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國知識份子相形見穢的印度知識份子

N也是一名律師，長得黑黑瘦瘦，非常精幹，他是當地的名律師，政府高官、商賈大亨都認識他。他還有一位漂亮且活潑的妻子，與他相敬如賓，並且也是他的知，挺著個大肚子還支持他的一切工作，包括接待我們，帶我們參觀、購物。他們的日子可以說本來過得很滋潤。但他很苦悶，他最大的苦悶倒不是像《桃李》中那位博導兼律師一樣一心想著如何打官司賺錢，他最大的苦悶是如何為在全球化衝擊下日益貧苦的下層民眾多做點事，使他們的日子稍稍好過一些，使他們不那麼貧困。

所以他組織一些生活相對優裕的城市中產階級利用週末去鄉下為農民提供技術輔導、教育培訓、法律諮詢、醫療服務等等，一切是免費的，還得自己帶乾糧。他們長期如此，可以說樂此不疲，從好些年前一直堅持到現在。但他的煩惱是似乎這樣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當地的百姓還是在全球化衝擊下，日子越來越難過，對生活越來越感到絕望。大量外來進口使得農產品價格持續下降，他和農民們都一籌莫展。

和N相處的幾天裡，他每天帶我們坐一部印度產的搖搖晃晃的小轎車（印度基本上沒有外國車）在椰子樹遮天蔽日的鄉間小路轉來轉去。冒著炎熱，滿頭大汗，我們去看他們幫助組織的婦女自助小組如何自製肥皂、紡紗或做手工藝品，還有他們組織的婦女培訓班，他們提供資金的幼兒園與小學校等等。N忙前忙後，介紹、致歡迎詞、發表講話、討論、交流，我想肯定會影響他打官司賺錢，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鄉下的工作又有了什麼進展，雖然那都是他業餘的志願工作。

我還想起他熱情的妻子和我們翻過的唯一一次臉。那是在一條小街上，我們中間有人看到一種包裝不錯的衣服很有印度服裝特色，就想買。N的妻子馬上阻止我們，讓我們去隔壁看一種比較簡陋的的農民自製的民族服裝，極力動員我們買這一種，說價錢便宜，又經久耐用。我們買了一些。但那位同行還是回過頭去買了他最初看好的那件衣服。此後，N的妻子就一直嘀嘀咕咕，大意是那是外資企業生產的服裝，又貴又不好。她毫不掩飾她的不滿，對那位同行從此敬而遠之，卻讓我們對她更加敬佩。

還有一位名牌大學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國博士，Z先生。他退休後沒有在大城市裡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遠的窮鄉僻壤，在荒山野嶺建了一個農村綜合研究院。這個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對農民有用的實用技術，二是把這些實用技術傳授給周邊鄉鎮的農民們。他們定期舉辦青年農民培訓班，提供教室宿舍，讓他們像學生一樣來這裡學習、練習。我們去研究院時，正有一群青年男、女農民在學習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氣的廁所、廚房，他們在一個示範廁所前，圍繞著老師，睜大眼睛，安靜地聽課，眸子裡閃爍著明亮的光。我們走過去，他們對Z先生均紛紛致意行禮。研究院裡草木茂盛，鬱鬱蔥蔥。我們在不大的院子裡參觀，發現裡面竟然應有盡有，有各種蔬菜的種子基地，有魚苗培育池，還有紡織、制皂教室，甚至還有種雞、種豬場。可以說，小小的研究院竟是一個真正的農業大學，而且學員是真正的農民。

我們和研究院的老師們座談，發現他們竟然全部都來自城市，是自願來這裡教學、工作的。一些是退休的教授、專家，一些是年輕的學者、博士，他們其中有大學校長、系主任，他們放棄優厚的待遇與高薪，離開繁華都市，來到偏僻的荒山上。他們在這裡工作完全是義務性的，類似志願服務，幾乎是免費上課，只有一點少得可憐的生活費。但很多人在這裡一呆就是好幾年。他們自己動手蓋房子、種蔬菜、養魚和養雞，過著與現代生活完全隔絕的生活，但他們很認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來參加培訓的農民。

我暗地裡思索：他們的動力是什麼？N和Z這樣的人。他們出於什麼樣的動力，這樣忘我地工作和奉獻。我聽說印度文化中有一個這樣的傳統，那就是印度教的教義把人的一生分為四個階段：頭二十五年是青年學習階段，接著二十五年是家庭階段，再接著二十五年是放棄物慾，反饋社會，最後二十五年是與世無爭，在山中修行，獨善其身。總之，人到某一階段後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這據說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遠的傳統。這或許是印度知識份子不講究享受、注重獻身的精神源頭。可見，宗教的因素有時是難以估計的。

