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明社會的曙光 ——紀念《啟蒙社》成立二十五週年

中國《啟蒙社》的成立,是一段值得紀念的光輝歷史,歷史決不會忘記《啟蒙社》在艱難歲月裡給死氣沉沉的中國社會帶來的難以忘懷的政治春風。

二十五年前,一群華夏南方古國的後裔,他們是有熱血、有信仰,有特質的憂國憂民的青年群體;從歷代流放、充軍的蠻荒之地--貴州,撞進了令人膽寒的數代中國封建王朝發號施令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京城,以象徵主義的認知方式和創作方法,以及它的叛逆精神,特別是現代意識流派的並帶有濃烈的朦朧味的詩歌,用 「啟蒙」為題,向愚昧無知的現代迷信,向不可一世及無可動搖的現代君主,向反民主社會的獨裁者,投出了一枚震憾人心的民主標槍。

在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一十二週年的前夜,那確是一段不可忘懷和極不平凡的歲月……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奪取了政權,人們本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就走向了民主社會的自由王國。可是,槍桿子是共產黨緊握著的,本應是人民的權力又變成了共產黨的政權。一曲「東方紅」,奠定了「偉大領袖」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一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樂曲,便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只屬於共產黨執政的不可動搖的地位。民主及民主政治等名詞從此就失去了蹤影!幾十年前被「三民主義」推翻的清王朝,曾頂禮膜拜的封建呼號:「萬歲、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等等,又重新響徹大江南北。那個「四個偉大」的聖人是人民「大救星」的神聖光環從此籠罩著中華大地? ?

縱觀歷史,大凡是美化封建帝王及其政治領袖們時皆離不開吹鼓手們策劃的造神運動。一般來說,大多數吹鼓手皆成為封建帝王的崇拜者,他們心懷鬼胎,抱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因此,偶像的崇拜便成為當時的一種時髦,而最終必然成其為造神運動的原動力。

毛澤東--這個不可一世的獨裁魔王。是他成其為打倒皇帝當皇帝的又一位得勝者;是他故意曲解那個猶太人一八四八年為共產黨人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的精髓,蒙敞和愚弄一大批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的人們,並用其思想及理論煽動和策劃了一系列的恐怖暴力事件;是他把馬克思的理論拿來為自己的理想服務,並嚴重地違背了共產主義理論始祖的初衷,在未來的民主社會史學家筆下,將記錄他殺人如麻及他自己寫下的萬臭無香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為絕對領袖執政的二十幾年中,經歷了「三反」、「五反」、「肅反」、「反右」、「三面紅旗」、「四清」、「文革」等等「錯誤和失誤」 後,毛澤東死了,這革命了一生的革命家安然地躺在歷次革命運動產生的層層白骨之上,神光繼續普照人間。其根源是: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絕對領導下,沒有民主!才產生了種種的「錯誤和失誤」。就因為中共黨內沒有民主政治生活,才出現「林彪事件」及「四人幫」之流。中共黨內都沒有民主,可想生活在共產黨執政下的廣大國民就更沒有民主可言。

毛澤東死了,毛澤東的親信「四人幫」也垮了。中國將何去何從?中國共產黨人在盲然,全中國人民也在為自身的利益憂慮、深思。

「毛澤東必須三七開!」

「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

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兩幅大標語,如同長期沉悶的中國上空,突發一聲天迸地裂的驚雷,全世界都為之震驚!

《啟蒙社》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成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二十多年後,中國共產黨一直執政的今天,第一個完全出自於民眾自發、自願的社會團體公開地誕生了。它是共和國自四九年成立後破天荒的第一次大事件。《啟蒙社》的出現,不但受到全世界各國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更重要的是引發了中國各界人士延續爆炸式的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長期以領袖為核心的一統天下格局,受到了極其嚴重的挑戰和衝擊!

