國人往中國流呢！你非要唱社會主義好，怎麼能不成為人的災星呢？
4、諸進程是同一本質：人權----有表現為爭取，有表現為捍衛
因此我認為：鎮反時的反革(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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