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的「檢討文化」

我所說的檢討，不是孔子的「見不賢則內自省」，也不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這些古之賢哲的檢討是自覺的，是無人脅迫的；他們的內省是他們修身養性的功課，是他們正心育德的必需。

我所說的檢討，也不是真正犯了錯誤而應該做的那種誠懇的自我批評。批評與自我批評曾被革命黨人譽為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三大作風」之一，被視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推動革命勝利的好方法。

我所要說的檢討，是特指在集權體制形成之後，在洗腦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風捉影的政治運動中，在上綱上線的黨內鬥法中，即在強大的專制壓力下，而不得不違心地向上級的領導機關、向單位的革命群眾所作的「認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檢討。

這種檢討起先風行於上一世紀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著名的知識份子少有不做檢討的，後經「反胡風」、「反右派」等運動，檢討規模逐漸擴大，高潮迭起，到了「文革」，已是至矣盡矣！

五十年代的檢討運動本是針對知識份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全國近半數的農村幹部也檢討起來，這是這些參加過「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運動的絕大多數農村基層幹部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痛苦經歷。

1966年爆發的「文革」，一開始也是拿知識份子開刀，打倒「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後來便將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派」，使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員幹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挂了牌子，紛紛做起了檢討。隨著「文革」運動的越來越混亂和越來越荒唐，在以後的「清理階級隊伍」、抓「 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風」、「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持續不斷的紅色荒謬中，社會各個層面，工廠、農村、機關、部隊、學校、街道，全國上下全都捲入這股惡浪滔天的狂潮。夏衍曾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詩：「聞道人需整，如今盡整人……試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簡明有力地概括了當時全民的彼此惡鬥，全民的互相殘殺。在那個紅色恐怖的時節，每個人都是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結局的勝負也始終是由紅彤彤的紅方偉大棋手（旗手）所決定的。更荒謬的是昨日的革命動力，很快便成為今日的革命對象：今天你打倒別人，明天很可能你就被別人打倒。因而經常會出現這樣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個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寫檢討，一個月後這個人也許自己在乖乖地寫檢討。這種地位的互換，像把每個人都篩過一遍，即便是從不參加運動的人，哪怕是住在醫院的病人，只要你嘴還能說，手還能動，也硬逼你每天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而「晚匯報」的內容當然是深刻檢討自己的缺點錯誤，向毛主席老人家請罪。所以「文革」中幾乎人人都逃脫不了檢討的厄運。當時有句順口溜：「挖不完的敵人，清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請不完的罪。」說的就是檢討的瘋狂肆虐，使得人人自危。

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曾有過那麼多的檢討者，其人數不是一萬，不是十萬，不是百萬，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中國是個「檢討大國」，這便使得檢討成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影響極為深廣的現象。

檢討奇觀
檢討在中國的極度漫衍，從下面的奇聞怪事中可見一斑。

一、檢討模範。遼寧詩人丁耶著有《檢討春秋》一文，說到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有位姜教授幾次檢討都無法過關。這也是檢討運動的慣例，檢討者從無只檢討一次就過關的，總會說你避重就輕，總會說你半間不界，總要讓你提高認識，總要叫你深挖根源，非要逼你檢討到一點也不實事求是為止，才算過關。姜教授後經領導如此這般的啟發和幫助，心有所悟，於是不得不歪曲事實，不得不顛倒黑白，硬把自己在白區寫進步詩文檢討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區檢討為「投機革命」，把認真教課檢討為「和黨爭奪下一代」，終於被領導樹立為檢討模範，並號召全校教師向他學習。這樣的事例絕非個別。在檢討的集體大競賽中，誰越不實事求是，誰越會胡說八道，誰就越有可能過關並被樹立為檢討模範。這時的檢討已經不在於事實的真偽以及如實的分析，而在於「表演」對自己的徹底否定和對領袖的無比忠誠。虛偽性完全掩蓋了真實性。

