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說，1968年我插隊時，早失了知識青年建功立業的壯心。用「被迫」這個詞，可能更貼近我的生活狀態。
那年我18歲。不是不想奮鬥。申請去黑龍江軍墾，不批；去青海做工，不批；去內蒙古務農，不批。我的自尊心被一疊重創逼得陡然增長，就鐵了心，打算哪兒都不去了。
現實即刻把一個女孩子「反抗」的夢砸個粉碎。赴內蒙古插隊大軍開拔的頭兩天，校革委會副主任，一位溫文爾雅的原女副校長給我打電話，令我立即準備行李。我懂了，有人臨陣變挂，留下空缺，我便像一具備用的草包那樣被及時地塞進了窟窿。我握住話筒，積壓了許久的怨恨霍地噴出。
我說我是共青團員憑什麼不批准我去保衛建設邊疆；我說你們既然擔心我投敵叛國也就甭再操那份心，我就老老實實蹲在北京決不亂說亂動！女副主任極驚訝我這個乖學生的刻薄，結巴了幾下，果斷地按住電話。我以為我贏了，心頭輕鬆起來。
我畢竟年少，不知道階級鬥爭的手段多得很。最致命的一著，就是專我尊敬的父親的政。女副主任逕直去了我父親供職的單位，聯合那裡的頭頭，將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嶺一擺，正被隔離審查的父親就被放回家，讓給女兒打行李，我不想再給父親憑添任何罪狀，就乖乖地註銷了日後才知道是多麼可貴的北京市戶口，流著淚，聽任不知把我拉向什麼盟什麼旗的列車隆隆北行！
二
女生的行李被擱進趙春林的小院。趙春林是「歷史反革命」。隊上沒收了他的房。
泥牆壘起的小院有兩座房。一座是剛落成的磚房，柁新檁新，還沒來得及裱糊頂棚。我打小沒為住房發過愁，不曉得那房花費了趙春林一家人20餘年的血汗積蓄。這新房當然歸知青住。另一座，就是趙春林全家棲身的土坯房了。難以想像，那條泥炕，每晚要並排躺上兩代七口人。
隊長說，用甚東西朝趙春林的老闆子（註：妻子）要，他老闆子是貧農。趙春林平日價不回家，給隊裡園子種菜，我們碰上了，要提高警惕。
誰是趙春林，他是階級異己分子還是貧農，種糧還是種菜，我全不想知道。
幾天後的一個黃昏。我收工走進小院，與一位從土坯房匆匆出來的老漢走了個正著。他黑黑的，瘦瘦的，手裡提著旱煙袋。他謙卑地低著頭，等我過去後才邁步。他面無表情，一副木訥的樣子。我想這就是趙春林了。我聽見他拉開柳條柵欄門那吱的一聲響，以為他就要出院子了，卻聽他喚道：「芸香，捎過兩個貼餅子來。」他的大女兒芸香應著，端個海碗跑出院。
柵欄門外，立著個被當地鄉民們最鄙夷的，「討吃貨」。
「你給要飯的送乾糧？」事後，我問芸香。她初中文化，我倆挺說得來，我喜歡她的爽快。
「嗯哪。」芸香說，「俺大（註：爸）說討吃貨不是壞人，壞人偷呀搶的，討吃貨不偷不搶。誰來俺家討吃，沒空手走的。」
我注意到，她提起趙春林時一臉尊敬，全不管她爹黑了白了的。
我望望這座幾經風浪顛簸的農家小院，一個被紅海洋蕩滌走了的老詞驀地蹦進腦子裡：家教。可是，牢牢掌管著這家庭文化教養的人竟是趙春林！他是什麼人？有著怎樣的經歷？真的是「歷史反革命」？我有點懷疑隊長的話。
三
按規定，插隊頭一年，國家下撥的知青生活費放在隊裡。
我耐不住那種成天吃酸咸菜的伙食，逕直去了村外的菜園子。
「大爺！」我對園頭說，「發我們點菜行不？」
「嗯哪，」園頭爽快，「奔西有兩畦小白菜，你自家去拔哇，別管俺說甚。」
我奇怪這老漢前言不搭後語的。反正他答應了，我去撥菜就是了。
我沿著菜畦往前走。小白菜綠盈盈的，竄起半尺高。我進了畦，還沒伸手，就聽園頭老遠高亢地吆喝：「－餵嘿！做甚咧？出來！說你呀，餵嘿－」
我趕緊直起腰環顧，整個園子靜悄悄的，再沒有外人。
