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不許黨員炒它魷魚的,劉英傑大夫後來被開除出黨。他被開除黨藉以後得到全院職工和領導的無聲同情和支持,他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裏拿著工資不上班,卻沒人過問他,就是例證。他天天在家突擊英語,在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有關朋友的幫助和策應下,居然通過合法的途徑移居德國,躲過中共慣用的對不同政見者的長期迫害和無情打擊。
由於戒嚴部隊進城,北京市的公交曾經停運數日,職工無法上班,學生無法上學。6月6日公交恢復,我接到本單位同事F的慰問電話:「聽說木樨地打得很凶,特別擔心我出事,說下午準備來看我。我同意了。6月6日下午2點左右我去地鐵街見F,接到她以後剛剛穿過22樓,一輛戒嚴部隊的坦克竟呼嘯著從東往西開過,光天化日之下,莫名其妙地向天上狂掃機關炮,由於長安街兩側高層建築林立,特別攏聲,機關炮益發顯得震耳欲聾。街上行人如鳥獸散,我稍不留神F也不知躲哪裡去了。我等了大約十五分鐘,她才從一個牆後跑了出來,我覺得可笑說:「你怎麼像兔子一樣靈巧,眨眼的功夫就沒影了」。她說:「好可怕啊,我魂都快嚇沒了,你還有心開玩笑」。又問:「你難道不害怕嗎」?我說:「這幾天,天天有開槍的,都習慣了。另外,聲速慢於彈速,當你聽到槍聲,實際已經擊中目標,來不及躲了,跑也沒用」。我一邊說一邊領她看了復興醫院用自行車棚改的臨時停屍房,共56具屍體。這些屍體前都放著他們隨身帶的證件,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其中有一個學生我印象特別深,他的學生證寫的是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部,出生1966年。1966年對於我們中國人是永世不忘的。我和F感觸的說:多好的年輕人啊!可惜生於動亂死於動亂。還有一個工作證寫的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像是一名記者,名叫張汝寧,三十四、五歲,新任命的俄語部主任,剛從蘇聯留學回來不久,那天晚上下夜班,路過木樨地回家,就被打死了。他父母是我父母的同事,他姐姐張汝清和我妹妹是同學。這些屍體始終沒人認領,估計多是外地學員或民工。或許當時的大氣候太白色恐怖,家屬不敢認領。屍體已經腐臭,為了減緩腐臭速度,醫院潑灑了濃重的福爾馬林,腐臭和福爾馬林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更令人作嘔。醫院的停屍房只有十個冰櫃,正常情況下醫院自用兩個,沒有死亡報告,火葬場也不敢收,所以屍體只好在院子暴屍。
看完屍體我和F又到我家坐了大約兩小時。快四點了,F要走,我又送她坐地鐵,快到長安街時我們發現人們都躲在22號樓南邊利用建築物作障礙物,每個人都探出半個腦袋窺視長安街上的戒嚴部隊,不敢通行,窺視的人一字排開有十米多長。這些戒嚴大兵頭戴鋼盔,手持鋼槍站在路邊。老百姓不敢過去。路上一個行人都沒有。我詢問了一個人:「讓過去嗎」?他說:「不知道,部隊說開槍就開槍,誰還敢過去」?我又問:「剛才又開槍了,還是兩小時前開的槍?」他說還是兩小時前開的槍。我分析了一下情況,覺得不可能再開槍了,應該允許市民出行。估計是市民已被軍人嚇得如驚弓之鳥,自己不敢上街。估計歸估計,萬一大兵真開槍,後果也是不堪設想。我必須把F送上地鐵,又不便讓她去冒險,所以我決定冒險過去問一下,於是我向荷槍實彈的大兵跑了過去,一邊跑一邊想,也許他們會把我當作衝向他們的暴徒,隨著一聲槍響,我將應聲倒在血泊中。很快我又自我否定了這種可能。我瘦小的身材,穿著褲衩背心,明顯對他們構不成威脅,大兵不會誤傷我的。說時遲那時快,只聽一聲大喝:「站住不許靠近」!我立即一個急剎車,停住了,距離大兵有十米開外。大兵警惕地握槍對著我,表情十分不友好。我調整了一下面部表情,謙卑地說:「我想坐地鐵,給過嗎?」大兵回答可以。我又沒話找話地問:「那你們這是……」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說:「我們是三十八軍在執行任務。中央軍委有命令,今晚消滅二十七軍,因為二十七軍是叛軍,他們向老百姓開槍。」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激動地跑了回來,向躲在22號樓後面的群眾說:「報告你們一個爆炸性的消息,部隊今晚有大動作……」