二、兒童檢討。一位現在還不到四十歲的朋友對我說起她在「文革」中也做過檢討，我很驚奇。她說她小時候在幼兒園參加大掃除，另一班的小朋友來向她借掃帚，她不借，便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小姐作風。幼兒園院長為了「以小見大」，樹立典型，以利於在幼兒中進行「興無滅資」的教育，便讓她向全園小朋友做檢討。院長主持檢討會時所念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語錄》中「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那一條，倒很有「針對性」，真虧這位院長想得出。我的這位朋友說，她當時只有五歲，根本不懂什麼叫檢討，站在檯子上，嚇得直哭，急得她的班主任也哭了。萬般無奈，班主任只得一句一句教她做檢討，班主任說一句，她就跟著說一句，這樣才把檢討做完。另有某幼兒園，一小朋友無心撕壞毛主席畫像，被視為小反革命，被批鬥，家長陪鬥。做檢討時，也是家長說一句，孩子跟著說一句。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在精神上如此殘害兒童的？所有的孩子從小就接受了「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戰鬥」洗禮，就接受了戕害靈魂的政治訓練，這種非人道的獸性怎不積澱到我們民族的骨髓裡，怎不滲透到我們民族的文化中？

三、檢討教材。教人如何寫作各種文體的書籍並不少見，如《怎樣寫信》、《怎樣寫訴狀》、《怎樣寫論文》、《怎樣寫小說》等等，你有沒有聽說過有《怎樣寫檢討》這樣一本書？起先我還以為這是笑談，後來有位老先生托他的女兒轉告我，說確有此書，作者是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者。當時此書因能「配合形勢」而走俏一時，很多人在檢討時都曾翻閱參考過。我急忙托友人到上海多家圖書館查找這本奇書，但久覓不得。後來某出版社的周先生告訴我該書作者已於數年前去世，但家在上海，其子也在，我連忙又托友人與其子接洽，但被告知他家已無有此書了。但我相信此書絕不會絕跡，日後若能覓得，當是很寶貴的文物，可以珍藏在「當代政治運動史」的博物館內。它的文物價值不但在於以它當年的暢銷反證在那個黑暗年代裡檢討的猖獗，更重要的是它的暢銷說明檢討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已經得到整個社會的默認，成為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一種政治壓迫的手段了，這才是最可怕的。

四、代寫檢討。在檢討極盛時期，如「思想改造」、如「反右」如「四清運動」、如「文革」那些年代，幾乎在中國每一城鎮郵局門口那些代寫書信的捉刀人都與時俱進地擴大了經營範圍，代寫檢討，這是當年政治文化市場的一種奇特需求。據親歷者說，代寫檢討都明碼實價：普通家信一角，一般檢討兩角，保證能一次過關的深刻檢討五角。聽來似是笑話，但確為當年實情。代寫檢討的出現，一方面說明中國文盲尚多，同時也說明檢討者之多，以至代寫檢討供不應求，生意興隆。檢討書比家信價格要高，也正說明檢討書在當年的奇貨可居。在美國我將此事說給一位美國朋友聽，在中國我說給一位年輕朋友聽，他們都驚訝得口瞪目呆，說：「代寫檢討也成了一種職業？那這絕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職業？」代寫檢討的「浮世繪」，表現出了在悲劇爆發之前的那種常見的社會荒誕。社會越是荒誕，就越是能釀造人類的大悲劇。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證明了這點，中國的「文革」再次證明了這點。

五、檢討專集。今年1月，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書名就叫《檢討書》，出版後引起廣泛注意。在此以前將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檢討彙集成冊的，還有詩人邵燕祥的《人生敗筆－－－一個滅頂者的掙紮實錄》，此書也大量實錄了作者在政治運動中的檢查交代和思想匯報，和《檢討書》同一性質。此外，一些個人文集，也附錄了不少檢討書。如羅隆基的《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一書收錄了《我的初步交代》。王造時的《我的當場答覆》一書收錄了《我的檢查》等九篇檢討性質的文字。廖沫沙的《瓮中雜俎》一書共460多頁，檢查交代材料就佔全書的四分之三。這些曾被打入另冊的作者所寫的另類文字從另一角度極為真實地為歷史提供了心靈磨難的鐵證；其史料價值之高，不僅因為「此憶只有中國有」還因為它們明白無誤地表明知識份子已經從自由思想者被迫蛻變為沒有靈魂的軀殼，知識份子的群體已經徹底毀滅了。愚昧、專制、血腥的「文革」的爆發，是歷次非知識、非文化的檢討運動的必然。

