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琪：「微調」保證可持續經濟增長
垚遠1日報導/ 行事低調的陳東琪，其實從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時就已經是政府的「智囊團」重要成員之一。他承認中國部分行業如房地產投資有過熱苗頭，另外地方上一些沒有經濟效益的「形象工程」、圈地行為也導致問題更複雜；他認為，2004年的工作重點，應該是使經濟保持一個持續發展的增長趨勢，避免大起大落。
作為中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10月20日在中南海召開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的經濟形勢高層座談會，陳東琪也參與其中。
曾先後赴美哈佛大學、貝克萊加州大學等院校進修貨幣金融理論和從事博士後研究的陳東琪，過去曾提出「微調」、「穩中求進」的經濟政策主張，都為中央政府所接納，而且事實證明行之有效。
陳東琪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２００３年以來的經濟形勢，以及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４年的經濟工作，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與主張。他認為２００３年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狀況最為理想的一年，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４年的工作重點，應該是使經濟保持一個持續發展的增長趨勢，可持續性發展很重要，不能大起大落。
對於鬧至沸沸揚揚的中國局部經濟過熱問題，陳東琪認為政府不應就此過分打壓經濟，而只應該採取微調的方式，要把握好力度邊看邊調。
日前，世界銀行警告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硬著陸，在2003年的「中國經濟半年報」中暗示中國經濟已經過熱，中央政府必須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防止地方政府讓目前全國普遍出現的投資熱繼續升溫，成為輿論的焦點。不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陳東琪表示：「目前還不是談硬著陸的時候，世行的觀點是根據上半年的資料作出，而從第3季度以來，中國通過貨幣和金融調控方法，一系列經濟指標已發生明顯改變」。
陳東琪認為，目前房地產、汽車、鋼材和電解鋁的快速增長，電力緊張以及信貸增長23%以上等，確實提供了一個好像是過熱的一個判斷依據，容易得出如果我們要把過熱壓下去就必須進行總體性宏觀緊縮，甚至是採取力度比較大的緊縮措施，這樣的話就會出現「硬著陸」。
對於目前投資過熱的問題，陳東琪表示，1－9月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5％，不僅是兩位數的增長，而且是30％以上的增長，速度很快，但這種增長是恢復性的增長，從最近幾個月的投資增長數位估計，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可能在28％以下，沒有太大的問題，也不能對此過分恐懼。
此前，中國銀行已採取了一些金融措施，例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有6%提高到7%，回籠了1500多億的貨幣，然後比較大力度發行票據和債券，也回籠了一些貨幣，對房地產投資的控制也有所加強，另外對地方上一些搞形象工程、圈地行為進行了一些新的管理，在擴建方面加大了限制。
對此陳東琪認為，所有這些政策都使金融市場有短期性的收緊。長期看這種局部過熱要注意引導，但如果是市場行為，不是靠財政和國有銀行的配套投資來實現，就不應該有直接打壓的方式，否則不僅不能夠解決未來的風險問題，而且有可能會強化中間的風險。
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對宏觀調控的態度一向都是以穩定和連續為主。不過，面對中國經濟迎來新一輪增長週期的新形勢，已經延續6年之久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顯然也不可能紋絲不動的，陳東琪穩中求變的思路無疑為政府所認同。
陳東琪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
男，1956年8月28日出生於湖南湘潭，198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碩士學位後，留該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94年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1989-1990年和1992-1993年，先後赴美哈佛大學、貝克萊加州大學等院校進修貨幣金融理論和從事博士後研究。
余永定：堅定支持匯率穩定
淼野10月30日報導/ 雖然中國政府在日美強大壓力下仍一直強調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但作為中南海智囊的經濟學家余永定認為：「人民幣不應該永遠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變化」。
中國總理溫家寶10月20日在中南海召開經濟座談會，就今年以來的經濟形勢以及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經濟工作聽取經濟學界部分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在這些專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兩個部門是中國政府重要決策的智囊團，邀請參加會議的專家都是中國政府決策的參謀。
在這次座談會中，負笈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家余永定備受媒體矚目，余永定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長期研究人民幣匯率問題，在這方面頗有建樹。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金融、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問題。由於近期人民幣匯率問題備受關注，余永定陡然之間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
近來美日頻頻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應不應該升值，升值將對中國經濟?生什?影響，一時之間成?經濟學界爭議的焦點。就此問題，余永定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了他的堅決立場，「我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堅定支持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就一直堅定地支援人民幣不貶值政策。」
但同時，余永定也認為，「人民幣匯率不應該永遠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變化，我們在決定自己的匯率政策時不應受其政治化觀點的影響。他還認?，當前人民幣確實被低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中心通過計算也認?近幾年來人民幣匯率是低估的，但沒有外國人說的那?多（有外電報導人民幣被低估20%-30%）。」
針對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余永定表示，「經濟發展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最好的時機只能在事後判斷。由於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這個前提已經確定，只要能夠斷定，現在允許人民幣有小幅度升值不會給經濟帶來比較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就可以認?當前是一個好時機。一味等待則必然錯失良機。」
就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問題，余永定強調說，人民幣匯率是否升值在當前還不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升值或不升值，天都不會塌下來。比人民幣匯率變動更?重要的問題是匯率制度問題。雖然如此，在美日政治壓力下，中國政府已將人民幣匯率調整將成?下一步經濟工作的一個重心。
