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為什幺會吃掉自己的兒女?

友人推薦我讀一讀彭小蓮寫的回憶她父母彭柏山、朱微明的長篇記實文學《他們的歲月》。本不想讀,因為類似的悲慘的故事太多了,更何況「我們的歲月」比起《他們的歲月》似乎更有悲慘之處,因此,我們有必要再聽別人的哭訴嗎?不過,在友人的督促下還是翻了翻。

事情很簡單,兩個出身貧苦的知識份子投身「命」,出生入死,為革命理想而奮鬥,並且終於盼到了「革命」勝利的時刻,滿以為自己是革命的功臣,會論功行賞,成為新政權的主人。事與願違, 1955年彭柏山因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有染,被捕入獄,從此彭氏一家與有類似經歷的家庭一樣就在劫難逃了。彭氏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其它家庭成員的下場也就不問可知了。

讀過類似的回憶錄,有一種千篇一律的感覺,它使我聯想到古代那些跪在衙門口拚命喊冤叫屈、希望那些製造苦難的「青天大老爺」為他們討回一個公道的受難者。今天,我們的一些受難者仍然在重複著古代順民們的「思想悖論」,這是否顯得太膚淺了,「苦」是否白受了?

難道他們不想問一問:「革命」為什幺會吃掉自己的兒女?

難道他們不想問一問:「革命」為什幺會吃掉更多的無辜者?

難道他們不想問一問:假使這些革命的兒女僥倖沒有被「吃掉」,他們會不會「吃掉」別人?

難道他們不想問一問:這樣的慘劇是否還會重演?

其實,「革命」這架機器當它被激活之初就立刻顯現出嗜血的本性。它的設計者的目的原本是讓它高效率地「吃掉」敵人,它確實這幺做了,這幺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說得好:「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一切「革命者」對待敵人的態度都是如此,沒什幺值得大驚小怪的。問題出在這架嗜血的機器在吃掉「敵人」的同時卻轉而將自己的兒女也一次次、一批批的吃掉!這就令人毛骨悚然、大惑不解了。

彭伯山剛參加革命的時候就親歷了這種不可思議的慘禍。

1932年,彭柏山被派到當時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他看到那裡的人在大敵當前之際,「一有不同意見,就殺。」「我(歐陽毅)親眼看見江西省委政治保衛處處長李韶九審訊『犯人』的血腥場景。他咬牙切齒,那根帶刺的荊條親手打『犯人』邊打邊逼問。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亂招,招誰就抓誰。如此惡性循環,不知冤殺了多少好同志。」這次還算彭柏山明智,「他就從湘鄂西地區逃了出來。」

有人說,這時革命處於初級階段,尚不成熟;有人說,這是王明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必然結果。那幺,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又如何解釋?49年以後的歷次所謂的「政治運動」又如何解釋?再遠一點說,前蘇聯、東歐、北朝鮮、越南、柬甫寨……的血腥「大清洗」又如何解釋?這就是題外話了。

我認為僅就有個人而言,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歷經磨難和坎坷,這是預想得到的事情,因為革命沒有「流年」可以未卜先知。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一個真正明智的人卻決不應該重複犯同類的錯誤。西方有一句諺語說「一個人受騙兩次就該毀滅。」彭伯山所以走向毀滅,就是緣於他不斷甘心受騙。

回憶錄中有這幺一段文字,是說彭柏山在「改造期間」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戰爭與人民》。王元化對彭小蓮說:

「唉,你父親干什幺去寫那幺一本書呢?什幺偉大的軍事路線。這有什幺價值?文學的價值,還是寫人……你說,誰會去看呢?」

「但是當初爸爸不去這幺寫,就不可能發表。」

「你父親就不該去寫這種東西。你想想,他能把自己經歷的一生,非常真實的,點點滴滴,詳細地寫下來。那留到今天,會是非常有價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經歷,我都不知道。為什幺不好好寫寫這些事情?」

「這怎幺可能,在那樣的年代,什幺人敢寫真實的東西?連私下裡想都不敢想。」

「我還是那句話,那就什幺都不要寫嘛。」

這段對話,我覺得它已經超出了私人交際的小天地。王元化的話雖然是他個人的態度,但是,也代表了真正的知識份子的態度,然而,即使在今天,這樣的知識份子仍然是少數。

不過,我真不希望彭柏山這類知識份子的悲劇重演:上了梁山,卻又在火拼中死於非命,然後自己的家人到處喊冤叫屈……經驗告訴我們:為了避免這類悲劇重演,這就要求中國的知識份子學會反思和自愛。

浴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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