我頓時感覺臉頰燒得火燙，急著竄回園房。
「大爺！」我很生氣，「您是吆喝我嗎？您同意了我才去拔菜，您總要講道理吧？」
園頭露出古怪的笑：「好你個女子耶！俺不是要你別管俺說甚嗎？俺喊俺的，你拔你的，隊長說不著你北京娃，俺喊過了隊長也說不著俺咧！」
我扭頭就走。心裏說，我就是一輩子不吃菜，也不能容忍別人把我當成賊！
就要走出菜園時，我看見一個人在鋤地。他頭頂破舊草帽，一下一下鋤著草，腰後別著桿旱煙袋。他不曾扭頭，可我知道他是趙春林。
我仍舊疾步走著，不想搭話。就在我與他走個平行時，低沉的山西口音響起來了：「娃，你腳板下是菜。」
真的，眼底下有一捆用草要子系得整整齊齊的青菜！我們多久沒吃菜了呀。
那時候，我決沒想到趙春林會往菜裡灑毒藥什麼的，我的革命警惕性老是挺差。不管怎麼著，我們得了一捆青菜！我心花怒放，提起菜就跑。
跑了兩步，我站住了。回過頭去看趙春林。我沒有看見那張黑瘦的臉，看見的仍舊是一頂破舊草帽。他好像從來就沒跟我說過話，好像一直是在那裡鋤草，一下一下的。
四
1970年冬。
我被選進大隊領導班子，被分派去管清理階級隊伍工作。老實說，我不情願幹這種差事。我知道，我先天不足，家有海外關係，掌管我檔案的「旗安辦」說不定暗暗把我當成階級異己分子。可大隊書記說我識文斷字，大隊委員中除了我再沒別人能幹這種事。
為搞運動，上頭派來軍代表。於是我與小仇成了搭檔。
這小仇是天津知識青年，軍隊正班級，與我同歲。在我的記憶裡，除了談工作，他幾乎沒有與我說笑過。
一天，小仇抱給我一個笨笨的長方形黑木箱，說裡面裝的全是他從旗檔案室抄回的材料。
我就看見了趙春林的名字。
趙春林，出生於1920年，山西洪洞縣人。初中文化。參加國民黨軍隊年代不詳。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時隨傅作義將軍起義，軍銜上尉。1950年至內蒙古定居。
我不知道趙春林怎麼流落到內蒙古，又為什麼當了農民，為什麼數十年來心甘情願地接受著上級佈置下來的每一次深及靈魂與皮肉的審查和游鬥。
小仇把一疊粗糙的綠紙片遞給我。那是他在旗檔案室找不著紙時，裁用了幾張標語紙。
紙頭上的抄錄令我大吃一驚！上面寫道：
山西××縣×村××揭發，聽說趙殺過三個人，兩男一女。
山西××縣×村×××揭發：聽說趙下令殺過兩個老漢。
山西××縣×村××揭發：趙砍死過七個人，有兩個共產黨，我是聽說的。
……
算了算，一共16條人命。
我心驚肉跳，問小仇：「是真的嗎？」
小仇正正軍帽，一臉嚴肅，沒說話。我覺得他挺深奧，每次對話我都難以探到他的心底。
小仇決定「政策攻心」，那年頭最講心戰。
趙春林來了。筆直地站著，雙手呈給軍代表一份《認罪書》。我偏過頭去看，在那個不要文化的年代，我被《認罪書》上一手漂亮的小楷字吸引住了。我敢說，我已經多年沒有見到如此富於神韻的中國漢字！彷彿他趙春林不是在寫檢查，而是獻上書法大賽作品。認罪內容是，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歷史上集體參加過國民黨……白紙黑字，清清楚楚，上面沒寫一樁命案。
小仇的臉色鐵青。我知道事態嚴重，也把臉板起來。我先命令趙春林坐，然後就和小仇輪番念語錄，念文件，讓他交代隱瞞了的問題，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為自己著想也要為妻子兒女想一想。
他愣愣的，像是裝傻。我就果斷地亮了「人命」的底牌。