在近日結束的亞太經合會首腦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拒絕了布希總統關於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的要求。但胡錦濤還表示，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對中國的經濟有利，也符合亞太地區和全球經濟發展的要求，胡錦濤同意成立一個專家小組來研究人民幣如何向浮動匯率的方向邁進。
鑒於余永定在人民幣匯率研究權威，估計余永定將擔任專家小組的重要角色，專家小組的意見將影響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政策制定。中國政府在下一步的經濟工作中，對於人民幣匯率預計將繼續保持穩定的形勢，但是匯率也並非將保持一成不變，人民幣匯率將被重新估計，匯率將會穩步的上升。
余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
1948年11月18日出生。余在1979-1988年開始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又曾於1988-1994年負笈英國牛津大學，1994返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至今。
韓俊：土地流轉應循序漸進
焱樺10月31日報導/ 近年來由於農村土地流轉不當中造成的「失地農民」現象，已經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警告，中央政府在農村土地流轉工作上應當循序漸進，不可拔苗助長。
經過多年爭議，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終於肯定了農村土地流轉問題。會議承認了「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核心」，又承諾要「依法保障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的各項權利」。
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一直是中國農村問題專家，法律學者，政治學者和行政管理學者激烈爭議的題目。反對者認為容許承包土地流轉會恢復當年中國國民政府時代土地高度集中，貧富懸殊的問題；且農民知識水平一般不高，如何有效地保障農民的各項權益，也是一個難題。問題是，在這問題上中央若一直沒有定論，沒有適當的立法去把這些十分普遍的交易納入法律的框架內，只會引發更多涉及土地權益的問題。
對保守派來說，容許土地流轉也有「政治不正確」之嫌。中國共產黨過往曾推行「土地改革」，沒收大地主農地，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但後來證明這套制度無法反映多勞多得的原則，且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負面影響；到鄧小平時代才下定決心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政策；及至９０年代中國市場改革如火如荼之際，農村由於土地分屬各承包戶，無法集中享受規模經濟，更遑論城鎮化。三中全會的公報，其實是為中國要加速城鎮化的發展鋪路。
會議公報指出，「農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按照保障農民權益、控制征地規模的原則，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式。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為農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三中全會的首肯無疑是對韓俊關於農村土地流轉得循序漸進觀點最高認可。
韓俊，生在1960年代，山東省高青縣一個到處是鹽鹼地、需要吃返銷糧的偏僻農村，童年記憶充斥著飢餓和貧困。年邁的父母至今仍會為當年曾湊不齊5元錢學費而熱淚縱橫。韓俊對此始終深有感觸的是，作為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因而更應該為9億農民說話。
6月9 日《人民日報》上，他為「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再次疾呼：土地流轉（指農民將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按照「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轉讓給其他單位或個人）要在長期穩定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前提下，穩妥有序地進行，還要把功夫放在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上。要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合理流轉，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兩個關係。
而就「動人」和「動土」的關係而言，他指出，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必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實行土地流轉，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不解決農民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問題，片面強調土地集中和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會使相當多的農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境。實行土地流轉，要把功夫放在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和促進城鎮化上，為農民穩定轉移出農業和農村創造條件。
韓俊分析指出，這是因為雖然現在農民外出務工經商的很多，但他們的就業並不穩定。在無法為農民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前，必須保障農民擁有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這是農民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經濟基礎，也是農民最後的一道生活安全保障。擴大土地規模經營的政策著力點應該在於「動人」，農村人口轉移了，「動地」才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另外，他還特別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所存在著些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例如，有的在大多數農民不知情或不讚同的情況下，搞強制性的土地流轉；有的把土地流轉作為增加鄉村收入的手段，或者作為地方的形象工程；有的在推進土地流轉時，只顧當前利益，不考慮未來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有的在收回農戶承包地後，甚至不對農戶作任何經濟補償等。
中央政府在下一步的農村經濟工作中，可望參考韓俊意見對現有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進行重新考慮，按照專家的意見，中央政府下一步的土地流轉工作可能會首先建立在依法、自願、有償的有序土地轉讓制度，以穩定土地承包關係；再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以促進土地流動。
韓俊
2001年調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
1963年生於山東高青縣。1983年畢業於山東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1989年獲得西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博士學位。同年進入原國務院農研中心工作。次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1993年後任《中國農村經濟》雜誌社副總編輯。1996年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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