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訪之路倍辛酸，飢寒交迫誰維權？

類似遭遇的上訪者在北京，又有多少呢？沒有人知道。日前出版的亞洲週刊引述當局統計稱，每年接受上訪事件至少一百萬，其中四成當中是反應公檢法機關問題的，三成三和政府行政工作有關，一成三反應單位領導腐敗，一成為不公正待遇申冤，還有百分之三上訪者屬於精神錯亂。上訪者當中，年齡最大的有八十多歲的老人，也有的已經上訪了三十六年，他們絕多數是弱勢群體，幾乎每個人都有令人心酸的遭遇，更有人因此而走上絕路。

走上絕路的不多，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有在天安門廣場自焚的來自安徽的朱正亮，來自湖北的楊培權。

選擇走上絕路的雖然不多，但公道未有討回成為異鄉野鬼的大有人在。幾位北京理工大學的學生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入北京上訪村，一位上訪者告訴他們：「上次那場大雪，這裡死了七個人，如果再下大雪，真不知該怎麼辦啊！」

我們不禁要問：凍死了七個人，當局有沒有責任？一次大雪便凍死了七個人，一個冬天下來，到底有多少人凍死？每年冬天都凍死不少上訪者，當局究竟為此做了多少工作？

上訪者面臨的挑戰除了嚴冬之外，還有飢餓，還有劫殺，還有當局的「清理」。日前召開的政協人大會議前，新聞報導說，北京當局便遣返了逾千名上訪者。

為瞭解決上訪者問題，各級官僚莫不花空心思，用盡手段。遣返是手段之一，而阻遏上訪者也是方法之一。江西豐城一公司便明文規定「上訪一次罰款二百元，上訪兩次罰款四百元，上訪三次工資扣發。」消息披露後，引起輿論嘩然。

還有威嚇。今年一月六日，北京市便刑事拘留孫舒萍、吳大明等四人，指他們非法聚眾鬧事和製造事端。各地對上訪者威嚇也大同小異，或拘留或勞教不一而足。

然而，這與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一系列地方當局針對上訪者所使用的暴力而言，簡直就是小兒科。日前造成轟動的「中國農民調查」便披露了發生在十年前的一件事。

「西元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時，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輛警車，驚天動地地從縣城開出。車上駕著機槍；一個個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衣，手裡拿著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嘯。……公安武警一進村（安徽大營村），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連一個走親戚的外村的小學生也不放過。一時間，到處是拳打腳踢聲，東西的摔砸聲，大人的哀求聲，小孩的哭喊聲，雞飛狗叫豬跳牆的吵鬧聲。」

上面的描述，人們大概只有從抗日戰爭與「白匪」的故事中，因尖銳的敵我矛盾生死仇恨才能夠領略一二。但這就真真實實地發生在所謂「盛世」的祖國大地上，就發生在你我之間。上面的故事很長，「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講得很仔細，那些公安武警的任務不僅是打人，砸東西，還包括搶劫！他們是何等的猖狂，簡直就如「屠村」！

因為滿腹的冤屈而上訪，表明這些老百姓還心存希望，或許有個包青天幫他們解決難題，對當局有個盼頭。當地方當局將上訪者逼得走投無路時，當上訪者死了上訪這條心時，他們就是新一代的陳勝吳廣。

事實上，在一個沒有社會監督的制度下，英明的黨英明的領袖哪怕有四頭九臂，也解決不了如此眾多的單一個案。古時百姓攔路呼冤，也就是上訪的一種。專制社會輕視弱勢群體，沒有民間組織代為紓緩民怨，上訪這一現象，是專制社會的通病。解決上訪問題，唯有從制度上改變，唯有讓民間社會壯大，唯有讓法制得到貫徹，唯有民主制度，才有可能。

的確，中國的上訪人員已成為中國政府的心病。在北京豐臺南站，並自然形成了上訪村，成為一個獨特的社區。上訪村與藝術家村不同，不會為繁華大都會添上人文風景，也不會為首都貢獻一磚一瓦。

或許在一些西方人士看來，上訪村可以算得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一特色。然而，在一些社會主義衛道士看來，他們已成為社會毒瘤，難以忍受。不過，在上訪者自己看來，卻除了悲哀仍是悲哀！

如今，在「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的同時，卻在遣返那些滿懷冤屈的上訪人員。我們不禁要問，尊重和保障人權只不過是一紙條文嗎？上訪者的人權誰來尊重和保障？(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