印度宗教中，對享樂的貶斥，對吃苦修行的強調，對奉獻的高度讚譽，使印度知識份子大都看輕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質享受，甚至一夜之間就決定把終身積攢的財富全部貢獻出來，用來造福社會。此外，甘地在印度知識份子中的影響是超乎我們中國知識份子想像的。在印度，甘地幾乎是神，是偶像，不像我們這兒，幾乎所有的偶像都被我們有意無意請下了「神壇」，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千隻腳。人們再無仰望的對象，學習的楷模，誰也差不多，無所謂神聖，無所謂信仰。個個以自我為中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但是，在印度，人人說起甘地都肅然起敬，他的事跡連小孩都耳熟能詳。甘地的自我節制，甘地的艱苦樸素，甘地的自力更生，甘地的奉獻精神，甘地的民族主義，是所有印度知識份子奉為真理的準則。尤其甘地倡導的義務奉獻精神、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識份子。事實上，在我們的行程中，幾乎碰到的每個印度知識份子都能隨時隨地引用一兩句甘地的語錄。

這樣的傳統與標準，自然塑造了印度知識份子獨特的精神面貌。N和Z這樣的人，在印度不是特例，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有一大片，一大群。在印度，N和Z都屬於一個KSSP（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的組織。民眾科學運動（PEOPLE』SSCIENCEMOVEMENTS）起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眾中普及科學知識，並以此來破除印度民間普遍的迷信風氣與等級制度。他們先是用本地語言（印度方言繁多）在各地報刊上寫科普文章，逐漸造成了一定影響。但他們還不滿足，於是自己辦科普雜誌，出版科普著作。

最後，他們乾脆成立一個科普作家論壇，以組織的方式開展工作。他們的行為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學家、社會學家。他們的組織擴張迅速，開展的工作也很快成為全國性的運動。比如他們逐步將科普推廣工作細化，出版專門針對婦女、兒童的科普讀物。他們還把出版發行書籍賺來的錢用於掃盲、科技輔導、農民培訓等工作，組織那些對科技感興趣的底層群眾學習、應用書中介紹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識。他們生產簡單易用的適合家庭生活的科技專利產品，以成本價賣給學習者，使他們在應用過程中體會到科技的作用與好處，增加對科技的興趣，並引發他們的親朋好友的好奇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隨著民眾科學運動聲勢越來越浩大，他們也不再僅僅限於科普工作，而是積極地介入諸如鄉村改革、婦女解放、環境保護、反全球化及政府選舉，成為一枝影響力越來越強的社會力量。

其中，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民眾科學運動工作又開展得最好，主要是因為當地執政的左翼聯盟將民眾科學運動納入政府計畫，有意識、有步驟、有組織地在全邦推廣這一運動，從最基層的鄉鎮開始，將全邦的社會力量都調動起來了。而這又吸引了全國範圍內有革新意識的知識份子，一時，喀拉拉邦成為民眾科學運動的一個中心，數以十萬計的熱血青年、社會志願者奔赴鄉村、田野、深山和學校，為底層百姓義務服務，無私奉獻，呈現出印度知識份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

但是，在現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體制下，如果無法徹底改變既定秩序與規則------不僅僅是國內的，也包括國際的，知識份子的熱情與努力並不能抵抗跨國資本無情的侵襲與掠奪，也無法阻擋全球化滾滾洪流席捲一切的威力。所以，印度知識份子普遍陷入一種無奈與悲憤之中，他們敏銳地感覺到了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印度日趨邊緣化的窘迫，也眼睜睜地看著絕大部分普通民眾的生活日趨貧困化，陷入被剝奪被壓迫的困境，在全球化的洪水中苦苦掙扎。在印度，最打動我的就是這些熱情而充滿良知、正義感的知識份子表現出來的內心充滿煎熬般的焦慮、痛苦與困惑，他們臉上的那種義無反顧的徹底的決絕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的的努力。他們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勞的無望的反抗與拚搏，但他們不甘不戰而降，他們仍然傾注所有的熱情與心血投入其中，希望以一己的努力與奮鬥減輕底層百姓的貧困與苦難。

因此，他們常會有中國知識份子眼裡的激進之舉。

有一位S教授，是一位徹底的民族主義者，他從來只用國產貨。起先我們並不知道他的堅決。在翠舍市，他陪我們逛街，穿過大街小巷，有時走得累了，渴了，我們坐下來，要可口可樂或礦泉水，S教授委婉地建議我們喝椰子水。我們餓了，買餅乾吃，S教授也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餅。我們有些好奇，又有些尷尬，無意地問S教授是不是不喜歡喝可口可樂。S教授說我從來不喝可口可樂。從來沒喝過？我們很驚訝。對，從來沒有。S教授用不容置疑的口氣說。為什麼？我們問。

