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中華民族地理大發現之謎
《山海經》是一部記錄中華民族地理大發現的偉大著作
千古奇書,萬世寶典,山海經的來龍去脈
並解老子辭周退隱之謎、周室典籍失蹤之謎、諸子百家興起之謎
補註:本文主要學術觀點,已被作者寫入全彩繪大畫冊《經典圖讀山海經》一書中,並已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於2003年8月出版發行。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九州大地社會激盪、思想迸發、文化沉浮,其壯麗詭秘之場景在華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記,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饒有趣味而又難解之謎;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謎,它們分別是無價文化之寶周室圖書檔案典籍失蹤之謎、大思想家《道德經》作者老子辭周退隱之謎、世界奇書《山海經》作者或編輯者之謎。種種跡象表明,這三大文化之謎是有著內在聯繫的,讓我們從《山海經》談起吧。
《山海經》是一部記錄中華民族地理大發現的偉大著作,它記述著那個時代的遠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它記述著中華民族文明與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以及這種生存與發展所憑依的自然生態環境。自古相傳《山海經》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聖王,伯益是當時的山林環境大臣。近代多數學者則認為《山海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於一時,其成書年代或謂在春秋戰國時期,或謂在秦漢之際,亦有相信其資料源於帝禹時代者。至於《山海經》的作者更是眾說紛紜,或謂楚人,或謂中原人,或謂「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說又有兩種觀點,一說為周人,一說為齊人;而「海外人士」則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倫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國神話研究和山海經》一文中說:「《山海經》是從戰國初年到漢代初年,經多人寫成的一部古書,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茅盾先生在《神話研究》一書中稱:「《五藏山經》大概是東周之書,理由是:綜觀《五藏山經》記載,是以洛陽為中心,其言涇渭諸水流域即雍州東部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諸山,較為詳密,洛陽附近諸山最詳,東方南方東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觀地說,《山海經.中山經》詳盡記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楚地有著真切的瞭解;與此同時,《山海經.西山經》則詳盡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裡的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周地亦有著真實的瞭解。此外,由於《山海經》的篇目名稱和結構內容,與齊國學者鄒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學術思想及其《終始》、《大聖》等著作的內容有相似之處,因此亦有學者認為《山海經》成書與鄒衍學派關係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周時期,周與楚實為並存的王朝。在東周列國中,除了周人稱王之外,唯有楚王問鼎並自稱為王。事實上,楚與周(包括中原各諸侯國)長期為敵對方,雙方時有征伐;一般來說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不大可能有學術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風情的。但是卻有一個例外,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事情是這樣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後,周王室在繼位問題上發生內戰,王子朝(庶長子)佔據王城(洛陽)數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為周敬王)避居澤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際,晉頃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復位(此舉得到中原過諸侯國的響應),王子朝遂攜周室典籍(應當還有包括九鼎在內的大量周王室青銅禮器)投奔楚國,此事被記錄入《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記》等書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員、世襲貴族,也有供職於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官吏和學者,而長期供職於周王室圖書館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於王子朝一行所攜帶的周室典籍,應當是相當珍貴的,它們應當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時代)的文獻、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誥命文件,或許還有各諸侯方國的奏章、報表等文書檔案資料。
根據《呂氏春秋.先識》記載:「夏太史終古見桀迷惑,載其圖法奔商;商內史向摯見紂迷惑,載其圖法本週。」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圖書館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圖冊文物,另一方面也說明攜典籍投奔「有道之國」乃是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而且也是圖書文獻管理官員的神聖職責。因此,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國將代周而興,那麼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繼承人(擁有王室檔案乃是擁有王權的必要條件之一)。與此同時,在王子朝佔據王城洛陽數年之間,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和學者當仍然恪守職所,這在客觀上等於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當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時,這些官吏或學者無論願意不願意恐怕只能與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際,恰逢楚平王死,楚國在繼位問題上也動盪不安。種種跡象表明,王子朝一行並沒有到達楚國都城,而是滯留在南陽西鄂一帶(今日河南省南陽市石橋鎮)。也就是說,王子朝很可能並沒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給楚國君臣,而是將它們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國現存史書中,既沒有記載楚國何時何地收到過這些周室典籍,也沒有明確記載這批這批珍貴文獻的下落,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無價之寶從此就神秘地失蹤了,而且歷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見它們的蹤影(或許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傳,但人們並不知道它們是周王室圖書館之典籍)。由於王子朝是有準備的帶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終懷著復位的期望;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將周室典籍秘藏起來了。
