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從德談89年天安門鎮壓事件

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過去了整整15週年。在此之際,大紀元記者王泓對六四的學生領袖之一封從德進行了獨家採訪。
封從德,一九六六年生於四川,八二年入讀北京大學,八六年保送北大遙感所研究計算機識別衛星圖像專家系統,八八年獲高級程序員證書,八九年五月獲波士頓大學五年博士學位獎學金。八九學運期間當選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主席,及任絕食團和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六四後在國內逃亡的十個月中感悟傳統文化價值,遂棄理從文,出國後轉入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歷史系,九五年獲碩士文憑,九六年通過博士候選資格答辯。九七年在荷蘭萊頓大學研究儒教,九九年回法國撰寫博士論文研究道教和中醫,二○○三年七月獲得博士學位。以設計因特網資料庫為業。現主編《六四檔案》。兼任《公民議政》編委。

記者:封從德先生,您好! 舉世聞名的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已經過去了15年,您作為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一名六四事件的見證者,您是怎樣走入89學運的?您的經歷是不是有代表性?

封從德:我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情況下,被捲到學運當中的。其實我在89年1月已經以很高的分數通過了託福考試,確定去美國留學。我覺得八十年代的中後期,中國的知識份子及學生對中國的現實及文化都很失望,對中國的文化也是持一種極端批判的態度。他們對中國不管歷史文化還是現實,都比較失望,所以大家都想出國,當時學生中流行麻派(打麻將);托派(考託福出國);黃派(賺錢、賺黃金)都比較頹廢。但一夜之間,胡耀邦的死,激發了大家的愛國熱情,學運起來了,大家發現彼此的想法是那樣的相似:都認為中國沒有希望了,但同時又希望中國將會有希望。希望中國能有希望的這樣一種激情激發了很多人。

我當時還有兩個月就要答辯,我是做遙感圖像衛星處理的,非常依賴於電腦。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都在機房裡邊,每天就是三點一線:住處--機房--食堂。4月15日,胡耀邦死的那天,我的電腦剛好壞掉了,我沒法工作。就是這樣一個偶然的因素使平時不關心政治的我,去了三角地,看到了很多的大字報。那天碰巧還是我妻子柴玲的生日。那段時間我的電腦經常壞掉,我也就在學運中卷得越來越深,我的妻子柴玲因為我的加入,也走了進來。歷史中有很多的偶然,但是也有一種必然性。因為我們都希望中國能有希望。

記者:您在89學運中擔當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封從德:北高聯成立於4月23日,我4月29日進了北高聯,第二天就被選為北高聯的主席。記得第一任主席是周永軍23-27日,第二任是吾爾開西,擔任28、29日那兩天的北高聯主席,30日就是我。

我當時不認識王丹,也根本不知道「民主沙龍」,大概只知道鄧小平是誰,連趙紫陽都沒有聽說過,反正就是對政治很無知啦。但是很有熱情很有幹勁。所以當時學生會把像我這樣的人、偶然進來的人選到最高的位置上,由此可以證明這個運動肯定是自發的,要不然如果有真正所謂的「黑手」,什麼「小集團」的,肯定不會讓我上去。

這種自發性非常普遍,很多人像我一樣,就是覺得中國沒有希望,但又是中國人,忽然看到了一點希望的時候,這點希望的吸引力就特別的大。我對政治不感興趣,就是希望中國能有希望。所以當時已經準備出國,都放棄掉了,當時準備出國是非常不容易的,要下5年、10年的功夫。本來6月12日碩士論文答辯以後我就可以去美國了,當然後來等來的是通緝令,這是後話。

五四過後,復課了,我就辭職離開了廣場,因為我還要準備論文答辯呢。因為對政治本來我也沒有興趣,而且也沒把這個當政治,實際是很危險的。第二天,我回到北大遙感所,我的導師,原本是特別不喜歡我參與到這些學潮中的。但是我此次萬萬沒想到我的導師見到我回到學校很高興,他悄悄的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這個學潮使他覺得中國又希望了。當時的北大校長丁石蓀5月3日也表示同情學運,他也認為年輕人的參與使得中國又有希望了,但是他不希望學生走出學校。回校後的當天下午,我的計算機又壞了,我又回到了天安門。

六四期間,作為北高聯的主席,我覺得應該更好的組織大家,沒有絕食。因為我有組織廣播站的經驗,在天安門廣場就組織起廣播站,後來因為有喇叭,那個廣播站也自然成為了指揮部。這樣我也就自然而然進入了廣場指揮部。當時在廣場上表決是否撤離時,也是我組織的。因此,我特別適合做一個歷史的見證。我做了一個檔案,現在是一個關於六四資料最全的一個網站。因為我差不多從頭到尾參加了六四,經驗比較獨特。幾個主要的組織我都參加了。幾個重大的決策我也都在場。

記者:十五年後的今天看六四或者說那段在廣場的日子,最值得紀念的是什麼?