S教授沒有正面回答我們。他說他正和他的學生們發起一個「不喝可口可樂」的運動。他們的口號是：「不喝可口可樂，喝椰子水、不吃和樂雪，吃井水；如果買車，只買國產車」。S教授甚至把這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他說我們要警惕新的殖民化。他還說當年甘地發起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時，曾號召印度人不買英國貨，有人說如果不買英國製造的布，印度人就會沒有衣服穿。甘地說：「我寧願赤身裸體，也不買英國人的布」。甘地的堅決，是迫使英國人不得不離開的一個重要因素。據S教授介紹，「不喝可口可樂」的運動正在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運動，而且頗有成效,他還堅信最終能打敗可口可樂。

我聯想到所看過的一個關於印度的資料，據裡面介紹，麥當勞與肯特雞進入印度多年，絞盡腦汁，卻毫無進展。肯特雞甚至被迫於去年徹底退出印度市場，麥當勞到目前為止也才開了二十多家分店。而在中國，麥當勞與肯特雞長驅直入，毫無阻攔，短短几年就席捲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紹光教授感嘆說：「與S教授比起來，中國可以說沒有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確實，在中國，不僅沒有S教授這樣徹底的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還一度成為某些整天關在書齋裡高談所謂自由的高級知識份子們的圍攻對象。

在印度，我們還拜訪了在印度知識份子中聲名卓著的M.P.先生和V.R.先生，他們都是無論就社會地位還是學術成就都要比《桃李》中的那位博導要高很多的知識份子，在國際上也享有盛名。但就是這麼兩個人，他們也經常去鄉下為農民義務工作、勞動，甚至長年住在農村。

M.P.先生早年留學蘇聯，是原子能專家。他在蘇聯留學時,就和幾個留學生商量，回國後應當為底層民眾做點事。他們討論來討論去，設想過組建政黨之類，但最後還是決定腳踏實地，用母語推動科學知識的普及。M.P.一回國,就去聯繫出版社,提出辦科普刊物、出科普小冊子，出版社告訴他，已經有一個組織在開展這樣的工作，即民眾科學運動組織。於是，M.P.與民眾科學運動走到了一起，並逐漸成為其中心人物。

M.P.先生住在一大排豪華別墅的後面，簡單樸實的兩層樓，屋前屋後種滿了樹，綠蔭掩映。我們到他家時，他正在看一本新書。那是他編的一本國際著名知識份子關於「9、11」事件的評論集，第一版在印度已銷售一空，正準備重印。看到我們進來，M.P.先生馬上放下手頭工作，與夫人一道為我們端上奶茶。M.P.先生個子不高，看上去非常樸實，平易近人。他的房裡佈置得非常簡陋，只有簡單的粗糙的幾件傢俱，甚至比不上當今中國農村稍好的家庭。而實際上，在印度，像M.P.先生這樣的大學者是絕對的高工資，本可以享受極端奢侈的生活。房子面積也不大，客廳、書房連在一起，到處都是書，沙發上、桌子上、椅子上，還有茶几上。我們就在書的簇擁中開始交談。

M.P.先生回憶當年參與民眾科學運動時，開始比較單純，主要還是想普及科學知識，認為這樣就可以改造社會。所以他們的口號是「書是武器」、「我們的無知是我們的敵人」。後來，意識到僅僅普及科學知識還不夠，而且，要想真正大規模普及科技，還需要整個社會環境的配合，於是，社會改革工作提上了議程。從此，社會改革運動成為民眾科學運動的一個主要部分。M.P.先生說：「權利不是給予的，而是爭取來的」。民眾科學運動前些年推出的「人民計畫運動」，倡導參與式民主，讓所有的人都能參與本地的發展計畫與決策。M.P.先生說，參與本地的發展計畫與決策，這樣還可以避免大民主的弊端。

因為，真正的民主就是小規模的，區域性的，誰也不可能對全國或全世界的情況瞭如指掌，人生短暫，誰也不可能到處走動。但對於本地本區域的情況，人們有發言權。所以，人民計畫運動是以鄉鎮為基本單位的。這一計畫得到了喀拉拉邦執政黨的支持。於是，以喀拉拉邦為實驗基地，我們的志願人員深入下去，將一個一個鄉鎮發動起來，發起鄉自治運動，組織人們選舉，投票，討論鄉財政支出，鄉發展計畫，使有限的資金與資源用到了對大部分人有好處的公共建設上，也使喀拉拉邦的鄉村面貌一新，城鄉基本沒有差別，完全不同於印度其他邦農村落後、貧窮、骯髒的情況。在印度被譽為「喀拉拉模式」。我們以前說「小的是美好的（Smallisbeautiful）」，現在我們還認為「小的是有力量的（Smallispower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