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置劉少奇於「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劉少奇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時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便在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種卑劣手段製造假證，最終給劉少奇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彌天大「帽」。堂堂國家主席被殘酷批鬥，非法監禁，折磨至死，真可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大冤案。
奉天即今日的遼寧地域。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的「證據」，是八個所謂「知情人」的「供詞」。「文革」結束後，中央派人到遼寧調查，弄清了歷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假證，劉少奇的沉冤終於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當年是怎麼策劃的，那些偽證又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其詳細情節還鮮為人知。
弭尚義、楊大勇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中對此進行了披露，下文是從中摘錄的部分內容。讓人們永遠勿忘這一觸目驚心的歷史教訓。
肩負特殊任務的人
七月流火。1967年7月，遼瀋大地武鬥正熾，社會一片混亂與恐怖。某日，一架從北京來的飛機在瀋陽機場降落，機艙裡坐著三個面容冷峻的軍人，其中一位是駐遼寧某部的軍政委，而他的任務卻只是奉命陪同兩名比他軍職低的人安全抵瀋。此舉足以說明這是兩個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們是奉江青之命來瀋陽的。此時的北京城裡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縱戚本禹組織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批鬥、抄家；一手又策劃了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此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專案組得到遼寧「造反」組織的報告，說劉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是否也應查一查。戚本禹連忙於7月28日寫報告給江青：「建議迅速派專人赴瀋陽組織三百紅衛兵（三人一組，分一百組共同作業），查找敵偽檔案，把劉的『自白書』找到後，即可在適當時機公布。」江青見報如獲至寶，當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瀋陽，照你的意見辦。」同一天，中央五○四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巫中等二人就在某軍政委陪同下飛臨瀋陽。這位炮兵出身的軍人專程來瀋蒐集「重型炮彈」了。
帶血的證詞
就在巫中等人抵瀋的當天，一個具有相當級別的7人領導小組成立了，一個下設15人的徹查辦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時間裏，徹查辦發動東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後的245萬卷檔案和報刊資料。然而，他們卻一無所獲，沒有查到劉少奇同志所謂「叛變」的任何證據，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書」純屬子虛烏有。
面對這種狀況，江青一夥豈肯善罷甘休？從歷史檔案中找不到的東西，他們要從活人口中挖出來。於是，徹查辦把1929年前後中共滿洲省委工作人員和張學良時期奉天軍警憲特的名單，以及奉天紗廠職工的花名冊印發全東北，從市到縣直至城市街道、農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徹查機構，逐一查找名單上的人，要求「活著的查到人頭，死了的查到墳頭」。
在中央專案組巫中指揮下，按照他們在北京虛構的劉少奇叛變情節，徹查辦成立了若干徹查小組，進一步沿著「奉天紗廠－－警察－－法院－－張學良長官公署」這樣一條線，查找1929年前後在其中任職的人員，不管是否瞭解情況，只要活著又任過職務的就列為重點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經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為證人蒐羅起來。
專案調查尚未開始，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係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他明確提出：「要經過鬥爭」，「以政治鬥爭為主，也要採取一定措施，如鬥爭會、小型專政等。」按照這個指導方針，辦案人員對「知情人」採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範，讓說什麼就說什麼，讓證什麼就證什麼，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須有」手段還要毒辣。
辦案人員對原奉天高等法院檢察處書記官（即記錄員）劉青第的審訊，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裡進行了38次。劉青第本來什麼也不知道，只因專案組對他的身份感興趣，所以成了重點「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劉青第受不住了，說：「我想了，沒想起什麼來，你們是不是把那時候的事寫下來，我簽個字行不？」辦案人員咄咄逼人地說：「你能想起來，你的立場轉變了就會想起來了！」「你打算怎麼辦呀？就打算受處分嗎？」又恫嚇說：「是在這兒常住下去嗎」「你不說，我們有地方把你擱起來！」在反覆的誘逼、嚇唬下，劉青第照專案組的指點寫了「交代」，幾經修改，形「證詞」後，立刻被當作戰果帶回北京。
在辦案人員的高壓威逼下，先後有賈文畸、董仁、熊守成、關慶雲四名「知情人」自殺（均未遂）。有的吃藥，有的跳樓，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一份劉少奇被捕後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這樣出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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