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青：胡錦濤能效法鄧小平嗎 江澤民打壓民運借六四上臺內幕

這麼多「有意義」的數字堆在一起，這麼多「有意義」的事件、人物堆在一起，當中自然有很不尋常的政治意義，把這些事件、人物的命運放在一起透視，定能看出其間深刻的血脈聯繫，看出困擾中共和中國歷史走向的種種政治問題。

江澤民率先打壓民運

一九八九年的春季，中國大陸爆發了一場極其偉大的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是由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病逝觸發的。是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病逝，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就有學生和市民自發地向這位人民愛戴的總書記獻上了悼念的花圈，有人寫詩詞、演講，開始為胡耀邦在一九八七年初被中共極左保守勢力整下臺鳴冤叫屈。這情景極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當時學生、市民也是以悼念周恩來為名抨擊當朝權貴，發泄不滿，展開政治動員的。

人們對胡耀邦的悼念，引發出對中國當代腐敗政治的強烈批判，引發出要求實施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民主、法治社會的強烈訴求，引發出人們對自由、人權必須受到保障的強烈渴望。這些批判、訴求、渴望，代表了時代進步的潮流，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方向，是中國走向光明、共產黨走向自我革新之路的希望。

當時，北京的學生、市民在作出上述表示時，所用的是中國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請願、靜坐、遊行，他們的行動不僅有法可依，而且非常和平、理性和有秩序；他們並沒有提出激烈的變革，只是要求和政府對話，要求政府承認他們的要求和行為的正當性、合法性而已。

然而，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卻把學生、市民的和平、理性、有秩序、合法合理合情的行動定性為「政治動亂」，併發出了打壓的警告。

此時此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正在北朝鮮訪問。所謂「政治動亂」的定性是由鄧小平聽取了李鵬、李錫銘、陳希同等人的匯報之後作出的。這種顛倒黑白的定性，自然激起了強烈的民怨，但學生和市民仍然十分理性，這之後舉行的百萬人大遊行都非常和平、非常有秩序。

封《世界經濟導報》激化矛盾

趙紫陽總書記很不贊成《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定下的調子，很不贊成對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採取打壓的態度，他提出了在法律的框架內用對話的方法來解決這次危機，並考慮人民提出的改革訴求。

就在這時，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在上海率先採取了打壓行動，他下令封閉了在上海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原因是該報刊登了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宣傳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召開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對時局發表了批評性的看法。

江澤民的做法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引來了黨內外全國性的抗議，趙紫陽對此極為不滿，認為江澤民的舉動破壞了他的「對話方針」。為此，江澤民曾驚慌失措，打算向趙紫陽和中央作檢討，還是老謀深算、上層消息比較靈通的曾慶紅（時在上海任副書記、組織部部長）勸江澤民「看看再說」，因為當時中共最高層的權力鬥爭、政治鬥爭明暗莫測，鹿死誰手還未可知。

「六四」改寫兩位總書記的歷史

趙紫陽、胡啟立、閻明復等中共改革派終於敵不過以鄧小平為首的保守鎮壓派。五月十九日北京宣布戒嚴，鄧小平以中央軍委主席之身從全國各地調兵遣將，將北京城圍似鐵桶，這一天趙紫陽被逼辭職，並立刻遭到軟禁，失去了自由。從這時起，鄧小平和中共諸位元老以及李鵬等人已經周密部署用軍隊血腥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將這場偉大的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打下去。

六月四日凌晨坦克車、機關鎗和數以萬計的大兵在北京城內、天安門廣場橫衝直撞，狂掃濫射，對所謂「反革命暴徒」也即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格殺勿論！這一夜，北京城陷於火海、血海之中，史稱「六四屠城」！

「六四」屠城之前，「五一九」戒嚴之後，江澤民奉命秘密進京，參與策劃和執行了「六四」大屠殺。江之所以被召入京，是因為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鄧穎超、王震、薄一波、宋任窮等已經「達成共識」，由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取代被黜的趙紫陽。江澤民「臨危受命」，戰戰兢兢。在血泊中，天上掉下了一場大富貴，他做夢也沒想到。

