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頑症十大問題 胡溫乏良策 經濟危機迫近

會議是例行公事，卻透露出不尋常的信號

但會議並沒有觸及危機的真正根源是什麼，因而也不可能找到什麼出路，只不過是擺出一大堆問題，要求大家注意而已。事實上這個只有三天的會議，無非是例行公事罷了。

不過從會議上擺出來的問題看，經濟危機確實已經迫近。其實造成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政治，一旦爆發，必然是一場危及中共統治的政治危機。

三代債務，集於一身

溫家寶列出了經濟上的「八大頑症」和「十大問題」，包括三農問題（農村，農民、農業），失業問題，貧富兩極分化，國企改革停滯，國有資產流失，金融壞賬嚴重，市場秩序混亂，國內需求不振，東西部差距擴大等等，不過在他列舉的問題當中，佔最大比重的，卻不是經濟本身，而是各地黨政機關的地方主義，各自為政，財政超支和胡亂建設「長官工程」等問題。

其實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三代所欠下的債務，現在一古腦兒堆到胡溫體制的肩上了。

毛澤東時期建立了壟斷所有經濟資源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各級官員成了他所主管的財富所有者和支配者。在長官意志和行政命令的支配下，這種制度把中國的國民經濟引入絕境，從而使中共陷入統治危機。

鄧小平的改革，是為了挽救垂危的中共統治，所以他「設計」了「經濟放開，政治收緊」的方針。這個方針便中國經濟開始從計畫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因而獲得了活力，並使中共渡過了第一次危機。但是專制政治與市場經濟並存，不但阻礙了改革，而且大量滋生腐敗，使中共再次陷入統治危機。

鄧小平用血腥手段屠殺人民，使中共暫時渡過了第二次危機。但他只是用暴力壓住了引發危機的矛盾，並沒有解決矛盾。

江澤民上臺後，繼承鄧小平的衣缽，使腐敗迅速在中共整個軀體蔓延。於是原先被壓抑的矛盾和問題大面積暴露出來了。

溫家寶所列舉的那些問題，就是毛鄧江三代所積欠的債務，表現出來是經濟問題，其實根子全是政治問題。可是溫家寶只是把問題點到為止，沒有深挖政治根源。

三農危機

溫家寶說：整體農業基礎十分薄弱。農民總體收入和國家經濟發展，和農民對社會的貢獻以及他們應有的地位，有極大差距，因此三農問題形成了戰略性的危機（也就是關係國家全局的危機）。

溫家寶在十五屆班子裡就分管農業，對三農問題的嚴重性確實有深刻體會。但他卻把原因歸於幹部的思想作風，並把責任推給下邊，說「地方領導層輕視『三農』意識根深蒂固。」

其實「三農」問題正是中共五十年一貫的戰略錯誤，才造成今天的戰略危機：用集體化和公社化剝奪農民的土地和人身自由，實行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殘酷地剝削農民來發展工業，還用各種數不清的「稅」和「費」對農民實行直接的超經濟掠奪。除了小學教員以外，任何黨政幹部甚至變電站的人員都可以對農民作威作福。至今農民到城市裡打工都是二等公民。這難道是哪個幹部的思想作風造成的嗎？這是中共利用農民打了天下之後，轉而實行剝削農民、壓迫農民、歧視農民、排斥農民所結的惡果。不從根本戰略上重新擺好農民的地位，而要想解決「三農」問題，只能是說說而已。

失業問題

溫家寶披露，城鎮失業人口二千五百萬，失業率達百分之十六至十八。每年新增就業人口一千二百萬，僅能安置七八百萬。另外還有農村流入城市的勞動人口一億二千萬人。

這個危及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是毛澤東的罪惡決策留給中國多少代都消化不了的苦果。對於新上任的胡溫體制來說，責任不在他們，但是這筆「債」卻必須由他們還。這個問題的緩解，當然有賴於經濟發展，財政寬裕。但是在政治上舉措如何，卻直接關係到社會穩定。現在胡溫體制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制定了對待群眾集會遊行請願示威的政策尺度，防止用高壓手段激化矛盾。但這是消極辦法。

解決社會矛盾（失業者的憤怒只是其中之一）的根本辦法，是建立民主機制，兌現憲法規定之公民自由，使信息通暢，民情宣泄有渠道，並可調動社會力量、民間團體，群策群力，解決困擾社會的各種問題。事實上在民主國家，公民社會非常發達，民間有各種社會組織從事公益事業，解決了許多政府無力解決的社會問題，促進了社會的和諧和穩定。

當然，在當前中國，這又是涉及中共一黨壟斷權力的敏感問題，也不是胡溫體制力所能及的。所以溫家寶也只能說說而已。

階級分化

溫家寶正式承認中國已形成兩個階級。他說：社會貧富兩極化繼續擴大，實際上已形成了新的階層。佔人口百分之二點五的人，擁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財富。

這是鄧小平和江澤民留給胡溫體制的新債務。溫家寶在這裡只從經濟上區分了貧富。他沒有揭開那百分之二點五的人的身份背景和他們的財富是怎麼來的。

據中共中央統戰部、中華全國工商聯和中國私營經濟研究會不久前進行的調查，私營企業主中「幹部出身」的佔百分之六十三。這就是說，昔日掌權者如今變成資本家，並且已經成為這個階級的主體。另外百分之三十七的企業主當然有憑自己的本事經營致富的，但也有不少是通過權錢交易而發財的。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結果富得最快最多的就是當官的和他們的子女親屬。所以今日中國的階級分化已經非常清楚：少量有權有錢者為一方，百分之九十七點五的老百姓為另一方，其中至少有幾千萬人終年在飢餓線上掙扎。