中華大地頓時出現一縷難得的民主之光,國民歡聲雀躍,而中共獨裁政權卻戰戰兢兢。

回顧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可追溯到孫中山先生與「興中會」的創立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爆發,其間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成立了「三民主義」為宗旨的力求為民族,民主、民生而自治的民國臨時政府。在孫中山先生的組織下,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約法的精髓是「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等自由」。「國民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並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雖然孫中山執任臨時大總統的時間極短,但他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歷史上,書寫了最為輝煌的一筆。孫中山不愧為中國民主政治的先驅,先生一身奉行以國民利益為先的崇高品德,更應為中國致力於民主政治事業人士們的行為楷模。

由於中國深受幾千年封建獨裁的傳統影響和束縛,民主政治在中國建立總是困難與災難同行。知道民主的人多,深刻理解民主意義的人少;悉心利用民主的人多,衷心致力於民主制度建立的人少。以致「帝制」、「復辟」、「割據」、蔣介石、毛澤東等都在中國政治大舞台上輪番作出種種醜惡的表演。

一九七八年,對每一個中國公民來說,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國家的獨裁者毛澤東已死兩年,但他獨裁統治的精神影響,又在新一任領導華國鋒為首的集團重獲體現。仍就是精神偶像神聖不可侵犯,不管這偶像的獨裁已給中國帶來了多麼惡劣的民族災難!

「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是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是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還是毛澤東……」這些被共產黨集團自己冠予的最神聖光環,共產黨人又怎樣去解讀?這尊已死的神聖偶像還將把中國引向何處?

中共黨內的決策人物們,經過若干次的苦思冥想,終於找到了一條羞答答的廢黜偶像及神權的理由,那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究其出臺的深層背景,實際又是一次共產黨內的殘酷的權力鬥爭。

兩條鐵軌上的結社提議,石破天驚,猛然間揭開了中國現代民主政治沈重的一頁。

中國《啟蒙社》,是由一群與共和國幾乎同齡的年青人組成。他們睜開眼睛就看見五星紅旗,會講的第一句話是「毛主席萬歲」,會唱的第一首歌是「東方紅」。他們伴隨著共和國的苦難,並不幸福地成長生活,同廣大的中國人民一樣,也是一群共和國中的受害者,唯有不同的是他們多了一點大無畏的精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他們向專制獨裁提出了公開的挑戰。究其深層的意義可以得知:世界是多元的,中國政治也應是多元的。《啟蒙社》從極普通公民的角度,也嚴肅地提出了權力歸屬問題。這無疑是在偶像的頭上撒了一泡又腥又臭的尿!就因為這泡尿,偶像神聖的光環暗淡了。從此,中華大地上民主精神風起雲湧,僅中國貴陽就出現了《柴草》、《百花》、《中國青年》、《浪花》、《吶喊》、《蒙童》、《使命》、《解凍》、《覺醒》等若干個自發的民間社團。

一時間,反對偶像成了全國各階層的共同呼聲。這不期與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產生了共鳴,導致不久後召開的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定的經濟議題全面轉向,而最終變成鄧小平主導的所謂「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

華國鋒集團易位了。

中國當時自發的民主運動雖被利用,但也顯示出了她巨大的威力,以及十多年後在全國範圍的組黨運動,貴州也走在時代的前列,這就顯示了多元政治的強大生命力。

《啟蒙社》的成立,是一個十分值得紀念的特大事件。

《啟蒙社》提出的許多政治主張如:為無辜者伸冤;為反革命平反;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多黨制;生命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這些民主社會必須具備的基本要求,被重新公開地推到中國政治桌面上。

《啟蒙社》是中國民主政治斷層的延續,她打破了一黨專制的愚民政治,展露出中國現代文明社會的曙光!

不難想像,在長期思想禁錮的高壓下,要衝破思想的束縛,須要多大的犧牲,須要多大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啟蒙社》終於應時代的需要站出來了,應歷史的需要而豁出去了!

《啟蒙社》的出現,讓獨裁統治集團感到驚恐和頭痛!要麼,真正實行民主;要麼,繼續專制獨裁,像毛澤東當年一樣,撕掉民主的外衣,打一場圍剿民主的「人民戰爭」。但鄧氏集團又剛藉助於民主的力量解決了華國鋒集團。是寬還是收?是戰還是和?逼得鄧氏只有「摸起石頭過河」。

中國的民眾都同時睜大著眼睛,國民的權力將怎樣定位?國民該不該有自己的權利?在獨裁統治的長期壓抑下,《啟蒙社》用實踐檢驗《憲法》上的民主,充實《憲法》上的精神實質,這是多麼偉大的歷史性壯舉!

