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林:共產後遺症
毛澤東充分利用中國人的劣根性建立了極權統治。而在共產黨統治50多年後,這些劣根性都得到了空前的發揚光大。對於這個世界,這才是真正的黃禍!廣義地說,毛澤東把整個中國都變成了一座大監獄,而勞改隊不過是嚴管隊而已。在這個大監獄裡,按照馬克思主義,每個人都要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根據這個定義,所有人都必須「改造」自己,通過勞動和服從「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成共產黨的馴服工具。
所以不僅僅是監獄裡的勞改犯患有勞改後遺症,經過50多年的共產黨奴役之後,被蒙上眼睛和耳朵的全中國人民都患有勞改後遺症,可能稱其「共產後遺症」更確切。
我們的父母一輩,當年在工廠裡,每天除了8小時勞動,還要義務地為共產主義事業添磚加瓦,也就是加班。另外還要政治學習,匯報思想。大家都沒有任何選擇權利,跟勞改生活也差不太多。
世界上從來沒有高尚的奴隸。人們也沒有理由去要求奴隸高尚。而奴隸們主要的反抗或墮落方式就是「偷」,所以在勞改中國,幾乎所有奴隸都會「偷」。各級官員們「偷」的本領,更是了得,當之無愧是世界之最!
搞垮大型國營企業的不僅僅是貪官污吏,工人階級也扮演了積極的腳色:幹部貪污敲詐,工人就偷東西。什麼都偷,從一塊布到一根鉤針到一塊肥皂到一塊餅乾,發揚愚公移山精神,積少成多,然後拿去送給親朋好友,積累人情,互相「幫助」,解決苦難生活。這是毛澤東時代一般幹部和工人的典型生存方式。
這是無奈的生存方式。我在這裡並不譴責這些人,確實不能怪他們,都是被逼得沒辦法。但是另一方面,這又是一種極其敗德的惡習,一旦養成了就很難改掉。所以中國的官員在貪污敲詐的時候,從來沒有遇到思想上或道德上的阻礙,唯一需要考慮的僅僅是別被查處。
在已經實行民主變革的東歐和前蘇聯,這種普遍的道德墮落也是很難扭轉的。記得有一個統計說:俄羅斯有70%的官員腐敗,這些多半都是前共產黨員、唯物主義者、普京的擁護者;另有30%的官員不腐敗,多半則是東正教徒。
習慣的力量是強大的,改正起來十分困難,因為很多情況下我們根本意識不到。
扯謊和欺詐。在大陸,你上街去買東西,不管真貨假貨,你都得不到公平交易的機會。即使與你熟悉的朋友,也不能公平合作。凡是合夥做生意的中國人,都吃盡了這個苦頭。民運之所以不團結,便與這種素質有關。這種流行病甚至嚴重到:一個誠實的人也會被當成騙子!
中國人虛偽、好鬥,也是一個奇景。一方面我們都有毛病,甚至缺陷,卻把自己當成不能碰的神仙;另一方面卻不遺餘力地攻擊別人,而大部分理由竟然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本不值一提的。
這些都是大大強化了的中國人劣根性,即共產後遺症。
記得80年在北京看過一個阿根廷現代舞《女孩之死》,表現一個在墓穴里長大的女孩,後來獲得瞭解放,開頭興高采烈,亂蹦亂跳,後來就不知所措,感覺空虛無聊,最後竟然一步一步的退回到墓穴裡!
當時我特別激動:這個舞蹈太有象徵意義了,如果把它改名《中華民國之死》,更恰當。不再向皇帝磕頭的中國人,在獲得自由之後確實是不知所措,非要找一個皇帝效忠不可。在放棄了可以選擇的權利之後,只有「選擇」毛澤東這個粗野、狡詐的山匪頭子頂禮膜拜。
不僅工人、農民不知所措,大部分地主、資本家、知識份子也不知所措。他們伏倒在地,山呼萬歲萬萬歲,甘心情願做奴隸──一群可恥可憐的奴隸,隨後就被屠宰或奴役!
如郭沫若這類偽君子真小人,不明大義,民國時期有點自由就大鬧特鬧,最後竟然認賊作父,非要鬧出一個毛澤東式的暴君、以冰冷的刺刀對付他不可。這詩,他就像烏龜一樣老實了。類似的敗類數量太多了。他們都向我們活生生地證明:他們只配做奴隸,而根本做不了文明人。他們願意竭力享盡一切自由的樂趣,卻絲毫沒有感到自己有什麼義務要承擔!
直到現在,中國的工人、農民雖然因為生活苦難而怨恨不已,但還是願做一個奴隸,渴望有一個英明的主人出現,不再折磨他們,使他們以後能吃、穿得好一點。知識份子、官吏也莫不如此。
這個共產後遺症,在國外的華人也應該能看到:海外的擁共者,就是如此,他們一方面享受自由民主的福利,一方面卑劣地為專制暴政服務。
這種只想貪便宜、不想付代價的劣性思維方式,這種不肯與他人、不肯與社會公平交易的劣性思維方式,在經過50多年的奴隸生活之後,在中國大陸更加嚴重!
如果89年時有多一些的中國人少一些自身利害考慮,正義感和社會責任心稍微多一點,支持民運堅決一些,而不是等天上掉下餡餅,猶疑不定的鄧小平也就會順水推舟,中國也就和東歐、蘇聯一樣順乎民主潮流,至少向前進一步了。
這些都是共產後遺症。
共產主義狂潮退去,留在沙灘上的,就是愚昧和墮落。我們不能異想天開,必須比其他人付出多一倍的努力,付出足夠的代價,用力清洗,反覆清洗,然後這個群體才能有所作為,中華民族的大悲劇才可望結束。
(2004.1.25於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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