為此,筆者在歷史探索小說《老子隱跡》(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設有如下情節:王子朝在攜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勸告,對外偽稱不慎失火將典籍燒燬以絕人念,暗地裡則化裝成商旅將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峽縣境內)。不過,《皇覽》記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陽西鄂,當地晁姓氏人自稱乃王子朝的後裔;此外,今日河南鎮平縣與內鄉縣之間有地名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後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區。
據《左傳.定公五年》記載:「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事件發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點。筆者推測此事與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關,而王子朝以死拒絕交出典籍。與此同時,老子可能因參與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辭職隱居直至終老;事實上,周敬王在位長達44年(死於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間,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圖書檔案館任職的。
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天道篇》記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若是《莊子》所言不虛,似可表明周敬王由於未能從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徵集圖書,以重建周王室圖書館。《莊子》書中認為老子與孔子觀點不同,故而拒絕了孔子的請求。應當承認,老子經歷周王室內亂後,其觀念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不過,老子之所以拒絕充當引薦人乃另有苦衷,其實他已經失去了這種資格,而且也不便公開活動(大約此後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關,留下五千言《道德經》,從此隱去)。
筆者這裡之所以介紹王子朝一行及老子行蹤,一是周室典籍失蹤之謎應當引起我國歷史文化界的足夠重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兩千五百年來,始終沒有一位學者認真提出這個問題),二是《山海經》的成書與上述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1995年,筆者在與畫家孫曉琴女士合著《新繪神異全圖山海經》(已由崑崙出版社亦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期間,開始明確意識到《山海經》一書的作者(包括編輯翻譯改寫者),很可能正是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學者或其後裔。理由如下:
1、 從《山海經》的篇章結構來看,具有某種總體框架,當有一個寫作綱領或編輯方針,並有一個彼此關係密切的寫作班子。
2、 《山海經》中常跳躍出四言韻句,而《道德經》中亦經常使用四言韻句,此現象已被不少學者注意到。筆者懷疑四言韻句乃上古史官兼巫師的一種常用修辭方法,並被周朝史官所承襲,此點《尚書》亦可為證。因此,《山海經》的編寫者當系追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兼巫師和學者)或其後裔。
3、 《山海經》中 的《西山經》、《中山經》內容特別詳實準確,表明編寫者同時熟悉周地和楚地的山川民俗典故,此正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的特長。
4、 《山海經》中的大量內容,當源自周王室圖書館收藏的典籍資料,其中不乏前朝歷史檔案記載的上古歷史傳說,以及各地諸侯國的報表文書和採自民間的神話故事(遠古神話傳說乃是歷史信息的載體,參見筆者所著《追尋遠古的信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上述典籍資料其他人是難得一見的,但卻是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或其後裔耳熟能詳的。
5、 老子的《道德經》,在當時堪稱長篇巨著,但卻極為仔細地隱去所有特定的事件,必然有其苦心。對比之下,《山海經》也極為謹慎地迴避任何與現實有特定關係的事件,當亦有其苦心。或許,《道德經》之隱與《山海經》之隱,都出於同樣的原因,即它們的作者或編寫者出於某種現實的考慮而竭力想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因此,如果《山海經》的作者或編者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那麼他們確實有理由隱瞞自己的身份。此外,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頗有點「裡外不是人」的難處,因此他們也不願意對現實發表意見,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典籍文獻的整理編輯上。與此同時,編寫《山海經》這樣的大部頭著作,需要編寫者有著充裕的時間、充足的財力,並且沒有或少有世俗雜務的干擾;顯然,這樣的條件乃王子朝一行的後裔所充分具有的,而這種工作也成為他們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樂趣。
6、 相傳孔子50歲才讀到《周易》一書,時在公元前501年。對此我們有了新的解釋,即《周易》等書原為周王室秘藏典籍,外人通常是讀不到的;但是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後,原來秘藏的《周易》等書才逐漸流傳出來。這是因為,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財富來源,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謀生方式,其中就包括編輯、抄寫、撰著並出售各種典籍圖書資料(珍貴的原版圖書應當早已秘藏起來,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原版圖書流散於世的榭觶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山海經》是一部記錄中華民族地理大發現的偉大著作