封從德:六四期間最值得紀念的就是民眾的愛國情緒。六四期間,整個北京的民眾特別團結、很友愛。整個北京的民眾一夜間突然發現大家的想法那麼相似,在廣場上大家也非常親近。北京市民間也非常互助友好,生怕給中共造成一點鎮壓的藉口。當時中共故意把交通警察都給撤了,交通很亂。但是,據北京報紙6月1日的一個報導,當時的交通事故反而下降。就連小偷都貼出告示聲明罷偷。這是在中共統治下從來沒有過的。

六四前後的愛國情緒是有區別的。相同的地方是:都是中國人,希望中國好、希望中國強盛、希望中國強大。但六四以後,中共多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有他自己的政治意圖,而把這種情緒引向不是很正常的軌道。比如:民調顯示百姓喜歡美國,不論是思想文化還是在物質上,有很多值得學習借鑒,但在表現上經常有反美遊行,這種情緒是完全被中共所掌控、煽動起來的。仔細分析一下,這種情緒不正常,是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六四的自發愛國情緒是完全不一樣的。

記者:能不能談談您對六四的反思?

封從德:我想談三點。首先,中共在六四開殺戒,是很罪惡的,不是一個簡單的錯誤。但是學生也好,民眾也好,都有失誤。最大的失誤是對中共認識不清。就像今天大家也沒有想到中共會那麼殘酷地迫害法輪功的學員一樣,當時的民眾根本沒有想到中國會如此殘暴,運用坦克、機槍、開花子彈,在日本鬼子進京時都沒有運用這種手段。六四時,好多人都挨了槍了還以為中的是橡皮子彈。這樣也導致了後期判斷失誤,沒有想到對方是石頭,以雞蛋碰石頭,傷亡很大。鎮壓後才認清中共的無恥手段。

第二點是我們組織的不成熟。首先,沒有民主運動的概念,對民主的理解不正確,先天不足。這就導致了我們的組織工作很難,進度很慢。民主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平等的概念。這與中共沒有給民眾一個公共的空間有絕對的關係。因為,沒有公共的空間,民眾就沒有自我培訓的空間。比如在中國從幼兒園到大學,從來都是老師訓話,學生從來沒有自己的空間。

第三點是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認知不正確。這當然也是與中共長期扭曲的教育,對歷史文化的篡改有關。當時的這場運動還主要是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運動。雖然當時有上百萬北京市民的支持,但是這不表明學生、知識份子和民眾的思想完全一致。民眾站出來的主要目的是反腐敗。但當時學生和知識份子的思想主要繼承的是五四反傳統的思想,從這一點上看,也沒有跳出中共的反傳統的思想意識形態的框架,與民眾的傳統思想根基不一致。

後來我明白,89年時的知識份子和現代的很多知識份子一樣,恰恰是一個沒有知識的群體。他們可能會造飛船和原子彈,數學、物理都非常好。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光是不瞭解,而且是排斥的。中國知識份子從五四時代繼承的思想是反傳統的。在近代以來,反傳統,反文化,使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低到了極點。由此造成六四的民運思想不成熟,太老舊。同時由於知識份子與民眾的認知的不同,最後導致這場運動沒有得到民眾真正的支持。而現今的法輪功就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思想的基礎上,使得這一民眾抗爭運動延續至今。要想真正能夠產生影響,使共產黨被迫進行改造,就必須植根於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中。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民主政府並沒有矛盾。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個非常包容的文化,不走極端。

記者:您認為六四之後,中國政府在民主方面是否有所改變?

封叢德:15年後的今天,中共對於人民的統治有些方面有改進,有些方面更惡劣。如對於一些敏感問題比八十年代更惡劣,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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