中共黨的歷史，江澤民個人的歷史，因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而改寫。「六四」事件之後，江澤民正式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被鄧小平冊封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半年後，又從鄧小平手中接過了中央軍委主席的權杖，鄧小平帶著一身血腥宣布徹底退休。

這段時間，中國大陸、黨內黨外一片白色恐怖，極左路線大回潮，「反和平演變」之聲甚囂塵上，改革開放遭到批判和清算，黨內外的民主力量遭到殘酷鎮壓，無數人被捕入獄，被判重刑，這是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最黑暗的時期。

這個時候的江澤民個人權力還極不穩固，還未擺脫兒皇帝的尷尬之境，但在政治上幹得興高彩烈。因為他在政治上完全認同這套左的東西，認同對民運的鎮壓和對改革開放的清算，因為他「榮登大寶」得益於此。

然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卻感到了巨大的危機，極左路線的復辟將把他的「偉大事業」毀於一旦，他自己也將在政治上難逃被清算的命運，於是，一九九二年春，展開了他生平最後一次政治上的「帝國反擊戰」。此時鄧小平雖然早已全退，不擔任任何職務，卻通過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繼續操控軍權，他在黨內外仍然具有無人可以匹敵的巨大的政治影響。

鄧小平的「帝國反擊戰」中心思想就是經濟改革、對外開放不但不能停，而且要加快，「誰不改革，誰就下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不存在甚麼「姓社姓資」的問題，挑起這個爭論是左的表現，是企圖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代替以「發展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政治路線」的徹底背叛。

鄧小平一廂情願鑄大錯

鄧小平的反擊，令江澤民在政治上處於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江澤民在曾慶紅的謀劃和運作下也作出了兩點退中有進的「防禦性部署」，一是向鄧小平在政治上認錯輸誠，立刻轉向，高調支持加快改革開放；二是製造謎團、故佈疑陣，讓鄧小平相信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有可能支持黨內部分人士對「六四」事件展開翻案。

最後關頭，這兩條部署顯然對鄧小平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他接受了江澤民的認錯輸誠，取消了「換馬」之意，並廢掉了楊氏兄弟的軍權，舉薦劉華清、張震等老軍頭輔佐江澤民執掌軍權；至此，江澤民轉危為安，並向擺脫兒皇帝的命運邁出了一大步。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是江澤民從兒皇帝變成真皇帝的轉折點。

不過，鄧小平仍然對江澤民不完全放心，仍然把他視為過渡人物，他在中共十四大上為江澤民指定了一位接班人︱四十九歲的胡錦濤。按照鄧小平的設想，中共十五大時，七十三歲的江澤民應該全退，屆時五十五歲的胡錦濤應該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

然而，這是鄧小平的一廂情願，他也大大低估了江澤民。第一，到了中共十五大的時候，江澤民的權力已經完全鞏固，他也剛剛嘗到了當皇帝的滋味，這個時候讓他自動退休、放權是絕不可能的，何況他還有「上海幫」和家族的巨大利益要保護。

第二，江澤民要退，要全退，也必須找到自己認為合適的接班人才行，這是任何一位曾經大權在握的政治人物在考慮結束其政治生涯時必須解決的前提；而胡錦濤恰恰不是江澤民自己選擇、認可的接班人，是鄧小平為他隔代指定的。鄧小平的做法完全違背了政治運作的常識︱輕則受阻重重，弊端叢生，重則引發激烈的權力鬥爭，甚至廢立之舉。

胡錦濤一忍再忍半接班

一九九七年二月鄧小平病逝。當年十月中共召開十五大，七十三歲的江澤民繼續當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個人權力未放一絲一毫，和他同歲的喬石則被迫完全退休，不再擔任政治局常委和人大委員長。江澤民的權力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在中共最高層已到了全無敵手的境界！

於是，胡錦濤要再忍五年才有希望接班。那時，中共最高層的「共識」和江澤民本人擺出的架勢，到了中共十六大時，他是一定要全退，由胡錦濤登基接班的。

然而，所謂「政治上的共識」和政治人物的某些身段、架勢、許諾，從來就是靠不住的，是說變就變的。在此期間，江澤民一方面全力進一步強化自己在各方面的權力，一方面大力培養自己選中的接班人曾慶紅。

