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屬饒女士述與趙忠祥七年婚外戀 曾懷孕流產

以下是饒女士向記者提供的文字材料上的部分內容(……處為編者略去的內容):

  我叫饒X,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是一個普通的醫務工作者,我有家庭,也有孩子,雖然生活並不幸福,但一直很平靜。自1996年……後,我開始了與他長達7年的婚外交往,我做過流產、帶環手術,自殺過兩次……如今,我幾乎一無所有,不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而且還失去了原來的健康,患有腎炎、糖尿病、神經衰弱等疾病。

  ……

  我是1996年偶然認識趙忠祥的,當時我在中央電視臺做保健醫生。他給了我一張名片,但沒有聯繫過。1997年,我離開中央電視臺,到玉淵潭醫院的生發保健科當醫生。同年下半年,為幫一個朋友諮詢假頭套的事,我按趙忠祥名片上的號碼,給他打了一個傳呼,他很快就回了電話,爽快地回答了我的問題。隨後,他問了我現在的工作情況,並說有時間幫他看病。 (按:趙應該一直戴假髮)

  兩個多月後的一天下午,他忽然打電話到我家裡(號碼上次留在他的呼機上),請我去給他看病。我答應了,第二天中午,按他的指點到了中央電視臺。他請我在餐廳吃了一頓便飯。吃完後,他和我聊了一會身體情況,便堅持送我出東門。在大門口,他為我叫了一輛出租車,並交給司機100元錢,說剩下的錢給我做出診費。

  這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面。此後,他給我打過幾次電話,聊一些生活方面的事,顯出一種長者的關心。大約過了一個月,他又約我去看病。他請我吃了頓工作餐,並給我孩子買了一包三明治,說:「明天早上熱給孩子吃。」我給一些國家高級幹部治病,雖然都非常謙和,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大男人如此細心,言語中透著關愛,還是難得,所以當時我有些感動。

  吃完飯後,趙忠祥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那是一個大房間,裡面擺了好幾張辦公桌。他的辦公桌在一個角落裡。

  我給他看了看頭髮,又摸了摸脈,說:「頭髮就不用治了,也沒法治,但身體要調理。」他表示贊同。呆了一會兒,大約七八點,我離開了中央電視臺。

  我們第三次見面大約在1997年9月份。那天下午,我按約定來到央視東門,打電話問他到哪裡見面。他很隨意地說:「這樣吧,你到我家裡來吧!」在他的指點下,我來到彩電中心宿舍樓。他家在三樓,門半開著,我推門進去了。屋裡只有他一個人。「看到大夫,病就全好!」他說。我看了他的X片,發現他的腰和頸椎長了骨刺,還有點變形。他說他經常痛得站不起來。我又摸摸他的脈,說:「心臟和血壓也不太好,但沒有什麼大病,人快進入老年了,有這病那病是正常的,調理調理很有必要。」他說:「請你來就是來調理的嘛!」我問:「在哪裡調理?」他指了指另一個房間。我說行,就跟著他進去了。

  這個房間不大,裡邊的擺設也很簡單: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我問他扎針是躺著扎還是坐著扎?他說:「今天就不用紮了吧!以後時間還長,可以經常調理。今天就給我捏捏吧?」我說走走經絡也行,便讓他坐在凳子上,開始給他治療。約10分鐘後,他身子向我靠過來,我以為他哪裡不舒服,還問了他一句。他說沒什麼,讓我繼續給他治療。又過了一會,他忽然站了起來,我以為他要出去,便向床邊讓了一步……

  1997年11月,我懷了孕,那段時間我和丈夫沒有夫妻生活。我告訴了趙忠祥,他有點不高興:「這是女人的事,最好自己處理,不要告訴男人。」我沒再說什麼,自己一個人跑到醫院做了人流手術。從此,我們開始了長達7年的交往。

  ……

  2000年上半年,我報考了北京某醫學院,本來我是要學針灸骨傷,趙忠祥卻要我改學中醫專業。因為上學,必須放棄工作;沒有了收入,我和孩子的生活怎麼辦?這麼多年,除了一包巧克力和一瓶香水,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他任何禮物,更沒有向他要過一分錢。但這一回,我真想得到他的一點幫助,好安心完成這四年學業。

  我剛說了我的想法,趙忠祥說:「你看著辦吧!」後來,他勉強答應給我一萬元作學費。2000年下半年,我辭去工作,開始上學。同年,我又報考了某大學企業管理研究生班。交了第一年的學費後我一無所有了。為了生計,我只得給人去做保健醫生,掙點零花錢。趙忠祥知道後,叫我放棄打工,並斷斷續續地給了我一點生活費。

  ……

  這時,我的這些情況終於被我丈夫發現。我主動提出與丈夫離了婚。孩子判給他,我搬出原來的家租房單過。一無所有的我沒有了工作,經濟上出現了空當,而趙忠祥卻以種種理由迴避我。我漸漸焦躁起來,從2001年上半年開始常常睡不著覺。我們在電話裡吵架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在無法排遣心頭痛苦難受時,我想到了死。這年3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自殺:吃下了一大把安眠藥。但沒有死成,因為實在難受,藥又全吐出來了。

  ……

  此後我的精神也出現了恍惚。有一次,我上了公車竟然忘了買票,售票員逮住我要罰款,我和她一頓大吵,結果被帶到公交公司。2002年3月14日,我的腎病又發作了,當時幾乎走投無路。

  ……

  我悲傷萬分,哭著對他說:「老趙啊老趙,我跟了你7年,最後你竟要把我送進監獄,你太狠心了。如果真是這樣,我會每天詛咒你。」他沒有再說話,放下了電話。從那以後,他不再打電話來,也不再接我的電話。

  2002年下半年,萬念俱灰的我第二次自殺。和第一次一樣,最後我還是從死亡路上走了回來。

  9月,我11歲的兒子高燒不止,前夫因事不能照料他,我正處在精神恍惚之中,沒有在意兒子的病,燒了整整三天才送進醫院,病雖治好了,但身體在高燒中受損,如今我一看到兒子就如刀割。

  ……

  2002年下半年,我開始尋求媒體的幫助。今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一個男子惡狠狠地說:「你再為此事東找西找,我叫你和你兒子出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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