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們為何不對重慶的災難發言？

直到二十四日，重慶市地方政府還在刻意隱瞞消息，宣稱只有八人死亡，而且情勢已迅速受到了控制。然而，隨著國務院官員和國際媒體的介入，才使得這個「羅生門」式的說法破產：二十五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一再急遽提高。晚間七時，一百九十一人死亡的事實突然公諸於世。而當地人透露說，死亡人數還會持續上升。但是，官方的「新華社」對一夜之間死亡人數暴增的奇怪現象隻字未提，卻用凱歌高奏般的聲音指稱，國家安全監督局調查人員在統一領導指揮下，救難工作正在 「有條不紊」的展開。這是典型的「中國新聞」的口吻，冷漠且冷血。當地大約有兩百九十人入院治療，還有三千人出現結膜炎和發冷等症狀。鄰近村鎮居民紛紛湧進醫院求治，使醫院應接不暇。醫生表示傷者大多雙眼紅腫、疼痛，嚴重嘔吐、暈眩、站立不穩，感到窒息，情況相當恐怖。事故發生之後，已經有四萬一千人緊急疏散。海外媒體聲稱，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起礦災事故。法新社引述中國政府今年十月發布的一份報告，在今年年一到十月，中國已經有一萬三千兩百八十三人死於各種工廠或礦井事故，比去年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九點六。

我看到電視上那些眼睛受傷、衣衫襤褸的孩子的時候，心中像刀割一般疼痛。事故發生的區域是重慶比較困苦的地區，就在官方洋洋得意地號稱中國人均收入突破一千美元大關，已經趨近於「小康社會」的時候，這些地區還有相當數量的老百姓處於「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極端貧困狀態。我有好多朋友的家鄉就在這片地區，我曾多次聽他們講述童年悲苦的生活。「小康社會」與他們毫無關係，「三個代表」更是他們無法理解的複雜名詞。從古代到現在，這些生活在長江邊上的老百姓，一直都是金字塔最底部的奴隸。這場事故讓他們雪上加霜。這次事故也印證了今天中國的一個極其殘酷的現實：越是貧困，你就越是生活在恐懼和不安之中。

主席和總理們又在作出鏗鏘有力的批示了。然而，也僅僅是批示而已。我猜測，沒有一個高級官員會「引咎辭職」的，這是一個不知羞恥為何物的時代。中共當局至多會像在薩斯事件中免去張文康的職務一樣處理一兩名負責官員，等幾個月後風聲平靜之後，又會給他安排一個同級別的職位。三天時間已經過去了，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那些號稱最關心底層人民命運的「新左派」知識份子們，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發言，沒有一個人對死難同胞表示同情、對無能的「黨國」表示譴責。我想起幾個月前「新左派」們關於伊拉克戰爭的那份簽名聲明，那是當代中國最可笑、也最虛偽的一份文字。我想，若干年之後，後人在研究這個時代的思想和文化資料的時候，這份文字會被當作衡量這個時代漢語墮落程度的一個重要標本。這些看似無比正義、無比高尚的知識份子們，口口聲聲說他們如何關心伊拉克人民的悲慘遭遇，如何與伊拉克人民站在一起，分享他們的苦難，卻偏偏對自己同胞的苦難熟視無睹。這是怎樣的厚顏無恥啊。

當時，我還曾經與韓德強、童小溪等「反美先鋒」在BBC和美國之音中有過兩次直接的交鋒。我追問道：你們聲稱關心中國的底層民眾，那麼你們為他們做過些什麼呢？你們關心過「哪一個」具體的農民和工人、囚犯和乞丐呢？你們能夠說出一個事件和一個名字嗎？他們兩人都是支支吾吾了半天，還是一個事件、一個名字也說不出來。顯然，他們所謂的關心底層民眾，關心的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一個遙遠的名詞，而不是活生生的、具體的個人。他們對無數的礦難和拆遷戶的自焚保持著矜持的沉默，他們對孫志剛事件、李思怡事件保持著矜持的沉默，他們也對「天安門母親」和法輪功修煉者們所遭受的迫害保持著矜持的沉默。今天，他們繼續對重慶數百名死難百姓保持著矜持的沉默。因為他們深知，只有這種沉默才能夠確保他們繼續心安理得地享有「國際級知名學者」的身份。他們趾高氣揚地宣稱，他們不屑於批評國內的事務，他們還有更加高遠的目標，那就是批判國際資本主義，那才是一個無比宏偉的事業呢。

其實，與這些懦夫和孱頭般的「新左派」辯論，無須在所謂的「理論」的層面上糾纏，只要看看他們對中國今天的現實說過些什麼、做過些什麼就一清二楚了。

－－兩千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