木樨地22號樓附近的居民對我的話將信將疑。我說:「不信你們可以過去問。」於是,又有幾個膽大的小夥子向大兵跑去。他們回來證實了我的話,這時已經有三五一夥的市民向大兵跑去,要親耳聽到這激動人心的消息。
如同發生了核裂變一樣,最多隻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剛才還如同鬼子進村堅壁清野沒有一人的木樨地,成千上萬的人,就像突然從地底下冒了出來,湧向了街頭。木樨地轉眼間就成了「王府井」,人山人海,向所謂的三十八軍致敬,成條的上好香菸,成筐的煮雞蛋,都送到了「親人」解放軍的手裡。人們歡呼著,跳躍著,幫助戒菸部隊清除路障。甚至很多熱情奔放的北京姑娘和大兵親切擁抱。場面十分激動人心。這是,突然出現了三臺攝像機,(也可能更多),開始搶拍起現場鏡頭。這異常的現象,這來得如此及時的攝像機,立即引起了市民的警覺。有一位年長的問我:「他們是三十八軍嗎?是來平息二十七軍叛變的嗎?」我連忙說:「我也有些感到不對勁。」但這時想制止正在激動不已的群眾已經不可能了。由於人太多,我不得不踮起腳,並儘可能地靠近攝像機的麥克風,突然聲嘶力竭地喊道:「你們是三十八軍嗎?是要平息二十七軍叛亂的嗎?我們會不會上當?」我希望我的喊聲能夠被錄下來。但是,我很清楚,我離開麥克風還是太遠了,是不可能被錄下來的。即便錄了下來,也只是報廢了的帶子。我就像落水的人,連爛草也想抓住一樣,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後來,我和幾個木樨地附近的居民悻悻地離了開去。這些居民平時大家都互不相識,至今也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也沒必要知道。只要知道彼此的立場就已經足夠了。但在運動期間,彼此都成了朋友。
6月7日清晨,當我打開收音機聽新聞時,聽到播音員播報:昨日首都市民熱情歡迎戒嚴部隊,在木樨地幫助部隊清除路障,送煙送酒送雞蛋……我怒不可遏,立刻跑下樓去,這時22號樓附近已經積聚幾十人,大家見我就問你早上聽新聞了嗎?我說沒聽就不跑這裡來了。大夥罵著:「流氓軍隊」、「流氓政府」、「無恥透頂」。
過了一個禮拜,22號樓的一個朋友(他是軍隊高級幹部的子弟)告訴我,他的哥兒們是現役軍官,已查明6月6日的騙局,是軍委責成總參一手策劃的,原因是國際社會質問中國政府:你們說群眾是擁護戒嚴的,但為什麼我們的媒體拍到的鏡頭都是反對戒嚴的?你們能不能提供一些群眾擁護戒嚴的錄像?中國政府讓廣電部送上這方面的資料,結果廣電部檢索了全部錄像帶共六箱之多,沒有一個合格。只好撿起中共弄虛作假的慣技,炮製了6月6日群眾擁護戒嚴的騙局。
「六四」槍聲及6月6日的騙局使我看到了中共反動反人民的猙獰面目,上帝要讓誰滅亡,就要讓誰先瘋狂。我對這個黨已徹底失望,我為加入了這個黨而感到恥辱,我也斷然的退了黨。轉眼間「六四」過去15週年,中共至今不敢給學運平反,說明他還要堅持過去的反動立場與人民為敵。如果不放棄一黨專政,不改革政治體制,中國的腐敗將愈演愈烈。近年來國內要求為「六四」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這是人性的覺醒,是人民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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