以後的幾十年，我一直清清楚楚記得，趙春林像被火猛丁灼燒了似的，渾身打個機靈，以至於他坐的木椅咯吱吱地亂響了一氣。而後，他舉起眼睛，就像一頭要被宰殺的老牛那般驚恐。他頭一次呼喊出了我的名字，語調絕望：「郭冬呀，俺自小到大，別說殺人，連雞也沒殺過，俺不敢殺呀……」他從木椅滑落到地下，昏花的老眼連綿不斷地溢出渾濁的淚，他就伸出黑瘦的手掌去擦抹。
不知道是我攻了他的心。還是他攻了我的心。我頓時無語。
我早就知道，我搞不了階級鬥爭。真的，我心太軟，常常憑直覺斷定是非，有時還會毫無原則地把全部同情投向孤立無援的弱者。
那時，我心頭的感情浪頭迭起，怎麼也遏制不住地想起了我的父親！
1966年深夏，父親下班沒回家。母親也早已被隔離審查。我決定給患病的父親去送藥。
父親供職的機關威嚴龐大。我不敢驚動門前那兩位比我大不了幾歲的「鋼鐵長城」衛兵，自卑心理使我對他們懷有一種恐懼。我去傳達室求老師傅。師傅讓在門口等。我就自知地縮在一個角落裡。等啊等，天色已經很暗了。遠遠的，一隊行動遲緩的老人，扛著鍬，邁著沈重的步履走過來了。我靜靜地迴避在一邊，暗暗希望父親不在這個隊列中。那個年代的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一支「牛鬼蛇神」隊伍。洗白了的藍布制服，最清楚不過地表現出他們接受改造的地位。那年頭，綠布軍裝才是「人上人」的標誌。
隊伍總算快走完了。正當我砰砰亂跳的心臟趨於平緩時，一張熟悉的臉孔出現在了隊尾！那是父親！我從小看慣了的，我引以為自豪的父親那高傲儒雅的風度、挺拔魁梧的身軀，哪裡去了？他為什麼那般沮喪潦倒？父親也分明看見了我，他的嘴唇張了張，沒有喊出口。
哦，我的眼淚，－不值錢的，17歲女孩子委屈悲哀的淚水，奪眶而出！
那以後，我眼前常常晃動著父親臘黃削瘦的臉。
那以後，我小小的心靈就認定，世間有許多冤案。
可是，現在，我為什麼就認定趙春林老漢是被冤屈了的呢？僅僅因為他與父親同齡嗎？僅僅因為他與父親處境相似嗎？我是怎麼了？
小仇嚴肅地咳嗽一聲。我恢復了自持，態度嚴明起來：「黨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但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你回去好好反省，有情況隨時來報告！」
其實，那時我還不是共產黨員，對黨可說是一無所知。
那黑瘦的軀體就從牆根爬起，在我們威嚴目光的凝視下，緩緩地移出去了。
五
以後的三年，我經歷了一生中最受熬煎的苦痛。
上級規定，凡在鄉村接受滿兩年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可以被招工招生，進入縣市。
像是一場風。工廠機關學校招工、招生的人來了走，走了來。篩了撿，撿了篩。到知識青年下鄉的第五個年頭，公社已經把我們大隊的70多個北京知青，用唯成份論的篩子細細密密地過了無數遍，最後，只篩剩下兩三個難以救藥的人，留在村裡繼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就是其中一個。
我重新提起軟弱的自尊去抗爭，決不找誰求情；每天帶著我的「鐵姑娘隊」下死力氣幹活；工餘時間耕種我的兩畝實驗田……
我可以不在乎招工單位對我的歧視，也可以忍受公社黨委拒批我的入黨志願書的不公，還能吞嚥不配戀愛的苦楚，可是我啊，不能忍受有誰踐踏我熱愛這個國家的忠誠！倘若真的出現了叛國標語的話，為什麼在擁有千千萬萬人口的旗（註：縣）裡，有人幾番劫住我這個羸弱的女孩子的家書，驗看，而後廣泛流傳！
我大病不起。碩大個炕早就只剩下了孤零零的我。風吹碎紙窗，雨澆透屋頂，炕上擺了一堆接雨的家什。可是，我不知道冷，眼前總是跳躍著拂不去的叢叢紅火苗，那火苗緊緊簇著我，燒得我無處躲，無處藏！我舔舔嘴唇，上面滿是凹凸不平的水泡。老鼠歡喜地跳上了炕，在我蓋著的棉被上嬉 戲追逐！