鄧小平的復出,策略性地迴避了極其尖銳的政治現實。在胡耀邦的倡導下,平反了毛澤東及其黨羽二十七年來製造的一系列共產黨打擊共產黨的冤、假、錯案,從而鞏固了自己的政治聯盟。現在再來看那時的政治風雲,共產黨內權力鬥爭的成敗,華國鋒確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草包!

不管現在的後繼者是否提倡與反對新的「兩個凡是」,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也同樣體現出黨內權力爭鬥的嚴酷!

一九七八年,並非是必須出現《啟蒙社》的年代。中國人民長期生活在獨裁專制制度的種種災難之中,人民的民主自由思想會在不同程度上覺醒,當人民認識了自己,同時也認識了社會,這種覺醒被啟蒙要出現,不被啟蒙也要出現,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不以個人的意志和政黨的利益為轉移。

由於在《啟蒙社》的牽動下,「民主牆」波及全國,催生了中國民主荒原上的草木。

無可置疑,那場適時或不適時的全國性大啟蒙,大覺醒,促成了華氏集團的倒臺,鄧氏集團的加強和鞏固。

《啟蒙社》作為一個小小的群眾自發團體,人員最多時也只有四、五十人。他們是一群善良的小人物,沒有專業從事政治的虛偽與無情。他們的一切行為包括思想、言論,都依托政府,都依托《憲法》。他們沒有任何企圖,他們只說了國民早該說的肺腑之言;他們提倡的只是普通公民作為國人的基本權利。這些,鄧小平和他的黨羽們最清楚。

《啟蒙社》以及全國各地的民眾社團和民刊的繼續存在,勢必造成對新的中央集權的威脅,這將打破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治體系。

政治上幾度沉浮的鄧小平,最善弄權術,最善工心計。在其勢力鞏固的同時,一場沒有輿論攻勢的「靜悄悄革命」開始了。凡是涉及「民主牆」及辦民刊的全國各屆人士,都被秘密抓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人生迫害和政治陷害。一九八一年四月,是一個靜悄悄的「黑四月」。從此後,《啟蒙社》的成員當中,有被課罪判刑的,有被政治流亡的,有被迫害逃亡的,有被陷害得走投無路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姦佞小人,他們風光至今。

鄧小平的高明之處在於《啟蒙社》及全國的「民社」、「民刊」被秘密殘酷的打壓後,最終也沒有見到政府的明文定性取締!

「《啟蒙社》分裂了,人員都作鳥獸散。」這隻說明瞭《啟蒙社》是一群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識的搖旗者,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的集合。他們不懂得民主運動的艱辛,他們經不起獨裁權力的高壓和誘騙。

今天,我們紀念《啟蒙社》,是因為她引領了一場非暴力的思想解放運動,或對社會、國家、哲學、宗教等多元的突破。沒有這種突破,中國社會就不會這麼快速的發展。人的情感總是超越現實的,這就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啟蒙社》的創立,在中國確立民主社會制度的事業上,有著深刻的、巨大的、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

民主,是面光輝的旗幟。

孫中山高舉這面旗幟,一舉推翻了封建腐朽的清王朝。

蔣介石也高舉這面旗幟,竊據了民國政府。

毛澤東也同樣高舉這面旗幟,打倒了蔣介石。但是共產黨的毛澤東還給民主戴上一頂「集中制」的帽子。

二十五年前的《啟蒙社》提出反對舊式封建,反對新式皇權,這就是警醒人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權,是國家最為集中的權力。中國只有一個只重視權力的黨,中國人民就只能承受一次又一次因權力而引發的災難。這是假民主,這就是不民主!

