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何以禁李鵬出版《六四日記》？

《亞洲週刊》披露，李鵬的這部書稿標明是「徵求意見稿」，配有數十幅照片，以成書樣式於去年秋天分送在京的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稿發出兩個月後，李鵬沒有獲得任何回音，於是打了多個電話給拿到書稿的政治局委員，一再詢問讀後想法，強調書的內容可以修改，但希望中央准許出版。不久，胡溫新政府給李鵬明確答覆表示，經中央研究，此書暫時不公開出版為妥。

該書前半部分是六四前幾個月的日記，詳細記載中央從各渠道獲知學生運動和社會民主運動的進程，哪位中央領導當時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回憶了許多重要措施出籠的前因後果。李鵬在文中時而明確、時而隱晦地表示，六四期間一些重要決策並非出於他手，許多重要判斷也非外界一再誤會那樣是他所言。

《亞洲週刊》的文章稱，耐人尋味的是，書中特別提到六四前的「歷史的分水嶺」，即4月22日中午前後，那是當局與學生矛盾由可調和轉向對抗的「分水嶺」。當日上午，官方為下臺後逝世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舉行追悼會，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10萬名學生，學生代表先提出3項要求，繼而要求向時任總理的李鵬面呈「七條」請願書，與政府對話。

李鵬在書中表示，他身在大會堂內，並不完全知道廣場上那麼大的風波，也沒有表示過像胡耀邦治喪委員會人士所說的，他會在上午11時45分會見廣場上的學生。正是由於當時傳言李鵬「失信」沒出來，導致後來3名學生在大會堂台階上長跪不起，引發現場群情憤怒，人們相擁而哭，學生與政府的矛盾衝突由此無法緩和。

《亞洲週刊》引述讀過《關鍵時刻》的人士說，李鵬在書中透露當年中南海高層對如何處置天安門學運存在明確分歧，也有意撇清自己在「六四」事件的主要責任。不過，追究最終責任，是否都落在已經作古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身上，由於該書內容並未公開，外界不得而知。

明報的報導說，今年76歲的李鵬前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卸去政治局常委一職，去年3月又卸去全國人大委員長職務。退休後的李鵬依然忙碌，去年出版首部回憶錄《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披露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包括江澤民上臺之初，十分重視和他搞好關係等。

李鵬在《三峽日記》中指出，「六四」事件後他身體不適入院治療。其時江澤民出任總書記，首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李鵬一手策劃建設的三峽工程，江在考察結束返京就到醫院探望李鵬，安慰他說：「既來之，則安之，人在長期緊張疲勞之後，容易生毛病。」

書中還透露，1996年4月，李鵬出訪歐洲回京，在人民大會堂迎候的副總理朱鎔基告訴李鵬，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曾打電話找朱鎔基，要求中央停建三峽工程，朱鎔基說服李銳，「勸說他不要搞串連」。當日，江澤民也在電話中告訴李鵬，李銳上書要求停建三峽工程的舉動已被中央制止。

此外，本月初全國政協人大「兩會」召開前夕，北京退休軍醫蔣彥永上書中共中央要求為1989年「六四」事件平反的消息曝光，舉世關注，加上現任總理溫家寶在1989年「六四」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這一角色，使得溫家寶在本月14日的記者會上如何響應「六四」問題備受外界關注。

在14日的記者會上，溫家寶在響應中沒有指「六四」是暴亂，而是說「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這個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時刻，黨中央緊緊依靠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成功地穩住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捍衛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他希望人們向前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團結和穩定確實比什麼都重要」。

中央社引述北京學者認為，這些年來，大陸政壇仍活著的老人，或者已經去世的政壇老人的家屬，都在透過各種渠道，以各種方式，撇清他們在當年「六四事件」的責任。他們似乎感覺到總有一天會真相畢露；他們在意自己歷史上的地位，對歷史事件中自己曾經扮演過的角色，顯出一種難言的焦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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