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新意寥寥的三中全會

一如既往封鎖全會消息

在會議召開前，中共高層及其智囊們不斷放話，加之海外媒體的猜測和評論，似乎深不可測的中南海真的開始透明化了。除了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之外，人們紛紛在有關政改的議題上妄加猜測。有人說：這次會議將有重大人事變動，江澤民可能退下，胡溫體制的獨立決策時期提前到來。有人說：政治局向全會述職，與此前的發布政治局的辦公和學習等會議的消息一起，標誌著胡溫體制正式啟動黨內民主。有人說：中共已經接受了政治、社會及經濟多元的事實，胡錦濤可能先推行黨內民主，再擴大到社會民主。有境外媒體甚至援引中共智囊的說法：此次會議意味著中共中央將要發出突破體制性障礙的號令，這將又是中國改革進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和一個新起點。有人說：修憲將再次推動法制化政改的進程。有人更追溯十一屆三中全會，歷數改革以來曾經作出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的三中全會，以此凸顯此次三中全會的微言大義。

然而，被海內外寄以厚望的決策透明化和政治改革，卻隨著會議的召開和落幕而灰飛煙滅。

先是全會一開，會議的內容和程序便進入黑箱，國內媒體頓時漆黑一片，連一絲光亮都沒有。關注三中全會的境外媒體再次驚叫：三中全會籠罩在神秘的氣氛中。有媒體還分析說：如此封鎖會議信息，大概與會議結果的不完全確定有關。好像中共曾經召開過的結果早已確定的無數次「團結、勝利的大會」，曾經有過不封鎖消息的記錄。

事實上，中共從一九四九年掌權以來，黨的重要會議都是內部權力分贓的工具，每一次會議的重要人事安排和方針策略，差不多都是在會前的黑箱中確定了（或由極權者個人的一言九鼎，或由寡頭們的討價還價的結果來確定），會議本身不過是走走「程序合法性」的過場而已，即便是全國人大和政協的會議亦如此。除了五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日程和內容有所披露之外，中央全會一向是在會議期間封鎖信息，會後才有信息的披露，有時還要過一段時間才能見諸於媒體。這已經成了中共慣例，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而且，在我看來，起碼在胡錦濤第一任內，中共高層的權力制衡，只能來自寡頭們之間的勢均力敵的權爭，而不會來自黨內制度的實質性改革。所以，現在的政治局述職與過去的黨魁作報告，不會有本質區別，期望由此啟動黨內民主和有效監督，正如讓一個人的左手監督右手一樣。

黑箱政治的信息供給制

大凡是獨裁統治，壟斷和封鎖都是其運作常態，黑箱政治不過是權力壟斷的表現之一，中共政權當然也不會例外。因此，在中共統治的歷史上，所有決策及其高層人事安排皆是幕後交易的結果，不要說被它強制代表的十幾億百姓不知道，就是已經宣誓永遠忠於它的絕大多數黨員們也毫不知情。像在所有領域內的官權與民權的嚴重不平衡一樣，也像其他方面的等級性供給制一樣，在信息的佔有和披露上，也有嚴格等級規定，即壟斷下的歧視性信息供給制度。

每次重要會議，最核心的信息只有最高層的寡頭們知道，然後是自上而下的層層傳達，而且信息的供給也是層層遞減。政治局成員知道的最多，再次是中央委員（加高級統戰花瓶），再次是非中央委員的省部級官員，再次是廳局級，再是其他級別的官員，再再次是普通黨員，最後才是作為「群眾」的老百姓。信息的數量和質量隨著級別的下降而逐級遞減，等到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群眾」這一最低層，他們所得到的信息，已經層層過濾，剔除了獨裁者們主觀認定的一切「敏感信息」，剩下的自然就是「團結、勝利的大會」的信息，從十六大開始，似乎又多了「創新的大會」的信息。之後，就是全黨全國人民「歡呼」、「歌唱」、「掀起學習新高潮」……

如此黑箱制度，除了對民眾知情權的剝奪和信息佔有的嚴重不對等之外，怎麼還能指望「信息的透明化」！

光說不練的「述職」

三中全會閉幕的消息見報後，國內媒體一片叫好，而境外媒體再次尷尬：除了早就事先張揚的經濟決策和修憲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新鮮內容。

一，在黨內民主方面，「三中全會公報」披露的公開信息中，並沒有講政治局如何述職，出席會議的委員們對述職有何看法，是否真的滿意新政治局的工作，而只有「全會充分肯定十六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認為，中央政治局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十六大精神，既保持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從實際出發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積極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和風險，奪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階段性重大勝利，保持了經濟較快增長和各項事業全面發展的良好勢頭，鞏固了奮發向上、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在我看來，維持穩定和鞏固權力，不僅是江朱體制的最高目標，也必然是胡溫體制的最高目標。所以，才會有這種光說不練的「述職」。而這樣的述職，就如同在全民公投中的100%的支持率，純屬玩弄黨心民意。現在，中共高層的權力制衡，只能來自寡頭們之間的勢均力敵的權爭，而不會來自黨內制度的實質性改革。

