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四人幫」對周總理逝世後的悼念活動壓制得很厲害，要求不准設靈堂，不准戴黑紗，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反抗。
從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次超過了一百萬。群情激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門廣場人群中發生爭執毆鬥，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傷，衝擊得很厲害。事態嚴重起來。
當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葉帥、先念同志好像沒有參加，毛遠新列席了。華國鋒同志主持會議。作為北京市的負責人，我匯報了情況。我說：送到紀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個，共有1400多個單位。還有一些花圈是不寫單位或冒充其他單位名義送的。看熱鬧的人很多，也有壞人帶著一幫打架的人也來送花圈。我錯誤地說，送花圈較多的單位也是問題比較多的單位。當時，政治局的同志並沒有人說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
會議還沒有散，《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鍈給姚文元送來一張紙條，說在紀念碑西南側有人發表演講罵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著我質問：「你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為什麼允許反革命講演？這個反革命分子要馬上抓起來，這樣的人不抓有右傾。」
我當時只好站起來檢討了幾句。然後，我就出去打電話給分管政法工作的吳忠，吳忠說的確有人演講罵江青，現在圍聽的群眾很多，不好處理。我向政治局匯報了吳忠的意見，但沒有獲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吳忠來電說，那個演講的人已抓起來了。
會議繼續，12點過後，江青說：「清明節已經過去，清明節的悼念活動應該結束，你們完全有理由向群眾解釋清楚。現在就動手，天亮前必須把花圈全部送八寶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運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園。這就激怒了廣大群眾。十餘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憤怒的群眾衝擊了人民大會堂。接著發生燒汽車、砸自行車、追打外國攝影記者、燒指揮部小樓等情況。我當時要求立即調救火車前往滅火。這個小樓是衛戍區的房子，裡邊存有槍支彈藥，很容易出危險。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鄧小平同志也參加了。以後我才知道是「四人幫」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廣場發生的事情。張春橋竟劈頭蓋臉地大罵鄧小平同志，說：你看看，你就是納吉。鄧小平同志一言不發。開會中，毛遠新拿著毛主席的幾個批示的條子傳達。我記得毛主席說，天安門事件的性質變了。王洪文聽了毛主席的指示後提出，要調十萬民兵。
我說，現在工人已經下班回家了，調不來這麼多。當時北京市負責民兵工作的書記倪志福說：最多也就是兩三萬人吧！我又說：廣場上的人比能調動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廣場情況會更加混亂。 張春橋說：用廣播的辦法動員群眾離開現場，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江青用手指著我說：你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你怕什麼群眾？應由你出面講話，動員群眾離開，把你的講話錄音，放錄音帶。
根據政治局的意見，我寫成了《吳德同志在天安門廣場廣播講話》。政治局會議決定：5日下午6時廣播，8時出動民兵。
我和倪志福同志離開會場到衛戍區，同吳忠同志商量了出動民兵的事。我們三個人都很怕發生流血事件，吳忠更明確提出了要採取拖的辦法。我們三個人當時商定：我和倪志福在衛戍區，吳忠去歷史博物館現場指揮，由他把握出動民兵的時機。晚上8點鐘，華國鋒、陳錫聯不停地打電話催問我為什麼還不出動民兵。他們當時都在人民大會堂觀察形勢。
我與吳忠在電話中商量怎麼辦，吳忠還是堅持說：廣場上有幾萬人，現在不能出動。我們商量好幾條不能馬上出動民兵的理由。 晚上10點半，華、陳又打電話催問，吳忠命令把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全部打開，並再次廣播我的錄音講話。催群眾迅速離開廣場。
晚11點，廣場上的群眾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吳忠打電話給我說：「現在可以出動清場了。」清場時，先由衛戍區的徒手部隊把廣場包圍起來，然後是民兵出動清場。當時我們定了一個原則：凡是身上帶有凶器的、帶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帶有反動傳單的人，交給公安局審查，其餘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後實際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經過審查後，又陸續大部分釋放。整個清場過程，免不了發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死一個人。
4月6日，天安門廣場就戒嚴起來了。 粉碎「四人幫」後，一些報刊上說在天安門事件中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等等。此後，中央曾派小組調查此事，調查了醫院、太平間、火葬場和參加清場的很多民兵。調查的結果是一樣的，都說是沒有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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