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時候，上上世紀末和上世紀之初，作家與讀者的關係像爺爺和孫子的關係，作者們一個個彷彿歷盡滄桑，坐在高高的老式坐椅上面，給讀者們講那過去的事情。那時候的小說名字通常是《官場現形記》（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吳趼人）、《老殘遊記》（劉鶚）、《斷鴻零雁記》（蘇曼殊）、《阿Q正傳》（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是記、傳、目睹之類，書名平白、直接，一看就像是敘事，更像爺爺給孫子買的糖果，雖不名貴，卻好吃、上口，透著作者爺爺般的對讀者的疼愛、慈祥以及不可救藥的自以為是，那時候的作者相對讀者，姿態和輩份雖然端的高了點兒，讀者也願意把自己弄的像孫子似的單純而無知，充滿信任感和安全感地在書中尋找以為自己不知道的人生秘密。
後來，好像突然有那麼一天，啟蒙運動不明不白結束了，革命和救亡開始了，男學生們脖子上圍著一條圍巾，牽著女學生的手有事沒事上街遊行、練口語去了。隨著左翼文學和蘇俄文學在國內的興起，作者與讀者的關係開始變成父親與兒子的關係，《雷雨》（曹禺）、《子夜》（茅盾）、《家春秋》（巴金）、《羅大斗的一生》（路翎）、《財主底兒女們》（路翎）、《四月的鄉村》（肖軍）、《受苦人》（孔厥）、《傳家寶》（趙樹理）……這些作者像維持生計而艱辛奮鬥的父親，脾氣嚴厲、文字粗糙但信念堅定，對讀者充滿不容置疑的說教。能看出，這些作者像愛護孩子似的愛護他們的讀者，他們可能偏執、激進，但他們真誠，所以還真有不少讀者看了他們的作品之後走上了革命道路，偶爾有一些父親，會用《春風沉醉的晚上》（郁達夫）、《沉淪》（郁達夫）、《彷徨》（魯迅）、《秋海棠》（秦瘦鷗）這樣低迷的書名，但那也是父親們時代壓力太大、精神壓抑太深而導致的迷惘的清醒，通常是讓那些孩子般的讀者所深深諒解和同情的真實的靈魂境況。
再後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以精英自居的知識份子出身的作者們在喪失了經濟基礎之後，又喪失了上層建築，仗著臉還白淨，還能寫幾個字，最終被勞動人民收編，倒插門之後成了人丁興旺的勞動人民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管吃管喝管睡，但畢竟不是天然的一員，於是作者和讀者的關係一轉而變成女婿和丈母娘之間的關係，兩者的地位至此產生質的轉換，讀者開始高於作者，作者被迫向讀者學習，並在學習過程中改造自己。這時的書名也多半是女婿向丈母娘獻媚的神情，《小二黑結婚》（趙樹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青春之歌》（楊沫）、《新生》（林斤瀾）、《鍛練鍛練》（趙樹理）、《李雙雙小傳》、《歐陽海之歌》（金敬邁）、《新結識的夥伴》（王汶石）、《艷陽天》（浩然）、《金光大道》（浩然）……書中全是作者作為女婿讚美丈母娘或丈母娘其他家人的，透著作者的階級自卑和重塑自我、否定自我的決心和著急。
上個世紀80年代之後，作者又從體力勞動人民中間脫離出來，開始自立門戶，成為腦力勞動人民，前20多年被壓抑的情慾和被壓迫的自尊心開始大面積爆發，坐在自己破舊窄小的單位分配的小筒子樓裡，開始幻想作者和讀者的關係變為情人與情人的關係，於是，書名開始出現《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潔）、《人啊人》（戴厚英）、《晚霞消失的時候》（禮平）、《木箱深處的紫綢衣服》（王蒙）、《小城之戀》（王安憶）、《哦，香雪》（鐵凝）、《傷痕》（盧新華）、《紀念少女楊柳》（余華）、《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史鐵生）、《呼喚真誠的世界》（柯岩）……在內容上，作者對讀者，猶如久違或初識的情人，有的追憶逝水年華，有的在感嘆，有的在矯情，有的在撒嬌，但畢竟他們之間還是一種談情說愛的關係。尤其是祖國寶島分別叫瓊瑤和三毛的兩個一靜一動的女作者的作品來到大陸之後，濫情之颱風便頃刻瀰漫全祖國大陸，很快，讀者便拋棄了內地的作家情人，轉而向港臺作者投懷送抱，在家看瓊瑤，出門看三毛，把內地作者氣的不行。
痛定思痛，為了生計，內地作者們終於撕掉了自已最後一層人格面具，將自己和讀者之間的關係最終定位在經濟學意義上的嫖客與妓女的關係上，從《豐乳肥臀》（莫言）、《作女》（張抗抗）、《有了快感你就喊》（池莉）、《孔雀的叫喊》（虹影）、《拯救乳房》（畢淑敏）、《四十一炮》（莫言）、《打炮》（楊黎）、《春藥》（巫昂）等一系列目的性明確的書名到「美女作家」的集體接客……當作者終於覺悟到再也不能回到過去被人管吃管喝管睡，像爺爺般教誨、父親般說教、女婿般吹捧、情人般撒嬌之後，終於在家中以筆或鍵盤坐臺，以肉體函授的方式向讀者拋出商業性媚眼，他們終於拋開靈魂的羊頭，如願以償地賣起了肉體的狗頭。
從人民的靈魂工程師到人民的肉體按摩師，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以這決不是百年（並由此上溯到五千年）祖國作者史上的第一次墮落或淪落，而是他們對自己的職業特徵第一次達成集體性共識，更是飽受情慾蒙敝和靈魂飢渴的祖國讀者第一次真正當家做主，安心享受嚴肅作者的非嚴肅服務，是契約社會買賣公平的雙向選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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