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主政半個多世紀，為箝制言論自由，嚴密控制傳媒和出版，其主要手段，就是不斷羅織出大大小小的文字獄，文字獄之多，也如汗牛充棟，至今雖沒有甚麼統計數字，但若要評一下哪個是最大的文字獄，還是不難推論的。
小說《劉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劉志丹胞弟劉景範的夫人）在一九七九年版的《劉志丹》序言中說：一九六二年夏天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事情前因後果還沒有弄清楚，由理論權威（指康生）提出，就定了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劉志丹》小說自然成了習仲勛篡黨篡國的網領。馬上成立項目組（理論權威就是這個項目組的組長）。習仲動、賈拓夫、劉景範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們以及我採訪過的老幹部們都進了黑名單，成了審查對象，這個黑名單有多長，據悉涉及到的將軍就有一百多名。文革開始後，審查變成關押揪鬥大批判，黑名單還繼續延長。地質部因劉景範、李建彤的關係揪出了部黨組書記何長工、工人出版社除了責任編輯、社長，還拉出了全國總工會主席馬純古。全總書記處書記張修竹說，「李建彤及陝甘寧老區的基層幹部和群眾，有上萬人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文革中賈拓夫被整死，莫名其妙把彭德懷又扯進《劉志丹》案的黑爪牙，甚至我到陝北採訪時給我帶路的群眾也被打死了幾個。」
何家棟聲音被封堵
周恩來當年給劉志丹有題詞：
「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用這個超越時空的題詞，可以說「中國第一文字獄也要數《劉志丹》」。
我今天關注《劉志丹》案，原因是我尊敬的師長、《經濟學週報》的老領導、總編輯何家棟先生，正是工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劉志丹》上卷的編輯和參與寫作者。今年初我收到何先生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關《劉志丹》接受邢小群女士訪談的定稿。這篇訪談不僅是中共歷史上對這一重大事件詳實的記錄，而且處處閃爍著先生思想批判的火花，到了訪談的結尾先生已收不住思想的洪流，打開閘門，對中共長期奉行的路線鬥爭和國家政治體制進行了酣暢淋漓的批判，有理不在聲高，先生的批判力度絕不在於言詞的尖銳，而在於他對歷史的徹悟，正因此先生最後一段話的每一句都值得我反複閱讀，那對於我就像吮吸一個成熟漿果甜蜜的濃汁。我曾給先生打了幾次電話，詢問訪談何時見報，先生總是回答「找不到地方」。
非典過去，何先生又捎來《百年潮》今年第三期李原寫的「閻紅彥和小說《劉志丹》」一文的複印件和先生讀後寫給邢小群女士的信，信的結尾先生寫下十分動感情的話：「至今還把告發《劉志丹》小說當作功跡來炫耀，就未免太恬不知恥了。既然他們又發起挑戰，我只好起而應戰。奉陪到底。即使他們採取制裁手段，用各種媒體上封堵我們的聲音，我們也要將真相公之於眾。」我注意到先生最後將「我」改稱為「我們」，作為學生，我自願加入先生的行列來，才提筆寫作此文。
五十年代政治暢銷書作者
何家棟是工人出版社的創始人。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他因為在地下黨時有辦報搞出版社的經驗，被調入工人日報，擔任工務科長兼報社工廠第一任廠長，報社的工廠原來只印報紙，但何家棟把它改造成為可以印書，承接大量外活，從工人掃盲課本入手。編輯、校對、封面設計、發行都是他一個人在搞，竟然一次能掙幾百萬，工務科改名為出版營業科，對外就稱工人出版社，但只招了兩三個人當校對，跑發行，接外活。當時山藥蛋派作家的鼻祖趙樹理關係在工人日報，人也在工人日報住著，何家棟就說，讓趙樹理當工人出版社社長吧，出版社的廣告就這樣寫了，無人查問，這樣趙樹理這個第一任社長是科長何家棟任命的。正式招牌打出後，出的第一本書是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第二本書是趙樹理的《天下工人是一家》，相聲、小品、小說唱、連環畫和周立波、草明等大作家的小說，詩歌源源不絕。工人出版社發展起來，趙樹理調入作家協會，還是由何家棟一人獨撐門面。買了工廠，蓋了大樓，用卡車往王府井銀行拉票子，問題就來了。