「平等、自由、博愛……」

中國人平等嗎?不!每一個生活在共產黨勢力下的大陸公民,從一出身開始,就被置於一個特點的等級環境--家庭出生,而家庭出生的內容繁多,不一而足。這就是說,人在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就被注定了其今後的社會地位及政治方向;不僅如此,父輩以上乃至上祖輩的家庭出生,都會有嚴重的株連影響,這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要想在各級政府部門供職,首先必須加入共產黨,而加入中共又有嚴格的政治性界定,其中也包括家庭出生等歷史背景優劣與否,這是人與社會的不平等!在這種種的不平等之下,政府就有違法治民的權力,而民眾卻沒有依法抗議,集會等自由,更沒有罷免貪官污吏的權力!所以說,當時《啟蒙社》的創立,不是單純的法國啟蒙思想的凸現,她是中國摒棄非人道主義理論禁錮的反叛;她是對幾千年封建獨裁的公開對抗,「勿寧死」自由思想的追求和具體體現!這就是我們紀念《啟蒙社》的精神所在。

《啟蒙社》二十五年又過去了。

如今,中國的工人、農民以及廣大的國民成了國家的主人嗎?確切地說,他們連做自己的主人都還沒有可能,更談不上做政權的主人了。

中國歷來推行的是單元政治。雖然中國地大物博,直到現在沿用和強調的仍是一元化領導。從地方到中央的一元化,最終形成一人化的獨裁。在一人化的獨裁下,人在社會的地位就顯得極其卑微。過去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古訓;現有「階級鬥爭」、「打倒走資派」的先例,更有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四人幫」華國鋒等紛紛落馬的事實。中國所有人的命運都被迫圍繞一個權力中心的利益而移動。雖然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匹夫的興亡全憑獨裁政權的恩賜。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圈定了哪部分人該富,哪部分人不該富。先富起來的是各級官僚及其女子。在國家財產全部淪為黨產的環境下,國民的血汗源源不斷地流向形形色色「官僚」的腰包。這就是以黨的名義,對那些曾被「不實之詞」強加後又解放的共產黨人經濟上的回報。在所謂「六.四」「天安門反革命暴亂」被血腥鎮壓後,全國性,大範圍的貪污腐敗更是層出不窮,甚囂塵上。圈定該富的在繼續富,不該富的連最基本的生活也保證不了!

在「六.四」學運時期,天安門廣場上矗立了「自由女神」像,這比《致卡特總統》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及人權思想,有了更加縱深的發展,中國社會必須有人權,中國的人權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光復!

我們稱「天安門反革命暴亂」事件為全國大規模民眾之民主訴求遭獨裁政權血腥鎮壓的「六.四」事件。「六.四」事件是《啟蒙社》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反抗封建獨裁及神聖偶像對之撒尿後,形成歷史與現實的大瀑布。

《啟蒙社》之所以走得不遠,就是因為中國民眾的人權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什麼「政治犯」、「思想犯」、「反革命犯」、「顛覆國家政權犯」、「宣傳煽動犯」、「企圖犯」等等諸多罪名可以隨意強加;而通訊、新聞、出版等輿論的封鎖,被踐踏、被毀滅的人權狀況沒有真像。

中國不是一個法制國家,雖然中國政府簽字同意成為「聯合國人權憲章」的締約國,但國內卻沒有一份人權公約的具體實施細則。要獨裁,就不能有《人權保障法》;有了明確的人權保障,獨裁政治就會徹底崩潰!

社會的發展是曲折而多變的,有時會出現多數人們所預料不到的結果。

從現象上看,中國正在獨裁統治的指揮下大打「四個現代化」的振興經濟仗。且不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沉溺於權力鬥爭的漩窩,也不論十年浩劫將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沿;單就現在各級政府的腐敗,各種各樣經濟蛀蟲的滋生,中國國民經濟的實力遠遠達不到振興的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拆掉圍牆,熔入到世界經濟的大環境,讓大量的外部資產源源不斷的湧入,不可避免地大量民主思潮,理念也將同時湧入。這就是民主經濟的前奏,民主經濟的搖籃,民主政治是需要經濟去支持的。

民主運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政治變革運動,這種變革又是一種非暴力形式的變革。民主運動的動向,又不以個人情緒、性格左右,她有一個漫長的循序漸進過程。而在獨裁政治的統治下投身民主運動,就必須有大無畏的獻身精神!不但要會運用輕重緩急的策略,還要有高瞻遠矚的博大胸懷。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終建立,必須有廣泛的社會經濟基礎。沒有民主經濟,就不會有民主政治。這就是在中國獨裁統治下民主運動屢屢不爽的原因。而民主經濟才初現端倪,海內外的同仁們必須迅速地加快這一進程的發展。然而民主經濟的建設與確立,還有待時日,還隨時都有夭折的危險,有些人士就看不到這一點。

