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悲壯…

陳桂棣介紹說，他和他的夫人春桃都是從農村出來的，他是九歲離開的農村，春桃是十一歲離開的農村。他們的親戚都在農村，所以逢年過節都回農村。因爲有幾件事情觸動了他們，所以他們決定寫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我們是農民的孩子。寫「三農」，也就是寫我們自己的事。」

據聯合報報導，作者在引言寫道，「一次，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裡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有一家，全家居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塊錢就過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的那幾年」；「農民一年累到頭，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的攤派攤到五十八元；許多農民還是住在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連屋瓦都買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陳桂棣說，他當時被震撼了，在他的印象裡，自從農村實行了「大包干」後，農民的日子已經過得相當好了。

九四、九五年陳桂棣夫婦拿到了三個涉農案中的其中兩個──丁作明案和王營村案的材料，這兩個案件讓他們感到非常震驚。他們越來越發現農村的窮困和壓在農民身上的瀋重負擔，於是陳桂棣和春桃覺得是拿起筆的時候了。

● 「看到的遠比寫到的嚴重」

於是陳桂棣夫婦以記錄大陸農村稅費改革和推行的過程為主，花了三年時間在安徽、河南、河北等農村進行調查採訪。

《中國農民調查》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文章開篇講了三個涉農大案：利辛縣路營村農民丁作明帶頭向縣委反映村幹部亂收提留款、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被村幹部及鄉領導記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鎮縣小張莊村幹部橫徵暴斂，村民上訪要求清算村財務賬目，刑期未滿就當上村幹部的村委會副主任竟然帶著兒子，在眾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賬小組的代表大開殺戒，造成四死一傷；臨泉縣王營村黨員王俊彬等人向上級組織反映村幹部亂攤牌、亂集資、亂罰款，結果整個村莊遭到執法部門鎮壓，一千多名村民逃到鄰省，王俊彬被開除黨籍。

據中國時報報導，書中還透露，雖然中共中央政府對農民的稅費負擔有明文規範，但是，要錢的地方小幹部卻巧立名目、苛捐雜稅：養一頭豬，要交錢；蓋房子，要交錢；種糧之外又種花生，要交錢；添了拖拉機，要交錢。除此之外，幹部喜事喪事乃至添兒添孫，農民也會被迫出錢。交不了錢，就會有吆三喝四的收糧隊上門扒糧、搬櫃、牽牲口。此外，書中也列舉了若干農村幹部如何弄虛作假的實例。

江澤民九八年視察小崗村就爲一例。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為一九七八年農民首先自行農村改革的著名地方，但是，改革開放二十年後，這個農村仍蓋不起樓房，修不起馬路，用不起電話，吃不上自來水，沒有一所學校，甚至，沒有一處稱得上衛生的廁所。但是爲了迎接江澤民，小崗村突然改天換地：新蓋一所小學；建造一座自來水塔；縣委、縣政府為家家戶戶住房刷上塗料；又為每家每戶建造衛生廁所；「大包干」的展覽館也平地而起；村支部的辦公室，也裝修美化；家家戶戶還裝上了電話，不收費；全村設計出了四十套新房子；一條四公里的水泥路兩邊光禿禿，縣林業局自籌資金從百裡之外買來八百三十棵蜀檜，趁夜搶運，當天入土，種得整齊漂亮。

安徽大學文學教授王達敏這樣評論，「乍看上去，這些事件只是涉農案中的個案，但因案件的性質各不相同，其涵蓋的政治、經濟、法制乃至道德的社會問題也不相同，將它們觸目驚心的內幕揭示出來，並予以犀利深刻的剖析，無疑就把當今中國的『三農』問題和盤托出了。」

然而陳桂棣卻感嘆道：「我們看到的遠遠比我們寫的嚴重。我覺得文學寫到這個程度，就很難讓城市人民理解了。現實的複雜原因，有時候不是作品能反映的。」

● 來自對立面的壓力

《農民調查》的作者陳桂棣、吳春桃
新聞週刊報導，春桃告訴記者，她已經戒菸四年了，但是因爲最近壓力太大，她又開始抽煙了。這種壓力來自與對立面，因爲他們的書所披露的事情很多都是批評，已經招致一些領導的不滿，現在臨泉縣縣委書記已經把他們告上法院，說他們侵犯了名譽權。她還表示，這本書曾經三次改稿，擔心某一點分寸把握不好，會造成不必要的大麻煩。只要把自己的立場表達出來，書中的很多措辭都盡量婉轉。

「公開跳出來的人，我們不怕。可背後隱藏著什麼，這讓我們擔心。我的孩子還很小，現在，我們把他送走了。我捨不得他，但我要保護他。」 春桃向記者表達了她的憂慮，「我們已經得罪不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