五二年「三反」「五反」先查何家棟的經濟問題，沒查出一文錢，就開始整政治問題。一九三八年參加抗日的是否是脫黨份子？在北平被捕過，是不是叛徒？送你參加八路軍的人在哪裡？是不是你出賣了那個同志？自五二年開始，何家棟成了歷次政治運動都要拉出來鬥一鬥的老運動員。爾後，全國總工會把文教部端過來，讓該部的部長、副部長、分別做了出版社的社長、總編，這些人合夥接管了何家棟一個人的工作，又成立了各處各室，但就是不給何家棟分配工作。他被罷了官，讓他去校對科，連個校對的銜也不給，甚至不算編務，只讓搞標字號，設計版式。
何家棟當然有氣！他說「《把一切獻給黨》就是這時寫出的」該書實際是何家棟對吳運鐸的採訪，只不過採用第一人稱，此書衝破了共產黨文藝作品多是窮人翻身，新舊對比，婚姻自由的老題材，寫了共產黨人是怎樣戰鬥的，書一出來，洛陽紙貴，發行了幾百萬冊。因為這本書，因人論事，社裡成立了文藝組，讓何家棟當副組長（沒設組長）。何家棟說：「就這樣把我擠到了文字這條羊腸小徑上。」就在文學這條羊腸小徑上，何家棟作為執筆人，又寫出了《我的一家》、《方志敏戰鬥的一生》、《趙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萬》（毛澤東衛士長閻長林回憶錄）。江青看後說好，給了閻長林一斤茶葉兩條煙，算是獎勵。如果將五十年代移至今天，電視報紙一揭幕後新聞，何家棟的名聲肯定要超過瓊瑤、二月河。可是當年出版的所有作品都是黨產，沒人計較署名問題。
何家棟和《劉志丹》初稿關係甚大
何家棟當年還列了一部傳紀文學選題，這就是《劉志丹》。何家棟和劉志丹在政治生命上有一段情感交流。何家棟入黨時，黨組織對新黨員進行黨性教育，第一次講的就是劉志丹的故事。一九三二年左傾路線強迫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六軍走下終南山南下，全軍覆沒。劉志丹死裡逃生，回到陝甘，重振旗鼓，陝西省軍委書記高崗也從西安跑來和劉志丹一起重建紅二十六軍隊伍，後又發展起來，打到陝北，將陝北、陝甘聯成一片，全紅了。一九二五年徐海東、程子華的紅二十五軍，也從陝南轉移陝北，在陝南作戰時將楊虎城派去聯絡的張漢民團消滅了，團長張漢民是共產黨員，自稱認識劉志丹也給殺了。他們不相信白軍團長是共產黨員，認為與之相勾結的紅軍裡的人也一定是反革命，陝北執行左傾路線，據此要把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劉景範全部抓起來。逮捕令送到劉志丹手裡，他完全可以調兵自衛，先發制人，但他沒有。反而主動投案，與那些人講道理，結果這次肅反，殺了六七百人，把知識份子幾乎殺光，要不是中央紅軍及時趕到，連劉志丹幾個人的命也保不住了。何家棟說：「從那時我就記住了劉志丹，沒齒難忘。以後列入選題絕非偶然。我想，即使李建彤不寫，我也要寫的。」
一九五六年，何家棟看到地質部副部長劉景範（劉志丹之弟）給《星火燎原》寫的文章，他的夫人地質部研究院的黨委書記李建彤也與人合作寫了一本小書《劉志丹在橋山》，於是決定由編輯王勉思前去組稿，並陪同採訪，一九五八年冬天，初稿寫出來了，工人出版社決定派何家棟去定稿。一九五五年審干中，何家棟的歷史問題被查的一清二楚，從參加革命到解放，每一環節都找到證明人，黨支部的結論是：「調查結果，調查出了個好樣的。」過去的老戰友，都說他是「幹革命不要命。」但是五七年何家棟因出版了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被說成兩人「一拍即合」，也被打成右派。何家棟的情況向李建彤做了介紹，得到她的應允，同意何做《劉志丹》的責任編輯。
何家棟提出了一個方案，把主要事件串連起來，把次要人物合併起來，徵得各方同意，他就幫助李建彤列出人物表，定出每章寫哪些事，還商量好，文字風格，要用口語。句子要短，少用或不用「但是、所以、並且」一類虛詞，根據擬定的大綱，整理出了《劉志丹》初稿，有二十萬字，何與李又一邊商量一邊改，對人物評價和情節安排，常有不同看法，只要李建彤堅持己見，何家棟就聽她的，因為她是作者。合併的人物都用假名，但都有原型，當事人一看便知從未瞎編過。
閻紅彥向高崗爭奪陝北創建之功
《劉志丹》寫作中必須涉及兩個大活人，這就是高崗和閻紅彥。劉志丹與閻發生關係在紅二十六軍被肅反之前，一九三一年閻在山西搞了個游擊隊，在當地站不住腳，西渡黃河到陝北，只有二十七個人。和楊琪（後任紅二十七軍軍長）的商販軍匯合到寶安縣找到劉志丹。被領到南梁，和劉志丹的隊伍匯合不久，閻紅彥便在三甲來了一場火拼，繳了劉志丹隊伍的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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