「閨女，你醒了！」驚喜的一聲。
我睜開眼睛。那是大媽，芸香的母親。
而後，我聽見深沉的山西口音：「郭冬啊，這就是你的家。吃甚，說一聲，俺讓芸香去呼市買。」
呼市，呼和浩特。離我的小村莊40里地。
我沒有扭過頭，我知道說話人是趙春林。
心裏酸酸的，淚水順著我的眼角淌到枕頭上。
老倆口慌著抱柴燒火，煮上小米粥。
六
有一天，公社幹部小吳告訴我，趙春林的外調材料已經回來了。兩位外調人專程去往山西，沒能確定趙春林的任何一樁命案。
小仇早帶著他那深不可測的嚴肅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看透過我「立場搖擺的階級本性」，但卻知道，他肯定沒有舉報過我。
上級為趙春林定了案。－歷史反革命。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我不平了。既然不能落實趙春林的罪狀，怎麼能夠定案？又怎麼能夠把一位起義有功者定為「歷史反革命」？不是說「批判從嚴，處理從寬」嗎？
我就去找公社。我雖然難以救助自身，卻看不得別人受冤屈。
小吳是個下放幹部，農業學院教師，其實已經不「小」了，30多歲，比我還大10歲。她素常喜歡我，常和我一起聊天。她聽完我的話，就說：「老實講，我也不同意對趙春林做的這個結論。可惜，趙春林的檔案在旗裡，由旗裡定性。我們找過旗委，旗委不同意更改結論。」
「我去！我打火車票去旗裡！」我血氣方剛。
小吳不吭聲，一雙柔和的大眼睛沉靜地盯著我。從她的眼神裡，我讀出了一種暗示。
我沒資格進旗。我忘記了自己是什麼人。
我的檔案也在旗裡，名份上只是比趙春林稍稍強一點。他是「黑五類」，我是「黑五類子女」。
七
1973年秋，我到底接著一紙調令，就要返回我離別太久了的故鄉北京。
望著小仇留下的那個笨笨的長方形黑木箱，我為難了。
全盤交出吧，說不定日後會成為趙春林受整的依據；不交吧，分明是我失職。我一屁股坐在地下，呱嗒哌嗒拉著風箱。鍋裡的水滾開了一個時辰，我的主意才拿定：把那疊來自洪洞縣「我聽說」的綠紙頭抽出來銷毀，交上黑木箱！
如果，我就這樣做了有多好；如果，我知道以後的十幾年這幾張紙片會沉甸甸地壓迫我的心靈；如果，我知道日後每看見綠色的標語紙都會使我不安的話，我，我，怎麼會幹出那樣的傻事！
我的確抽出了綠紙片。我捧著上鎖的黑木箱走過趙春林家，走向大隊。我啊，突然被一種不知來自何方的威懾力所感召，就好像頭頂上有一道要化透我魂魄的靈光，在冥冥中指示我走向不可抗拒的神明，我再一次內省了，轉身跑回屋，從炕席下抽出那疊還未毀掉的「我聽說」，就那樣把所有的材料統統交給了大隊部！最終是全部交出去了！
八
14年後，我以學者身份重返內蒙古。
我心裏滿是燦爛的陽光。因為臨行前與趙老漢通了信。老人的字跡已經大不如前，可仍舊剛勁有力。他詳細地劃了路線圖，甚至將郊區班車運行時間都打聽好一一註明。他說家裡蓋了房，他的身體很好，大媽很好，芸香已是兩個娃娃的母親了。
見面時，我們都很激動。趙老漢盯著我看，我也看他。我覺得我們是第一次心心相印地讀懂了對方。而後，我們的眼睛就都有些潮乎乎的了。
我將一包禮物分送給大家，趙老漢也擺了一炕桌酒席。桌上的菜全是現從供銷社買來的罐頭：紅燒豬肉、清蒸鯪魚、醬牛肉什麼的。
我不安了。我太知道這塊地方的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每人每年70斤小麥，兩斤胡麻油，終年吃不上肉。