「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吸引人，是它的平等理念和共同富裕的境界。現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弄到這步田地，還能繼續欺騙老百姓到多久？當然溫家寶在總結中根本不可能接觸到這一點，所以也只能是說說而已。

國企改革

溫家寶說，國企改革處於停滯狀況。他只要求處理好職工出路，沒有多講。其實這是一個讓共產黨進退兩難的問題。共產黨就是為了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才成立的。如今又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又要實行私有化，實在難為情。把國企都改革了，這「社會主義陣地」也就全泡湯了，共產黨革命和執政的合法性也就喪失了。這不但是溫家寶所諱言的，也是整個共產黨的大忌。

溫家寶沒有說的另一個問題是：國企已經成了官僚發財致富的聚寶盆。雖然國企因經營不善而萎縮，但掌管這些企業的幹部卻肥了起來。特別在「改革」當中，職工被買斷工齡一腳踢出大門之外，而企業的資產卻更加乾淨利落地轉移到幹部的腰包裡，或以低價賣出，自己吃巨額回扣。前面說的「兩極分化」，其中幹部變成老闆，工人流落街頭，就是一種分化模式。

金融危機

溫家寶在十五屆班子就分管金融。在任期內金融沒有爆發危機，確實難為了他。但是危機並未消除，只是勉強壓住而已。他現在承認：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持續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五，處於危機狀況。貨幣發行是持續超計畫百分之三十至四十，這都是冒極大風險的舉措。其實銀行壞賬有人估計達百分之四十，甚至有人的計算結果是：四大國有銀行已經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現在全靠十萬億儲蓄存款運轉。一旦發生擠提，金融體系立刻崩潰。

造成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的原因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銀行變成了財政部的金庫。最大的漏洞是國企虧損，要由國家給它輸血，但它又償還不了，這就造成銀行壞賬。以前是財政給企業撥款，現在改成銀行給企業貸款，其實背著抱著都一樣，反正錢投入國企，基本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錢不夠了怎麼辦？印鈔票，所以超計畫發行貨幣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金融業本身都是國企，還是長官意志行政手段，不能真正按市場規律運行，這是金融危機本身的內在根源。如果銀行是私有的，哪個董事會能容許自己的銀行變成財政部的金庫？有哪個董事會能容忍經理人員任意胡作非為？

這都牽涉到根本體制，不是溫家寶施展個人領導才能所能解決的。當然他也只能說說而已。

溫家寶還把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單獨提出來，因為外流勢頭阻止不住，可見它的份量之重。據會上披露：東北三省國企，在八十年代還佔全國國民經濟產值的百分之六十，國有資產值達一點八五萬億，但至今年初統計，東北地區國有資產值只剩七千億元。其實這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下面的「監守自盜」，制度不改，光是靠「監管」靠處分，有什麼用呢？

龐大官僚機器成為社會的沈重負擔

溫家寶把黨政機關普遍超支作為經濟上的八大頑症之首。它的絕對數有多大，溫家寶沒有透露，只是指出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五至三十。其中各種會議和社交活動的支出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有十五個省區，第四季度已經靠借錢、特撥款或動用稅收來過日子。

這裡面當然有浪費和貪污，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架官僚機器太龐大了。腐敗正是這架機器本身必然產生的。從中央到地方，哪一級都是黨政兩套人馬，一個政黨也吃國家財政，這就使支出平空增加一倍。這又是一個極權國家，什麼都要管，觸角伸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不得不養活大量的官員、警察和密探，因此編製越來越大，靠老百姓養活的人越來越多。過去年年精簡，裁減機構和人員，結果越減越多。一個社會要背著這麼一架龐大的官僚機器，能前進嗎？這又是一個制度問題，溫家寶也只能說說罷了。

地方主義

溫家寶總結中佔有最多篇幅的是地方主義問題。他批評說：地方以各種原因向中央要特殊政策，要支配經濟、金融的權力。近年來各地自行搞出四十多條有違中央政策的土政策（會上十一個省區向中央要開發資金二萬億元）

地區之間惡性競爭，互相以資源、技術、人才卡對方脖子。

爭搞「首長任期工程」，盲目投資，重複建設。如興建銅、鋁企業，計畫年產二百萬噸到二百五十萬噸，但國內只能供應三成原料，而且世界市場上銅鋁供應已基本飽和。又如興建鋼鐵廠，年產八千萬噸，原料全靠進口：興建水泥廠，年產一億二千萬噸：興建汽車廠，年產一百五十萬輛等等。

這些地方諸侯仍然靠權力各霸一方，用長官意志領導國有經濟，所以才產生這些問題。它說明，不光是中共各地長官的思想和工作仍停留在舊的計畫經濟之內，而且也說明舊體制並未退出舞臺，市場經濟並未成為主導機制。因為在市場體制下，行政首長根本無權去搞什麼首長工程，各地的經濟活動完全由市場規律來調節，怎麼會有互相以原料技術來互相卡脖子的事呢？

危機的根源在政治體制

溫家寶羅列的八大頑症十大問題，其實都是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造成的。這種制度使統治者捨不得放棄對政治經濟資源的壟斷，因此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就阻力重重。溫家寶在十大問題中把經濟、金融改革受地方主義和官僚習慣勢力的干擾作為第一點，看起來很重視，但實際上是迴避了制度而只指責思想作風，所以也還是說說而已。

2003年12月動向雜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