曾慶紅的冒起，成為「六四」事件至今十五年來中共政治舞台上一個重要的變數，一個可能影響中共高層權力接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因素，有全局性的意義。

又是五年過去，中共即將召開十六大，江澤民的權力雖然已經極為鞏固，但礙於自改革開放以來領導幹部年輕化和廢除終身制的大勢，礙於鄧小平生前安排的政治餘威，礙於曾慶紅一下子取代胡錦濤條件尚不成熟，礙於胡錦濤政治上小心謹慎、從不犯錯，礙於自己七十有七，還是不得不在十六大上交出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後來又交出了國家主席的職務給胡錦濤，讓胡在黨、國最高職務上「順利接班」。

然而，真正的權力交接問題只是開始，並非結束。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依然出任中央軍委主席，用槍指揮黨；曾慶紅一下子從政治局候補委員越升為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之後又出任國家副主席，江澤民的上海幫和心腹親信在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內佔了多數席位，各要害部門皆由江系人馬和曾慶紅的馬仔把持。胡錦濤的權力相當「空洞」，有其名而無其實也。

所有這一切，都是江澤民要把胡錦濤徹底架空或有機會興廢立之舉作準備。這是十六大之後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核心問題，這一問題承傳了「六四」事件以來的政治脈絡，是十五年政治形勢、權力鬥爭發展的結果，所謂「胡溫新政」也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並受到其強大制約和影響的。

效法老鄧才能開出新局面

胡錦濤可以說是中共歷史上最能忍的接班人，最能「不犯錯誤」的接班人，他熬了十年，在名份上終於接了一半的班，這在中共歷史上也是怪事一樁。熬了十年，名份上得了一半，剩下的路不是好走了，而是更難走了，危險和風雲更多更難測了。「六四」事件十五週年，決定開槍鎮壓的鄧小平已死，但「六四」的直接受益者江澤民依然大權在握。胡錦濤和江澤民一樣，雖然都是鄧小平冊封的接班人，但他們冒起的政治背景並不相同，他們之間並非「系出鄧門」而關係良好。恰恰是他們之間心病極重，且存在嚴重的權力鬥爭，這都是鄧小平過於自信、包辦代替種下的禍根。胡錦濤和江澤民鬥法，「六四」事件可以是一張牌，也可以是引火上身的炸藥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只要「六四」事件未在胡錦濤手裡翻案、平反、正名，他的所謂「新政」就一定微不足道，就不會在中共歷史上留下任何痕跡，因為在「六四」冤案之下，中共不可能在政治上開出新局面！

胡錦濤是忍功了得的聰明人，他肯定反覆思考、不斷掂量過「六四」這張牌和這顆炸藥。是福是禍，是利是弊，全看在甚麼情況、甚麼時機下怎麼運用。當年，鄧小平打「四五」運動、天安門事件昭雪這張牌，打平反中共建國以來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錯案這張牌，逼得華國鋒在政治上節節後退，在權力上步步萎縮，在人心上迅速喪失。現在看起來，此事好像順理成章，鄧小平穩操勝券，其實在當時也是政治風險極大、各種阻力極強的事情。毛澤東當時尚享有極高的聲望，「凡是派」的思想也極有市場。鄧小平在政治上、權力上並不佔優勢。

然而，鄧小平最終贏了，這原因是他巧妙地把握了人心的向背，順應了時代的潮流，非常高明地運用了政治謀略和手中的權力。鄧小平將上述三者結合起來，不僅平反了冤案，擊敗了政敵，而且在政治上開出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新時代。

現在，輪到胡錦濤了，在他面前也擺□一個天大的冤案，這個冤案是由當年鄧小平定性和一手造成的，今天，江澤民維護這個冤案不容平反猶如當年華國鋒不容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和為建國以來一切冤、假、錯案平反。今天的胡錦濤如果沒有當年鄧小平的智慧、勇氣、謀略、魄力去解決「六四」問題，那麼他不但開不出新的政治格局，而且其權力地位也無法得到真正的鞏固和擴展；他的結果只是能有二：一是無所作為被「陰乾」、退休；二是乾脆被人擠下臺。

(2004年6月前哨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