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玲:為了記錄歷史的真實 (上)

89「六四」這個日子雖然隨著時光的流逝已漸漸遠去,但它卻深深地刻在了每一個善良人的心中。因為就是在那一天,罪惡的子彈奪去了成百上千無辜者的生命,並使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這一天的鮮血擦亮了人們的眼睛,也喚醒了懵懵懂懂活了半輩子的我。

  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3日的晚上,我最小的孩子--十九歲的高中生王楠喋血於南長街南口,那裡離天安門近在咫尺。他是為了追尋心中的正義,也是為了見證歷史的真實而走上街頭的。他被戒嚴部隊罪惡的子彈擊中頭部,因沒有得到及時救治,流血過多而死亡,死亡時間是6月4日凌晨3點半。

  他還剛剛開始他的青春年華,卻被沒有一點人性的統治者殘暴地虐殺了。

  那時,王楠正在月壇中學讀高二。他生性活潑,熱情爽朗,又熱衷於公益事務,樂於助人。他遇難前不久,月壇中學的教導主任馬老師親口對我說:王楠的品德在班裡是數一數二的,他尊敬老師,關心同學,是個很誠實可愛的孩子。王楠從紫竹院到月壇上學騎車要半個小時,在北京鬧學潮的那些日子裡,他常常會在路上碰到那些去天安門的大學生。他對這次學生運動非常關注,幾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門拍照。有一次他想讓我再給他一點錢去買膠卷,他說這是一次不尋常的歷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貴的鏡頭。我對他說:「你不要太熱心了,學生運動是會被人利用的。」他說:「學生運動歷來被人利用,但學生運動是激發民眾的動力。」有一次看國際新聞時,他對我說:「您看這個鏡頭多麼珍貴,……」五月十七日,他和另一位同學組織了本校學生的遊行,以聲援絕食的大學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懷著「要把歷史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願望,帶著相機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頂紅頭盔,騎車離家直奔天安門的。他那時剛剛軍訓回來,這天他穿著一身舊軍服,腰間紮著軍訓時戰士送給他的一條新皮帶--也許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別是那條真正軍人用的新皮帶,我們才得以認領到他的遺體。

  那年的六月三日是個週末。晚飯過後,有幾位朋友來我家聊天,談到天安門廣場的情況,談到政府有可能採取極端手段。有一位朋友根據以往的經驗說:「共產黨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然而,那時我對共產黨、對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尚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政府會用極端的手段來對付學生。這天王楠也在家裡,他聽到了我們的議論。當他洗完衣服準備回他的住處時(他住在另一棟樓),突然認真地問我:「媽,你說會開槍嗎?」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幫那時『四.五 』運動都沒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為防備意外,我也千叮嚀萬囑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對我說:「媽,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台上去!」想不到這句話竟成了我們母子倆的最後訣別。可憐的孩子啊,他怎麼能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太陽升起了呢!

  大約夜11點半的時候,我家的鄰居告訴我,他看見王楠帶著頭盔,身穿軍便服,背著書包騎車出了大門。我斷定他是去天安門廣場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徹夜未眠。伴隨著一夜密集的槍聲、隱隱約約的吶喊以及救護車淒厲的笛聲,我擔心孩子,擔心學生,也為局勢出乎意料的發展感到痛心,感到無奈,但我決沒有想到殺戮竟如此的殘酷,而且這殺戮竟會落到自己孩子的頭上。

  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間,看到他留下的紙條:「媽媽,我去找同學了。」看得出他一夜未歸。我從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卻不見他回來。我聽院裡陸續回來的人們述說著鎮壓的殘酷,一種不祥的預兆襲上心頭。

  我們決定出去尋找王楠的下落。當天晚上,我們的許多朋友和學生都表示願意幫著去尋找。他們從晚上到第二天,共去了24家醫院,看到了許多被殺害的人,真是慘不忍睹。我的一個侄子從醫院回來,見到我就放聲大哭:「姑姑呀,太慘啦,我看見有具屍體露在白布外的是一雙裹過的小腳,還有不足一米的孩子!」但是他們沒有找到王楠。有人告訴我戒嚴部隊還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關在文化宮和中山公園,也許王楠就在其中。從4號到14號,我們沒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確切消息。於是我們向學校報了案,請他們幫助尋找。在焦急地等待的10天中,我的心受著痛苦的煎熬,頭髮開始變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實,那時我先生王範地已經從王楠寄讀過的花園村中學得到了他的死訊,只是還不知下落。他怕我受不了,一直瞞著我,一個人強忍著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直到6月14日,我終於接到了月壇中學的電話,說學校接到西城公安局的通知:護國寺中醫院有一具無名屍,穿著、年紀和體貌很像是王楠,讓我去辨認。那個時期,我先生正在參加國際比賽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醫院。在樓下的候診室,醫生們向我述說了事情的經過:這具無名屍是6月7日西城公安分局送來的。因為當時各醫院的太平間已經滿員,所以送到這個小醫院。送來的時候身上沾滿了泥土,頭部包有繃帶,破了的眼鏡和頭盔上也沾滿泥土。聽送來的人說:這具屍體是從天安門前28中學(現改為長安中學)門前草坪裡挖出來的,在王楠這個坑裡共有三具無名屍。因為王楠身著軍服,特別是繫了一根部隊正規的武裝帶,以為他是軍人,所以送到這裡準備確認身份。自6月7日開始,戒嚴部隊已來過多次,證實他不是軍人,才通知學校的。還說別處還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確認為老百姓的無名屍已全都送去火化了。這個情況在我們以後尋訪中得到了證實。

  找到了王楠的屍體,在那種特別的時候應該說是不幸中的萬幸了,然而,在遺體火化問題上卻不意遭到了有關方面的刁難:因為鄧小平9日講話誣指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火葬場接到命令,死者必須甄別才能火化。為此我們幾經交涉無果,後來,因王楠的父親是「九三學社」的成員,由北京市統戰部通過市委與有關方面交涉才准許火化,那已經是6月22日,離王楠遇難快二十天了。那時的八寶山火化場依然有武裝的戒嚴部隊巡邏,而且運送屍體的車輛仍然擠滿了院子,遇難的人數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6月14日那一天對我來說是永生難忘的。從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滅了,……親人,朋友,鄰居,包括素不相識的人們都來看望我,安慰我。從他們的關心和勸慰中,我逐漸冷靜下來。我先生對我說:「你不能這樣下去,如果你有個好歹,我們這家怎麼辦?王楠的事還沒搞清楚呢!」我慢慢地清醒過來。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瘋了。我要搞清楚兒子是怎樣死的;他頭上的繃帶是誰包紮的;為什麼埋在28中牆外。兒子為了記錄下歷史真實遇難了;我作為母親,要為追查兒子遇難的真相而活下去。

  這時範地告訴我,7號早6點左右花園村中學的一位老師接到過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自稱姓吳,外地人,是北大協和聯合救護隊隊員。他向那位老師報告說:你校學生王楠,學號xxxxx……,4日凌晨一點半在南長安街南口,頭部中彈,搶救無效,三點半鐘死亡。

  我從我先生那裡得知這個消息後,心裏想:那個能報出長長學號的人,一定是見過王楠的學生證,瞭解王楠遇難詳情的。於是,我堅定了一個信念,一定要找到那位救護隊員,將我兒子遇難的真實情況調查清楚。

《民主中國》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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