千古奇書,萬世寶典,山海經的來龍去脈
並解老子辭周退隱之謎、周室典籍失蹤之謎、諸子百家興起之謎
補註:本文主要學術觀點,已被作者寫入全彩繪大畫冊《經典圖讀山海經》一書中,並已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於2003年8月出版發行。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九州大地社會激盪、思想迸發、文化沉浮,其壯麗詭秘之場景在華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記,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饒有趣味而又難解之謎;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謎,它們分別是無價文化之寶周室圖書檔案典籍失蹤之謎、大思想家《道德經》作者老子辭周退隱之謎、世界奇書《山海經》作者或編輯者之謎。種種跡象表明,這三大文化之謎是有著內在聯繫的,讓我們從《山海經》談起吧。
《山海經》是一部記錄中華民族地理大發現的偉大著作,它記述著那個時代的遠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它記述著中華民族文明與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以及這種生存與發展所憑依的自然生態環境。自古相傳《山海經》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聖王,伯益是當時的山林環境大臣。近代多數學者則認為《山海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於一時,其成書年代或謂在春秋戰國時期,或謂在秦漢之際,亦有相信其資料源於帝禹時代者。至於《山海經》的作者更是眾說紛紜,或謂楚人,或謂中原人,或謂「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說又有兩種觀點,一說為周人,一說為齊人;而「海外人士」則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倫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國神話研究和山海經》一文中說:「《山海經》是從戰國初年到漢代初年,經多人寫成的一部古書,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茅盾先生在《神話研究》一書中稱:「《五藏山經》大概是東周之書,理由是:綜觀《五藏山經》記載,是以洛陽為中心,其言涇渭諸水流域即雍州東部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諸山,較為詳密,洛陽附近諸山最詳,東方南方東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觀地說,《山海經.中山經》詳盡記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楚地有著真切的瞭解;與此同時,《山海經.西山經》則詳盡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裡的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周地亦有著真實的瞭解。此外,由於《山海經》的篇目名稱和結構內容,與齊國學者鄒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學術思想及其《終始》、《大聖》等著作的內容有相似之處,因此亦有學者認為《山海經》成書與鄒衍學派關係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周時期,周與楚實為並存的王朝。在東周列國中,除了周人稱王之外,唯有楚王問鼎並自稱為王。事實上,楚與周(包括中原各諸侯國)長期為敵對方,雙方時有征伐;一般來說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不大可能有學術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風情的。但是卻有一個例外,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事情是這樣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後,周王室在繼位問題上發生內戰,王子朝(庶長子)佔據王城(洛陽)數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為周敬王)避居澤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際,晉頃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復位(此舉得到中原過諸侯國的響應),王子朝遂攜周室典籍(應當還有包括九鼎在內的大量周王室青銅禮器)投奔楚國,此事被記錄入《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記》等書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員、世襲貴族,也有供職於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官吏和學者,而長期供職於周王室圖書館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於王子朝一行所攜帶的周室典籍,應當是相當珍貴的,它們應當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時代)的文獻、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誥命文件,或許還有各諸侯方國的奏章、報表等文書檔案資料。
根據《呂氏春秋.先識》記載:「夏太史終古見桀迷惑,載其圖法奔商;商內史向摯見紂迷惑,載其圖法本週。」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圖書館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圖冊文物,另一方面也說明攜典籍投奔「有道之國」乃是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而且也是圖書文獻管理官員的神聖職責。因此,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國將代周而興,那麼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繼承人(擁有王室檔案乃是擁有王權的必要條件之一)。與此同時,在王子朝佔據王城洛陽數年之間,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和學者當仍然恪守職所,這在客觀上等於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當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時,這些官吏或學者無論願意不願意恐怕只能與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際,恰逢楚平王死,楚國在繼位問題上也動盪不安。種種跡象表明,王子朝一行並沒有到達楚國都城,而是滯留在南陽西鄂一帶(今日河南省南陽市石橋鎮)。也就是說,王子朝很可能並沒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給楚國君臣,而是將它們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國現存史書中,既沒有記載楚國何時何地收到過這些周室典籍,也沒有明確記載這批這批珍貴文獻的下落,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無價之寶從此就神秘地失蹤了,而且歷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見它們的蹤影(或許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傳,但人們並不知道它們是周王室圖書館之典籍)。由於王子朝是有準備的帶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終懷著復位的期望;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將周室典籍秘藏起來了。
