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中國的天鵝絨手套
在中國的遼陽, 當局在星期六拘禁我的時候, 我找到了這次中國之行一直在尋找的自由的極限.「中國是個法制國家,」 在一個被監禁的工運領袖姚福信家外, 三個跟我談話的政府官員之一解釋說. 「我們必須上其它地方談。」
「但我不想跟你們談,」 我抗議道. 「我想跟姚福信的家人談。」
「中國是個法制國家,」那個人禮貌但是嚴厲地重複著. 「並且我們是政府. 跟我們來。」
「我不想跟政府談。」我回覆道. 「我想跟姚福信的妻子談。」
「中國是個法制國家,」那個拒絕出示任何證件的人講. 「跟我們來。」
我是來這個位於北京東北375英里處的遍地砂礫的工業城市調查可能是中國最大挑戰之一的動盪的工運局面的. 去年, 遼陽20個工廠的幾千名工人走上街頭抗議官員腐敗, 並索要失業金, 退休金以及拖欠的工資.
去年五月, 當局宣判姚先生入獄七年, 另外一個抗議領袖肖雲良入獄四年. 大概是由於遭受了毒打, 肖先生在宣判的時候看起來已經失明瞭, 並且已經不能夠辨認出家人了.
所以我順便走訪了姚先生和肖先生的家庭. 但是他們的妻子明顯是處於某種軟禁之中. 當我到達的時候, 我試著與肖先生的妻子通話; 在一個男人搶過電話並挂斷前她只說出了一個字. 幾分鐘後, 三個官員在姚先生家外捉住了我.
可以肯定他們的是, 他們非常禮貌. 我當時正同紐約時報網路版的同事奈克納撒尼爾以及我無畏的九歲的兒子旅行, 我們都被帶到了附近的旅館. 在謹慎的陪同下他們才讓我們用衛生間, 以防我們試圖逃跑.
「中國是個法制國家,」給我們遞過煙後的那個領導講. 「所以你們的採訪必須通過國務院裁決並且要通過地方官員. 你們必須通過這些手續這才是合法的. 所以現在採訪是不可能的. 但是任何時候都歡迎你們做為一名旅遊者回到遼陽來。「
「哪好吧,」我建議道, 「我會去跟姚福信的家人談談當地的旅遊景點。」
他們甚至於連強作的一點微笑都沒有. 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在我的出租車裡塞進了一個打手, 又用另外一車人護送我們到了瀋陽機場, 並且等在那裡直到我們登上了去上海的飛機. 我兒子在機場買冰淇淋的時候也被跟蹤.
中國政府很擔心勞工問題. 譴責中國巨大出口的美國人憤慨工作的流失, 但中國也充滿了幾百萬的下崗工人, 並且他們也正變得越來越憤怒和大膽.
據中國勞工公報, 僅上個月, 1000名出租車司機走上達州市(音譯)街頭抗議取消出租車執照; 在襄樊的大約10,000名工人阻斷公路和鐵路線抗議由於私有化而失去工作;以及綏州(音譯)的2,000名教師集會要求增加工資.
在關閉效率低下的工廠以及慫恿工人從事更加多產的職業方面, 中國政府是對的。但北京以後應該用開放而不是鎮壓來處理勞工問題. 它將應該認識到罷工和抗議可以是一個國家強大和自由的一個象徵, 而不是軟弱和混亂.
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強國之一, 這是通過精明的治理和日益成熟的外交而獲得的地位. 但是一個強國不能夠迴避鎮壓和平抗議和折磨工運領袖這些事情. 「人民的中國」迴避像綁架如肖先生這樣的人並在他的宣判聽證會上把他的妻子打得不省人事以及禁止工運領袖的家庭成員與外界接觸等這些事情是可恥的.
「這不是70或80年代的中國,」我對捉住我的人抱怨. 「中國已經改革了. 現在應該足夠開放允許外國人跟犯人家屬談話。」
簡短的回答是: 「中國是個法制國家。」
有朝一日, 我希望不久, 它會是的.
(原載《紐約時報》,2003年12月17日)
(作者NICHOLAS D. KRISTOF 紀思道/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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