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把停在沒有禁停標誌地方的車輛拖走，在拖車前和拖車後，又沒有履行告之義務，這種許多司機已經習以為常的事兒，被一位較真的北京車主抓住不放，將交警隊告上了法庭。
今年9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隊將鄧先生的車拖走了，拖車的理由是「在公安交通管理機關明令禁止停放車輛的地方停放車輛」。
鄧先生告訴記者，由於單位剛搬到西直門內大街附近，所以，他那段時間一直在中國兒童活動中心西門前的路邊停車，這條大街上既沒有豎立禁止停車標誌，也沒有允許停車收費的標誌。
「9月24日大約下午3點30分左右，我有事要出去，這才發現自己的車不見了，於是四處尋找，一個小時過去了，我什麼線索都沒找到。後來，經朋友提醒，我才嘗試著給交通管理部門打電話，詢問車輛是否被拖走了。打了4、5個電話後，終於知道車原來被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拖到阜成門附近了。」
下午5點多，鄧先生找到了被拖車輛的停放處－－－阜成門東南方向的北京市金瑞路機動車收費停車場。在停車場裡，一位工人模樣的年輕人，將一張《違法停車處理通知單》給了他，並告訴他現在到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接受處罰，並繳納拖車費200元人民幣，然後帶著取車憑證到停車場領車。
鄧先生覺得不可理解：「我停車的馬路上並沒有任何禁止停車的標誌，為什麼拖我的車，他們依據什麼？」帶著這個疑問，他去了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
在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裡，一位當班警官接待了鄧先生。鄧先生當即提出，自己停放車輛的地方沒有任何禁停標誌，不屬於《通知單》上所述的違法行為。但當班警官對他的陳述和申辯未予理睬……在當班警官填寫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清理道路交通障礙收費收據》、收了200元拖車費、開了《取車憑證》後，他告訴鄧先生，像他這樣的違章情況，應該扣3分、罰款5元。
但是，當鄧先生將車輛行駛證、駕駛證、牡丹卡交給這位警官時，他卻以讀卡機壞了，不能將違章記錄輸入牡丹卡為由，決定不處罰鄧先生了，很「寬容」地饒恕了鄧先生的違章行為，示意他可以走了。
鄧先生非常疑惑，為什麼沒有人告知自己相應的權利？為什麼只有《收費收據》和《取車憑證》，而沒有任何處罰決定呢？沒有處罰決定交通部門為什麼拖車？於是，他向警官詢問，是否還應該給自己一些諸如「告知」、「通知」之類的書面材料，但警官說沒有了。鄧先生當即詢問當班警官的姓名，當班警官同樣未予理睬，於是，鄧先生根據《收費收據》上註明的姓名詢問當班警官是否叫「王某」，當班警官立即反問：「你想幹什麼？」
最後，鄧先生只好拿著《取車憑證》、《收費收據》回到停車場，在交了10元停車費後取回了自己的車。
鄧先生認為，他停放車輛的地方沒有任何禁停標誌，但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開據的《通知單》上註明的違法行為卻是「在公安交通管理機關明令禁止停放車輛的地方停放車輛」。「既然沒有明令禁止停車的標誌，怎麼能說違章停車？」因此，他認為西四隊在認定事實不清的情況下實施的處罰，屬於適用法律不當。
「另外，西四隊的一些行政行為有違法之處，侵犯了我的財產權。西四隊開據《違法停車處理通知單》的行政行為，剝奪了我的知情權。我國《行政處罰法》第31條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並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該條款賦予了當事人在被處罰前的知情權。而西四隊在作出通知單前，執法者沒有見到我，也沒有履行告知義務，甚至在車輛被拖走後，既不告知我，也沒有在我停車的地方作出任何標注，導致我誤認為車輛丟失。」
「還有，依據《行政處罰法》第32條規定，西四隊還剝奪了我的陳述權和申辯權。雖然警官由於客觀原因沒有實施處罰，但絕非行政機關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有誤。而且，他們在處罰決定作出前便將車拖走了，這種行為缺乏依據。」
記者諮詢了法律界人士，有人認為，西四隊的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
其依據是：《行政處罰法》規定了執法人員在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行政處罰決定書應噹噹場給付當事人。而本案中鄧先生至今沒有收到處罰決定書，也沒有任何執法人員告訴過他享有什麼樣的權利和義務。
再者，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1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條、第32條規定，向當事人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或者拒絕聽取當事人陳述、申辯，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當事人放棄陳述或者申辯權利的除外。」據此可知，交警隊在沒有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告知鄧先生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和依據，聽取鄧先生的陳述和申辯意見時，就作出了行政處罰決定，這樣的行政行為是不能成立的。
「即便真的是違章停車了，交警應當處罰誰，是駕駛員還是車主？ 鄧先生說，現在我拿到的《違章停車處罰通知單》，上面標明的只有車號，可是，駕駛車輛的不一定都是車主呀？因此，我決定向西城區人民法院起訴，我不但要求西四隊返還我的拖車費和停車費，還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做法違法了。」
