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世界人權日這天，特務掐斷了我的電話

昨晚十點五十分，BBC的記者給我打來電話，向我詢問對北京昨天正在進行的區人民代表選舉的看法。國內的媒體吹噓今年出現了若干獨立候選人，海外的某些媒體也被中共的這一「選舉秀」所迷惑，給予大篇幅的正面報導。於是，我談了自己的幾個看法：第一，普通民眾對此次選舉極其冷漠，大家對獨立候選人的出現沒有表現出多大的興趣和驚喜。無論是我身邊知識界的朋友，還是我所接觸到的普通工人、售貨員、出租汽車司機，沒有一個人參加了投票。第二，寥寥無幾的獨立候選人的出現，不過是中共表演給西方人看的民主把戲而已。就在幾天之前，中共統戰部部長剛剛宣布，中共絕對不允許成立反對黨，成立反對黨違反憲法。沒有反對黨的選舉還叫選舉嗎？對比臺灣的各種選舉，大陸一黨專制的實質昭然若揭。第三，此次選舉中，儘管出現了少數的幾位獨立候選人，他們也遭遇到了各種壓力和困難。這些壓力和困難遠遠大於八十年代初期胡平等人在北大參加選舉所遭遇的壓力和困難。比如北京著名的維權律師秦耕，剛剛宣布參加競選，就被自己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強迫辭職。比如中國政法大學獨立參選的學生，其助選團的二十多名成員全都被校方找去訓話，威脅取消保送研究生資格、在分配工作的時候不予留京指標等，結果最後只有五人敢於繼續此項工作，候選人本來準備好的競選演說也被故意刁難而多次推遲。比如北京大學的參選學生在目睹了選舉過程中的各種違法情況之後，毅然發表聲明表示譴責，並退出競選。

BBC的記者很重視我談話的內容和觀點，於是我們約好在二十分鐘以後進行正式的採訪，此採訪是直播的形式。然而，我一直等候到十一點三十分，家中的電話卻再也沒有響起來。我想，對方不會失約的，那幺究竟是什幺原因呢？我疑惑地拿起電話，立即發現電話與平時大不一樣：電話聽筒中什幺聲音也沒有，只有輕微的電流的聲音。

我分別使用我自己的手機和我妻子的手機撥打自己家的電話，手機迅速反饋出「聯繫失敗」的聲音，屏幕上顯示的文字是「無聯繫」。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二點多。在我睡覺前，家中的電話依然沒有恢復正常。到了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時候，電話卻像一個病人一樣，沒有經過任何的醫治卻自動復原了。

世界上沒有這樣「巧合」的事情。我恍然大悟，這不是電話的自動罷工，而是安全部門對我的「特別關照」，他們切斷了我的電話，故意破壞這次採訪。如此赤裸裸地被切斷電話，於我而言還是第一次。他們既是要破壞這次採訪，更是企圖給我造成某種心理壓力，讓我「知難而退」。以前，劉曉波曾經告訴我，他已經多次經歷過這樣的情況了。近幾年來，我也明顯地知道我的電話被長期地竊聽，別人給我打電話，經常出現的狀況是：我去接第一次的時候，聽筒中什幺聲音也沒有，直到對方第二次打來，才有聲音。但是，我從來就不把特務們的竊聽放在心上，因為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話，都是可以放到陽光之下的話，沒有一句是見不得人的話。無論是接受BBC、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法國廣播公司等媒體的採訪，還是與劉曉波、包遵信等所謂「敏感人物」通話，我向來都是有什幺說什幺，從來不會因為「隔牆有耳」而吞吞吐吐。我已經習慣了在竊聽中生活。然而，這一次被切斷電話，則是特務門更加肆無忌憚地對公民的個人生活進行干涉和破壞。

我不得不憤怒。我不會被他們嚇倒的。儘管我的採訪被破壞了，但特務們的醜惡行徑並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在文章中、在日記中，我會把這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記載下來。特務們這幾年的每一樁行為：竊聽、跟蹤、切斷電話、扣押信件、向各大學施加壓力取消我的學術演講、向各出版社和報刊施加壓力禁止我著作的出版和文章的發表……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黑暗中、陰影裡進行的。在憤怒之餘，我對他們是那樣的蔑視，一個執政黨淪落到搞這些地下陰謀的地步，這不是我的悲哀，而是他們的可恥。他們像是洞穴中的老鼠、垃圾中的蟑螂、糞坑中的蛆蟲，儘管有「忠誠於黨國」作為幌子，但不足已支撐他們內心的虛弱和卑瑣。我曾經當面對他們說：你們應當向普京學習，他雖然是一個克格勃頭子，卻第一個拿起斧頭砍斷彼得堡蘇共的旗桿。世界民主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你們真的心甘情願地做專制制度的殉葬品嗎？他們不敢應和我的話，只能尷尬地笑笑而已。

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一個民主的中國的誕生，那時我將對這個醜惡政權的所作所為提起訴訟，讓每一個參與過罪惡的特務們曝光於天下。至少他們應當享有他們東德同行的待遇：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從此以後不得在任何國家機關擔任公務員職務。我不尋求報復，但我們必須讓正義得以彰顯、讓邪惡成為歷史。

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權日，我家的電話卻打不通。中共政權所擁有的尖端的技術手段和邪惡的用心，固然可以一時掐斷我的電話，卻掐不斷我發誓要永遠說真話的喉嚨；即使他們使用各種手段終於使得我的聲音無法被別人聽到，但他們無法消滅千千萬萬中國人追求自由和民主願望，也無法割斷千千萬萬中國人言說真相、表達真理的舌頭。

－－兩千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