既然民主運動是一場持久的政治變革運動,在當前獨裁統治下,就要抱定必死的獻身精神,就不能存有任何回報的奢望,我們要提倡團結,提倡民主陣線的大同盟。民主事業可以從不同角度,以各種形式進行,如果離開大團結,大同盟的前提,所謂獨立的、個體的行為,不是白水自流,浪費資源,就是別有所圖。每個人的歷史都是由自己書寫。「臥薪嘗膽」,我們會記起勾踐;「岳母刺字」,我們更加憤恨秦檜;更不用說,提到法輪功,我們就知道李洪志其人!

由於各種原因,民運人士之間有著性格、知識面、自身修養等方面的差異,這些都不是理由,每個人首先都要服從大局的利益。孫中山為建立共和政府,為建立民主制度,可以不當臨時大總統,今天來看雖是一個錯誤,但他那種以大局為重的品格與精神,仍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是金子最終要閃光,是砂子,也要鋪在民主曲折的道路上!」

事實上,現實的民主政治不需要高深的理論,民主精神就存在於人們平時生活意識中的方方面面。我們要做的是怎樣更快地激活,激勵這種精神意識的大爆發。「救星」會消亡,誰能救中國的理論是典型的愚民政治。只有敢於作為的人們最終能夠救自己,只有中國國民最終能夠救中國。歷史肯定是百姓來寫的!

我們不但要研究國內獨裁政權的新老交替,順利交接,同時也要關注國外及世界民主政治的風雲。但,中國的民主事業只有植根在中國的本土上,才會有實質性發展。中國的民主,不是推翻舊的獨裁,建立新的獨裁!終有一天,中國的民主會走出這歷史遺留的怪圈。

全國各方的民運人士,應該統一心態,調整步伐,壯大力量,把握好時機,踏踏實實地推進我國的民主事業,讓那些不負責任的無聊攪和,見鬼去!

在我們紀念《啟蒙社》二十五週年的今天,回顧那段逝去的歷史,心中不免湧動澎湃與傷感。當時《啟蒙社》的成員,為了表明自己無私無畏的心跡,個個簽署真實的姓名,詳盡到工作單位,甚至細微到居住地址,精確到門牌編號!這無疑是剖開自己的胸膛,高舉熾烈跳動的心臟,擲向朦昧,擲向黑暗,赤裸裸地擎起現代民主歷史的豐碑。

《啟蒙社》「民主牆」年代的許多同仁,以及「六.四」受迫害受牽連的許多無辜,現在都被迫成了專業的民運人士,異議人士。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原國家機關,國營工廠及工作單位非法除名,對他們的生存從來沒有任何社會救助,反而受到各種無端的刁難和限制,以至長期生活在窘迫與危難之中;過去曾是國家幹部及才華橫溢的才子,而今卻被這個制度所扼殺,都成了制度的「敵人」!但在信念上,他們仍痴心不改,他們有時固執,有時孤傲,有時偏激,他們頑強地在現實的苦難裡成長,逐漸從無知到有知,從無名到有名,從幼稚到成熟,從一般到傑出,從平凡到偉大!

在紀念《啟蒙社》的同時,我們更應該總結這二十五年來的經驗教訓,並提醒某些人不要讓本來就曲折的道路更加曲折;不要讓本來就艱難的事業更加艱難。

現在一切機會、前途都掩蔽在「小康」的經濟建設中。民主政治有待民主經濟的發展與鞏固,有待於大多數國民素質的提高,當民主經濟足以抗衡獨裁經濟時,民主政治就為期不遠了。

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造就現代人,要造就現代人,就必須實行現代民主政治!

目前,我們也不能過於樂觀。從海上「五月花號協議」到費城立憲,出現第一部民主制度法律,歷時一百五十多年,待影響到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時,更經過了漫長的歲月。這段歷史過程的艱辛,回顧起來,同樣使人聳然。民主制度雖有幾百年的歷史,相比封建獨裁幾千年的歷史殘餘,顯得有些稚嫩。(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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