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難調查：一位清華學子遇難之後

　　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那個大屠殺的夜晚，周獨自一人離開學校朝市中心而去，這一去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學校。他死於離天安門不遠的同仁醫院，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的頭部，一直到７月６日才從這所醫院找到他的屍體。一位農家子弟，身後留下了一個淒涼、破碎的家和孤獨、絕望的老父母。

　　前年２月２２日，來華訪問的布希總統去清華大學發表演講並回答學生的提問。那天，我是流著眼淚聽完布希總統講演的。這倒不是因為總統的講演有什麼特別動人之處，而是我深感於中美兩國制度之迥異。同樣是人，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就不能像美國人那樣享有本該屬於所有人的那份自由和權利呢？為什麼人類歷史已進入２１世紀的今天，還需要由一位外國總統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最高學府給那些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才俊們宣講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所講的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識呢？再看看講演大廳裡那一個個經過精心挑選的清華學子，他們那傲慢中摻雜著自卑、傾羨中摻雜著嫉妒的神態，我不能不想起當年他們的一位學長，即上面提到的清華無線電系碩士生周德平。我很想對那天有幸坐在講演大廳裡的青年朋友們說，當你們為清華出了那麼多黨政要員而感到榮光的時候，是否也應該記住，早在十三年前，你們的那位學長就已經以自己的行動為實現今天布希總統所宣講的一切進行奮鬥了，而且他已為此付出了生命……。

　　我－－一個曾經在大學課堂裡和講台上度過大半輩子的人－－就是在這百感交集的思緒中聽完布希總統演講的。我想到了８９年的那場運動，想到了當年有那麼多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中，想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國人經受著各種苦難。我－－一個曾經在８９年失去了兒子的母親－－為我們的民族有周德平這樣的清華優秀學子而感到驕傲和安慰，也為那天出現在我眼前的清華大學場景而感到悲哀和失望。

　　說起清華，說起周德平，我的思緒不由得從濟濟一堂的講演大廳轉到湖北南部一個貧困的小村莊，那裡曾經是養育清華學子周德平的地方。他已經從這塊曾萌生童年夢想的土地上消失了，但他年逾七旬的父母仍生活在原來的地方。自兒子遇難後，那年年月月伴隨著兩位老人的，只是無盡的淒苦和絕望。

　　我是在七年前才尋找到周的親屬的。我自己無法去看望這兩位老人，一直到前年冬天，才委託一位朋友順道去看望了他們。朋友告訴我：周家所住的兩間平房是全村最破舊的，因年久失修，門窗都掉落了，寒風直往屋子裡灌。家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家什，連僅有的幾張板凳都已破爛不堪。別人家看上彩電都已有很多年了，但周家連一臺黑白電視機都還沒有。周母患神經性面癱，臉部扭曲，僅剩下幾顆殘齒的牙床整個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軀蜷曲，也已失去勞動能力。這些年來我們給他們轉去的救助捐款，僅夠兩位老人艱難度日而已。９８年長江鬧大水，周家顆粒無收，房子也被沖壞了。９９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門板抬到了醫院。如果不是及時給他們追加救助，景況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他們的兒子不死，他們會活得這樣淒慘嗎？

　　但是，就是對這樣兩位勉強維持著殘生的老人，共產黨的官員也還不肯放過他們。９８年我給周家寄去的捐款，居然被村上的一位前任共產黨書記冒領了去，迫於無奈，我專門給這位書記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上說：

　　「我已得知今年７月間我從北京郵局匯給周治剛的８００元人民幣由你從當地郵局擅自領去，至今不還給收款人周治剛。

　　「你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前任村黨支部書記，應該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有關郵政法規的規定。你這樣做是知法犯法。你也不會不知道，周治剛是『六四』難屬，他年老體弱，現在又遇到水災，朋友們給他寄去這份匯款，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周治剛作為一名公民，有權接受這筆匯款。在法律面前，他和你是平等的，你沒有任何理由扣壓這筆匯款。

　　「我今天給你去信，是把道理講清楚，請你接信後立即把匯款８００元還給周治剛，如果再拖延下去，我將通過法律渠道狀告你和所在郵局的局長，一切後果將由你們負責。」

　　也許是這封信起了作用，最後這位書記把錢退回給了兩位老人。

　　但是，住在城裡的人是很難想像偏遠農村的基層官吏是怎樣橫行鄉里的。２００１年秋天，我又接到了周父的來信，信上一開頭就說：「那個沒良心的政府，我們這些受害者成了他們的眼中釘！」而信的最後一句話說：「真把我氣死了！」原來周家再次遭到了侵擾。這回是村幹部帶領鎮上派出所的民警一行５、６人開著吉普車到了周家，他們脅迫兩位老人「老實交代」接受北京匯款的情況，說是再要發現有北京來的匯款，他們就立即扣下。他們厲聲惡語地威脅兩位老人：今後不得擅自離村，出門要事先向他們「請假」，回家還要向他們「匯報」；如有外人來訪，也要立時報告。這種強加的侮辱性規定，同毛澤東時代對待所謂「五類分子」的做法有什麼兩樣？

　　我常常想，同樣都是人，甚至共處一片土地，同住一個村莊，為什麼竟能如此不把別人當人來看待？！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也已經有二十多個年頭了，為什麼還不能把那些侮辱人、作踐人、把人不當人的做法稍稍改變一下呢？為什麼還不能稍稍打開一點門戶讓中國的老百姓也能享有到一點在別人看來已經像穿衣吃飯那樣普通的人權和人的尊嚴呢？我想，這也許就是一位「化外之邦」的總統要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兜售」他那個為中國權貴們所不屑的「西方價值」的緣故吧。

　　讓我們記住周德平、程仁興、戴金平這些名字吧！他們是敢於用自己的行動站出來為自己、為自己的家庭、為家鄉的父老鄉親爭取自由和尊嚴的人。他們帶著神聖的使命感，走出了家鄉，又走出了校門。他們已經倒在了天安門廣場上，倒在了「共和國」的旗桿底下。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人想起他們，但我相信，他們的名字將被歷史記錄下來，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

　　（丁子霖執筆，２００３／１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