沒有任何具體政改決策出臺

二，在政治改革方面，就連被智囊們炒得火熱的「政改的行政化、法制化」也沒提，而只有極為空洞的套話：「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鞏固和壯大愛國統一戰線，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即便退一步講，假定基於國情考慮的前提成立，不宜進行自下而上的即刻的民主化政改，而採取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政改，也就是政治改革的行政化和法制化的路徑，那麼，三中全會也沒有任何具體的決策出臺。

如果要使行政化政改名副其實，就不能只用所謂的「精簡機構」、「防止行政腐敗」和「提高行政效率」來應付了事，而必須在權力分配和人事安排等關鍵制度上，進行旨在完成實質性的黨政分開的改革。必須改變黨領導一切的壟斷體制，在行政權力和黨權之間作出制度區隔，特別是要在人事上改變黨說了算，主要行政職位全部由黨內高官壟斷的現狀，大幅度減少黨員和黨政幹部在人大和政協所佔的比例，從而使行政首腦逐漸非黨化或多黨化。

如果要讓法制化的政治改革名副其實，就必須旨在實質性地推動兩方面的制度改革：司法獨立和人權保障。一方面，必須改變官權和民權的嚴重不平衡現狀，制定出相關法律和建立危險審查制度，使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私產權、言論權、結社權、信仰權等）得到切實的保障，將法治的核心原則由黨權至上轉向人權至上，進而使法律成為限制政治權力的制度。另一方面，必須改變黨管立法和司法的現狀，取消政治局對人大立法的主宰，取消凌駕於公檢法之上的政法委，使黨的紀檢委只有權管「黨紀」而無權管「國法」，也就是使立法與司法的機構，由黨權實施統治的專政工具變成維護人權和司法正義的獨立權力機構。

「修憲」主要是「三個代表」入憲

三，關於修憲問題，有兩段文字，篇幅不算少，但第一段強調的是中共的憲法是一部「好憲法」，第二段是強調「修改憲法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修憲「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云云，剩下的也大都是空話套話。

眾所周知，中國的法治現狀，不但是「有憲法而無憲政」，而且是「惡法治國」，憲法本身僅僅是獨裁黨的權力意志的法律化表達，是把「黨權至上」體制加以合法化的工具而已。何況，每一次「修憲」都是「黨主」下的黑箱操作，何嘗發揚過「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何時有過面向全社會的公開諮詢和討論？修憲的目的，無非是最高權力者統治方針的權宜性調整，把黨魁的所謂「思想創新」和黨的階段性統治策略寫進憲法。這次也不例外，也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依照法定程序，把十六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寫入憲法，有利於憲法更好地發揮國家根本法的作用。」說白了，就是將太上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寫進憲法。

仍然堅持「公有制至上」

四，在備受關注的私產權的憲法保障問題上，並沒有如外界所料的那樣，明確提出私產權將取得何種憲法地位，而劈頭就是「全會認為，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加快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在闡述「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時，首先強調的還是「有利於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然後才是「有利於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即便是完善市場經濟的主要任務，也仍然是「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

由此可見，現政權仍然堅守共產時代的「公有至上」的體制，而現代產權制度的核心「保障私產權」仍然是後娘養的。之所以如此，並不在於中共真的在乎國家的或全民的財產，因為，現在的權貴們已經知道，公有制等於財產的「無主制」，而無主的財產從來都是騙人的。所以，究其實質，公有制是「黨有制」，國有財產是「黨產」，二者是中共獨裁政權的經濟基礎，即便效率低下和滋生腐敗，也仍然要佔有「主體地位」。同時，在強制征地和強制拆遷已經導致民怨沸騰的情況下，對農村的土地產權和城鎮居民住房所有權的問題，仍然是老調重彈，還是使用權的下放和所有權的殘缺，而土地的個人所有權問題不解決，對個人財產（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個人財產）的強制性掠奪便無法遏制，由此導致的官民衝突、官商衝突便無法有效化解，而只能愈演愈烈。

推動政改來自民間維權運動

因此，起碼在胡溫的第一任內，不會有政改上的突破。即便某個手握重權的高官真有政治改革之心，但是，一方面，僵化體制、權貴集團和自身既得利益的多重阻力，也將使之不敢輕舉妄動；另一方面，民間力量、國際壓力和社會危機所形成的體制外綜合壓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迫其啟動政改的程度。所以，推動中國政治現代轉型的真正動力，只能來自民間權利意識的不斷覺醒和維權運動的持續擴張。

二○○三年十月十六日於北京家中
2003年11月動向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