芸香笑了：「那是先前咧。現在俺家的日子在村上是數得著的。俺們幾兄妹分家不分心，地歸自己種了，全都由俺大一手安排，有種糧的、種菜的、種瓜的，還合起來買了挂拖拉機，家家添了彩電。村上人都羨慕俺有個好大呢。」
我知道，趙老漢在這個全村絕無僅有的傳統文化味道甚濃的家庭裡，不論是昌明和順的今天，還是苦風淒雨的昨日，他始終都保持著長者的權威，作人的尊嚴。我暗暗為他慶幸。
趙老漢仍舊黑瘦，仍舊沉默寡言，可是一直在笑。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笑，明澈的笑。他的表情豁達朗暢，再沒有了往日的驚恐和苦悶。
他不大動筷子，老是抽煙，不住地往煙袋鍋裡蓄著煙末。一頓飯下來，濃濁的煙霧流了滿屋子。
交談中，我得知，原來被沒收的、我們住過的那座新房已經歸返趙家，現在是他的長子住著。他說，他的「歷史反革命」案到底被平反了。「四人幫」倒臺後，他扛著鋪蓋去了旗裡，就在落實政策辦公室的牆角蹲著，一天天不走。後來，被磨煩了的公家人拿他這個「老農」沒法子，先辦了他的案，說到這裡，我平生頭一次聽見趙老漢「呵呵」的笑聲！
我們都沒有提過去。
許多次，我抬頭看他，想說上一句：趙大爺，我對不起您啊！就像魯迅先生在《風箏》裡所寫的那樣，我等著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啊。於是，我這顆飽受折磨的心就釋然了！「輕鬆」了！
可是，我說不出口。
我恨自己的猶豫。如是14年前不是由於猶豫，我怎麼會使歉疚這個魔鬼至今追索咬噬自己的心靈？
我不能錯過這個機會。吃完飯，我到底說了。不是對趙老漢，是對芸香。我沒有勇氣面對喜洋洋的老人，我只想請芸香代我致歉。
哪知道，芸香細長的眼睛一下睜圓了：「郭冬姐，俺大念叨好些年了，說要不是你的關照，他吃苦就更多了！他請你喝酒吃飯，是謝你咧！」
我轉過身。憋忍了14年的眼淚，滾滾不息地湧出了眼眶！
九
我到底找到補過的機會。
離開村莊那天，我問趙老漢還有什麼難處。
趙老漢略微沉吟了一下，說還有樁冤事。他在先也是國家職工，鄉供銷社會計。可50年代一次大病時，社主任斷定他必死無疑，便果斷地註銷了他的姓名，迫不及待地將自家侄兒頂了他的缺。病好後，趙老漢淪為農民。開頭幾年，他還上書，想爭出個理來。理沒爭到，頭上的帽子倒重起來。後來趙老漢就絕了正名份的念頭。
我決定幫助他，囑他寫個材料。
我參加的學術會議在呼和浩市開。
會議最末一天，趙老漢騎車40里地趕到飯店來看我。我請他吃飯，他極斯文，只吃了一點菜，就默默地蓄著他的煙袋鍋兒。我勸他把沒動的菜飯帶回去，他堅不肯。
我沒有食言，將他的材料轉呈到了中央一個部門。不久，獲悉，批示並材料轉到了自治區，市，旗。我也在下邊托了人，請他們實事求是地查證。
再後來，我收到了他的信，不是那剛勁有力的筆體。我慌忙打開信。已值中年的我大哭。
他死了。肺癌。1988年春。
據說，他和他的親人都沒料到，送葬的隊伍極長，極長。
據說，上頭真的下來人調查案子，沒有找證人，沒有找親屬，聽說他死了，扭頭就走。
據說，趙老漢死前念叨的最後一句話是－郭冬打信來沒？
……
我沒能趕回內蒙古為他送葬。然而，我這個崇尚唯物主義的人卻為老人剪了厚厚一摞紙錢。在那個春天，在北京東郊，我悄悄地為老人點燃了紙錢。
長長的希望，引導趙老漢走到過墓年。
長長的希望，給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帶來過生存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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