為此,筆者在歷史探索小說《老子隱跡》(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設有如下情節:王子朝在攜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勸告,對外偽稱不慎失火將典籍燒燬以絕人念,暗地裡則化裝成商旅將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峽縣境內)。不過,《皇覽》記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陽西鄂,當地晁姓氏人自稱乃王子朝的後裔;此外,今日河南鎮平縣與內鄉縣之間有地名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後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區。
據《左傳.定公五年》記載:「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事件發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點。筆者推測此事與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關,而王子朝以死拒絕交出典籍。與此同時,老子可能因參與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辭職隱居直至終老;事實上,周敬王在位長達44年(死於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間,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圖書檔案館任職的。
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天道篇》記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若是《莊子》所言不虛,似可表明周敬王由於未能從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徵集圖書,以重建周王室圖書館。《莊子》書中認為老子與孔子觀點不同,故而拒絕了孔子的請求。應當承認,老子經歷周王室內亂後,其觀念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不過,老子之所以拒絕充當引薦人乃另有苦衷,其實他已經失去了這種資格,而且也不便公開活動(大約此後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關,留下五千言《道德經》,從此隱去)。
筆者這裡之所以介紹王子朝一行及老子行蹤,一是周室典籍失蹤之謎應當引起我國歷史文化界的足夠重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兩千五百年來,始終沒有一位學者認真提出這個問題),二是《山海經》的成書與上述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1995年,筆者在與畫家孫曉琴女士合著《新繪神異全圖山海經》(已由崑崙出版社亦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期間,開始明確意識到《山海經》一書的作者(包括編輯翻譯改寫者),很可能正是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學者或其後裔。理由如下:
1、 從《山海經》的篇章結構來看,具有某種總體框架,當有一個寫作綱領或編輯方針,並有一個彼此關係密切的寫作班子。
2、 《山海經》中常跳躍出四言韻句,而《道德經》中亦經常使用四言韻句,此現象已被不少學者注意到。筆者懷疑四言韻句乃上古史官兼巫師的一種常用修辭方法,並被周朝史官所承襲,此點《尚書》亦可為證。因此,《山海經》的編寫者當系追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兼巫師和學者)或其後裔。
3、 《山海經》中 的《西山經》、《中山經》內容特別詳實準確,表明編寫者同時熟悉周地和楚地的山川民俗典故,此正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的特長。
4、 《山海經》中的大量內容,當源自周王室圖書館收藏的典籍資料,其中不乏前朝歷史檔案記載的上古歷史傳說,以及各地諸侯國的報表文書和採自民間的神話故事(遠古神話傳說乃是歷史信息的載體,參見筆者所著《追尋遠古的信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上述典籍資料其他人是難得一見的,但卻是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或其後裔耳熟能詳的。
5、 老子的《道德經》,在當時堪稱長篇巨著,但卻極為仔細地隱去所有特定的事件,必然有其苦心。對比之下,《山海經》也極為謹慎地迴避任何與現實有特定關係的事件,當亦有其苦心。或許,《道德經》之隱與《山海經》之隱,都出於同樣的原因,即它們的作者或編寫者出於某種現實的考慮而竭力想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因此,如果《山海經》的作者或編者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那麼他們確實有理由隱瞞自己的身份。此外,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頗有點「裡外不是人」的難處,因此他們也不願意對現實發表意見,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典籍文獻的整理編輯上。與此同時,編寫《山海經》這樣的大部頭著作,需要編寫者有著充裕的時間、充足的財力,並且沒有或少有世俗雜務的干擾;顯然,這樣的條件乃王子朝一行的後裔所充分具有的,而這種工作也成為他們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樂趣。
6、 相傳孔子50歲才讀到《周易》一書,時在公元前501年。對此我們有了新的解釋,即《周易》等書原為周王室秘藏典籍,外人通常是讀不到的;但是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後,原來秘藏的《周易》等書才逐漸流傳出來。這是因為,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財富來源,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謀生方式,其中就包括編輯、抄寫、撰著並出售各種典籍圖書資料(珍貴的原版圖書應當早已秘藏起來,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原版圖書流散於世的榭觶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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