今年9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隊將鄧先生的車拖走了，拖車的理由是「在公安交通管理機關明令禁止停放車輛的地方停放車輛」。
鄧先生告訴記者，由於單位剛搬到西直門內大街附近，所以，他那段時間一直在中國兒童活動中心西門前的路邊停車，這條大街上既沒有豎立禁止停車標誌，也沒有允許停車收費的標誌。
「9月24日大約下午3點30分左右，我有事要出去，這才發現自己的車不見了，於是四處尋找，一個小時過去了，我什麼線索都沒找到。後來，經朋友提醒，我才嘗試著給交通管理部門打電話，詢問車輛是否被拖走了。打了4、5個電話後，終於知道車原來被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拖到阜成門附近了。」
下午5點多，鄧先生找到了被拖車輛的停放處－－－阜成門東南方向的北京市金瑞路機動車收費停車場。在停車場裡，一位工人模樣的年輕人，將一張《違法停車處理通知單》給了他，並告訴他現在到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接受處罰，並繳納拖車費200元人民幣，然後帶著取車憑證到停車場領車。
鄧先生覺得不可理解：「我停車的馬路上並沒有任何禁止停車的標誌，為什麼拖我的車，他們依據什麼？」帶著這個疑問，他去了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
在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裡，一位當班警官接待了鄧先生。鄧先生當即提出，自己停放車輛的地方沒有任何禁停標誌，不屬於《通知單》上所述的違法行為。但當班警官對他的陳述和申辯未予理睬……在當班警官填寫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清理道路交通障礙收費收據》、收了200元拖車費、開了《取車憑證》後，他告訴鄧先生，像他這樣的違章情況，應該扣3分、罰款5元。
但是，當鄧先生將車輛行駛證、駕駛證、牡丹卡交給這位警官時，他卻以讀卡機壞了，不能將違章記錄輸入牡丹卡為由，決定不處罰鄧先生了，很「寬容」地饒恕了鄧先生的違章行為，示意他可以走了。
鄧先生非常疑惑，為什麼沒有人告知自己相應的權利？為什麼只有《收費收據》和《取車憑證》，而沒有任何處罰決定呢？沒有處罰決定交通部門為什麼拖車？於是，他向警官詢問，是否還應該給自己一些諸如「告知」、「通知」之類的書面材料，但警官說沒有了。鄧先生當即詢問當班警官的姓名，當班警官同樣未予理睬，於是，鄧先生根據《收費收據》上註明的姓名詢問當班警官是否叫「王某」，當班警官立即反問：「你想幹什麼？」
最後，鄧先生只好拿著《取車憑證》、《收費收據》回到停車場，在交了10元停車費後取回了自己的車。
鄧先生認為，他停放車輛的地方沒有任何禁停標誌，但西城交通支隊西四隊開據的《通知單》上註明的違法行為卻是「在公安交通管理機關明令禁止停放車輛的地方停放車輛」。「既然沒有明令禁止停車的標誌，怎麼能說違章停車？」因此，他認為西四隊在認定事實不清的情況下實施的處罰，屬於適用法律不當。
「另外，西四隊的一些行政行為有違法之處，侵犯了我的財產權。西四隊開據《違法停車處理通知單》的行政行為，剝奪了我的知情權。我國《行政處罰法》第31條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並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該條款賦予了當事人在被處罰前的知情權。而西四隊在作出通知單前，執法者沒有見到我，也沒有履行告知義務，甚至在車輛被拖走後，既不告知我，也沒有在我停車的地方作出任何標注，導致我誤認為車輛丟失。」
「還有，依據《行政處罰法》第32條規定，西四隊還剝奪了我的陳述權和申辯權。雖然警官由於客觀原因沒有實施處罰，但絕非行政機關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有誤。而且，他們在處罰決定作出前便將車拖走了，這種行為缺乏依據。」
記者諮詢了法律界人士，有人認為，西四隊的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
其依據是：《行政處罰法》規定了執法人員在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行政處罰決定書應噹噹場給付當事人。而本案中鄧先生至今沒有收到處罰決定書，也沒有任何執法人員告訴過他享有什麼樣的權利和義務。
再者，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1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條、第32條規定，向當事人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或者拒絕聽取當事人陳述、申辯，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當事人放棄陳述或者申辯權利的除外。」據此可知，交警隊在沒有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告知鄧先生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和依據，聽取鄧先生的陳述和申辯意見時，就作出了行政處罰決定，這樣的行政行為是不能成立的。
「即便真的是違章停車了，交警應當處罰誰，是駕駛員還是車主？ 鄧先生說，現在我拿到的《違章停車處罰通知單》，上面標明的只有車號，可是，駕駛車輛的不一定都是車主呀？因此，我決定向西城區人民法院起訴，我不但要求西四隊返還我的拖車費和停車費，還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做法違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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