六、檢討模式。檢討書和八股文、試帖詩一樣，都分別是中國文體的古今一絕。它們都有公式化的模式。八股文的一定之規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共八個部分；檢討書的基本模式是：錯誤事實、性質分析、歷史根源、社會根源、思想根源、階級根源、努力方向，改正措施，也大致「八股」。試貼詩除了要求五言八韻等條件外，在結尾處還必須歌頌聖上，讚誦吾皇萬歲；檢討書發展到「文革」的鼎盛時期，也必須在開頭寫上主席語錄，如頂上懸劍，利刃逼人！八股文「代聖賢立言」，陳詞濫調，通篇假話，借歌頌以表明士子的甘心為奴；被迫寫成的檢討為了過關，亂戴高帽，也無真言，借認罪以表明臣民的絕對忠誠。前者是帝王束縛天下士子思想的工具，後者是為了使所有檢討者成為馴服工具。任何事情一旦模式化，便有兩種結果，一是令人麻木，默認了既定的現實，喪失對它的批判性；一是令人好笑，否認了它的嚴肅性，因而採取敷衍應付的態度。後者是檢討運動的發動者始料所不及的。像任何模式化了的政治運動一樣，檢討也終於走向了它的反面，像如今已表現出的那樣。

檢討樣本
且看檢討運動鼎盛時期的幾份檢討:「我是一個多麼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變成敵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斷向同仁同學散佈毒素，也使我在學校行政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我）骨頭裡卻充滿了歐美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對美帝國主義的感情，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工系主任傅鷹：《我認識了自己的錯誤》1952年4月5日《人民日報》）

「我為了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裡做著「太上皇」……而拿著武器，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人，卻是自以為「清高」的我。」（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我的檢討》1952年3月6日《光明日報》）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有了罪過的人……我的罪過是嚴重的。我今天已經羞愧到無地自容的地步，我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領導黨……我要徹底改造自己……」（原民主同盟副主席羅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 年第18期《新華半月刊》） 「我犯罪的另一根源是個人政治野心和個人英雄主義，一貫地不靠攏黨。今後決心：……1.爭取半年內，粉碎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基本上改變立場，跳出右派泥坑。2.爭取在二年內成為資產階級的中左派。3.爭取在三年內成為左派的知識份子。4.爭取在五年達到候補（共產）黨員的政治水平。」（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王造時《改訂徹底改造自己，改變立場的計畫和勞務計畫》1958年2月25日，轉錄葉永烈所編的《我的當場答覆》一書）

「首先，敬禮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1.這一週，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時，重讀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由於自己的執行文藝黑線的「工作」和創作中所犯的罪行，正是這兩個光輝文獻所一再嚴正批判過的許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文藝觀點的實戰，讀起來分外親切，彷彿偉大領袖毛主席、敬愛的江青同志，就站在我的面前，批評我、斥責我，促我覺悟。我慚愧，我痛恨自己辜負了毛主席的培養教育，只有脫胎換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詩人邵燕祥《思想匯報》1969年3月2日，錄自作者《人生敗筆》一書）

「在我沒有檢查我的嚴重罪行的時候，我首先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請罪！向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主席請罪！向毛主席派來的親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我深切感到，革命群眾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聲音、每一個眼神，對我都有無限督促和鞭策的力量，我一定不辜負革命群眾對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鐘、每一秒鐘，用自己最大的決心狠觸自己的靈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為和思想，以便早日開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