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ＣＳＩＳ 主辦的「21世紀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與經濟分析」國際研討會上，Ｊｏｈｎ Ｊ Ｈａｍｒｅ，ＣＳＩＳ（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席兼執行總裁對中國老齡化問題表示了深切的憂慮，「到2040年，中國老年人總數將達到3．97億，超過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和英國目前人口的總和。」
Ｈａｍｒｅ此行中國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介紹ＣＳＩＳ歷時一年時間完成的研究報告《銀髮中國 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以下簡稱《銀髮中國》），這個報告引起了中國政府官員和參會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
該報告指出，隨著中國出生率的下降和壽命的延長，到2015年，中國老齡人口將佔總人口的15％；到2030年，這一比例升至24％；到2050年，將有近1億的中國人口超過80歲。而中國今天的勞動力人口數量到2050年可能會失去約18％至35％。
《銀髮中國》不無擔憂地指出，中國絕大多數人依靠子女來贍養晚年，但是由於當前的獨生子女政策，可以想像，隨著老年人更長壽，獨生子女們成人後可能要贍養他們的父母以及他們父母的父母，人口學家稱之為「4－2－1」問題。這意味著，今天被嬌慣的「小皇帝」們，終於有一天會發現，他們的孝道負擔實在很重。
誰「替舊制度付帳」
勞動力的相對減少和人口的老齡化趨勢對中國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中國的退休金制度將受到嚴重挑戰！
《銀髮中國》兩位作者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和Ｎｅｌｌ Ｈｏｗｅ提出警告說，中國養老金制度原來主要侷限於國企和公共部門，採用現收現付制。1997年改革後，國家把私營部門的員工包括到基本養老保險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現收現付制和個人退休帳戶。Ｊａｃｋｓｏｎ說，「現收現付制依靠現有勞動力為社會退休人員提供養老金，如果銀髮中國還不是非常富裕，那麼屆時中國工人的微薄工資將難以支撐一個老齡社會的養老負擔。」Ｈｏｗｅ補充說，「這不是個最優的制度，它在一些老齡化的西方國家已經產生了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只不過這些國家遠比中國富裕得多，所以仍可以支撐。」
個人帳戶是1997年改革後建立的一個非常好的解決養老金的途徑，體現的是「自我積累、自我保障」的原則。「但它在中國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私營企業主、包括不少新參加工作的職工都不願意為這部分帳戶掏錢。」Ｊａｃｋｓｏｎ說，「原因是他們不願意為沒有資金的舊制度付帳。」
關於「替舊制度付帳」，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吳要武博士解釋說，按目前的繳費率，私營企業的員工（1997年以後參加工作的員工）應交工資的24％，「這大大超過了為滿足他們將來享受的養老待遇所需要繳納的費率。實際上是變相讓現在的勞動者為自己和那些改革前已經參加工作的職工交納雙重養老金。」
ＣＳＩＳ老齡化項目顧問周健工說：「中國目前未能把個人帳戶做實也是令員工不滿原因。從兩個層面收來的費用存在政府的同一個銀行帳戶裡，地方政府可以經常調用個人帳戶裡的資金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福利。而後者的需求總額超過了社會互濟繳費和個人帳戶繳費的總和，因此，如今的個人養老金帳戶是『虛』的，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企業和個人逃避交納個人養老金。」
社科院的金融博士張昊也贊同周的觀點：「誰也不會願意為一個沒有實際資金的帳戶去交錢，個人帳戶只有做『實』，才能發揮它的應有效用。」
30年完成150年的轉型
ＣＳＩＳ這個國際著名的智囊機構為什麼對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如此關注？ＣＳＩＳ《銀髮中國》的第一位項目主任，現為美國社會保障局副局長的Ｐａｕｌ，以及報告的兩位作者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和Ｎｅｌｌ Ｈｏｗｅ共同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專訪時介紹了有關情況。
Ｐａｕｌ說，ＣＳＩＳ很早就開始進行老齡化問題的研究。這個問題在過去20多年來一直困擾著全球經濟 就業人口的減少對經濟也會產生消極影響，這種情況在日本、德國、義大利已經得到印證。人口老齡化不僅涉及經濟領域，還和國民預算息息相關，這些預算問題可能會在同時爆發，並對全球資本市場造成衝擊。所以，老齡化已經不僅僅是單個國家的問題，也是全球性的問題。
「我們剛開始全球老齡化問題研究時，曾諮詢了全球最重要的一批政治家，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以及印度等其他一些國家領導人和高級官員，他們一開始就強烈建議我們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Ｐａｕｌ透露了進行《銀髮中國》研究的初衷。
Ｐａｕｌ在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之後被任命為美國社保局副局長，由Ｊａｃｋｓｏｎ接任項目主任。這位耶魯的經濟史博士是美國人口及經濟增長問題專家，他和另一位畢業於耶魯的歷史學家及人口學家Ｈｏｗｅ共同完成了剩餘的研究工作。
Ｊａｃｋｓｏｎ說：「在研究中國問題之前，ＣＳＩＳ對全球的老齡化問題已經研究得非常透徹。但是為了做好中國的這個項目，我們又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對中國的制度與文化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剛開始時，Ｐａｕｌ和另外一名顧問親自到中國工作，收集資料、建立和中國專家們的聯繫；在項目中、後期，我們則主要通過電話、電郵等方式與在中國的專家進行交流。在整個過程中，我們都可以接觸到大量中國官方的和聯合國的數據。」
顯然，這個研究報告的結果證明了全球政要對中國老齡問題關注的必要性。ＣＳＩＳ的ＣＥＯ Ｈａｍｒｅ對中國將用一代人完成歐洲150年的巨大轉型表示震驚和擔心，「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急劇社會轉型。如果控制得好，我們也會直接受益，否則我們也會受到牽連。」據Ｐａｕｌ透露，這個報告將由ＣＳＩＳ的顧問基辛格等人向中國領導人傳遞。
「資金做實」制度的市場課題
在年輕的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之際，我們能做些什麼？有沒有可能控制好這個「急劇的社會轉型」？
Ｊａｃｋｓｏｎ和Ｈｏｗｅ強調：應該發揮「資金做實」制度的效率。儘管現收現付制度表面上看沒有風險，但實際上，它只是一種承諾，沒有產權保護，依賴未來一代人是否願意以及是否有能力承擔養老承諾，一旦他們改變主意，問題就出現了；而在老齡化的中國，未來一代人的負擔會很重。相比之下，「資金做實」的個人儲蓄制度會更好些。
Ｈｏｗｅ認為，國家應該減輕私企和個人養老金的繳費負擔。「在原來的現收現付制度下，個人會覺得他是為自己的父母交錢，會覺得比較公平。但是現有的制度下，他會覺得實際上他是在為一小部分人交錢，比如說是改革前沒有繳納個人養老金的國企退休工人，這就是為什麼他不願意加入的原因。」
Ｈｏｗｅ同時建議，養老金入市是個不錯的選擇。「養老金入市有助於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化與強化過程。受託管的個人養老儲蓄進行投資後在股市上取得收益，這種行為有助於推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養老金改革能促進資本市場發展，使之更有效。」
他說，在這方面，政府要做兩件事。一件是「拉動」資本市場：通過建立完善的法規和監管機制，為資本市場創造發展條件；另一件則是「推動」資本市場：通過使養老金的價值最大化的這種內在需求來「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
Ｈｏｗｅ認為中國不應該向美國學習，他說：「美國有一個非常發達、完善的資本市場，但是美國犯了一個錯誤，沒有充分利用這個市場，而主要採取了現收現付制度，導致未來幾年養老金的問題會日益突出。而英國、澳大利亞、瑞士等國家就做得很好，他們的資金做實制度就很有成效。」
Ｊａｃｋｓｏｎ則提醒中國政府目前特別需要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中國有很高的儲蓄率，而且正處在創造高儲蓄率的階段。但是隨著工作人口的退休數字增長，更多的人把錢拿出來花，中國的儲蓄會開始下降。從全世界來看，也會經歷一個資本的儲蓄下降的一個過程，這對中國的資本需求也會產生一個額外的壓力，所以中國現在特別需要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他覺得中國可以逐步進行這方面的改革，例如先從固定收益的債券開始，再選擇進入風險較高的股票投資。「我並不建議中國養老金一下子就進入股市，這對中國不利。」
「建立做實資金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有利於控制人民幣匯率。」Ｈｏｗｅ補充說，「中國要融入世界經濟，最重要的是人民幣要先浮動。而在這轉換過程中有很大的風險。比如，如果國家開放了人民幣匯率浮動，那麼個人家庭可能會把他們的儲蓄換成外匯，從而造成人民幣的大幅貶值。而如果有個人退休金帳戶，政府對它的資產分布有一個強制性的規定。則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控制這個帳戶，可以強制性控制個人資產中的本幣與外幣比率，從而控制人民幣的上下波動風險。
儘管如此，養老金入市在多大程度上能解決中國未來的問題？幾位外籍專家都沒有明言。社科院的張昊認為，中國目前的股市是不能指望了，而養老金即使在境外投資，其增值作用也有限。「發達國家也在老齡化，他們自己的養老金都還在尋求出路呢。大家目的一致，投資理念一致。股市繁榮時還好說，一旦有風吹草動，損失更大。」
難道真的沒有其他道路了嗎？果真如此，現在還年輕的我們，50年之後由誰來贍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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