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主義：無比艱難的言說

2003-10-17 17:54 作者:劉檸 9月18日上午，包括門戶網站SOHO在內的七大網站的代表將一份敦促日本盡快妥善解決「8．4」齊齊哈爾日軍遺留毒氣泄漏事件的書面聲明和長達4000餘頁、逾110萬人的網上簽名材料遞給了日本駐華使館的官員。因事先依法定程序申請的遊行被公安部門駁回，大規模示威活動成為不可能。現場沒有焚燒日本國旗，也沒人高喊口號，一些聲援的NGO團體和大學生們只是靜靜地打起了「決不允許日本政府逃避責任！」的橫幅，氣氛看上去有點壓抑；與此同時，早在90年代初就開始致力於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始終不渝地堅守「一個人的抗戰」的大陸學者童增應日本律師團的邀請，首次赴日，出現在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華人勞工訴訟案的法庭上，作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重要證人出庭作證。這個在同一時間發生於中日兩地的一幕，把今年以來針對日本的保釣、反對京滬高鐵項目引進新幹線技術等民族主義言動推向了高潮。

在經歷了80年代的啟蒙和90年代的轉型之後，自由主義、新左派和新保守主義等思潮從破題開始，逐漸成長、發育，今天已經可以相當自由地言說，構成了可資與主流意識形態分庭抗禮的社會思潮背景，有的甚至掌控了自己的理論陣地，如新左派之於90年代中期以降的《讀書》及《天涯》雜誌。今年4月，一向被視為自由主義重鎮的李慎之先生去世，國內的自由派知識份子藉助網際網路掀起了大規模、持久的悼念活動，自由主義的學理、價值再次得到普及和強化。相形之下，在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像一個幽靈，無法公開言說，但卻無處不在，處於一種雖然被同情、被鼓吹，但同時也被誤讀、被警惕的尷尬境地。

其實在中國，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者本來只是中性詞彙，就像民族資本和民族資本家一樣，並沒有後來被妖魔化之後的意識形態色彩。從毛澤東開始，老一代中共領導人多喜歡自稱「民族主義者」，尤其是在外國人面前，他們常愛往自己身上貼「民族主義」的標籤。這種建立在對於新型民族國家－－社會主義中國的自信基礎上的價值認同大約有其真誠和真實的一面，所以，「民族主義者」一度成了一種自我標榜，就像「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國際主義者」一樣。這一點，在其它的前社會主義陣營第三世界國家也是一樣，譬如，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北朝鮮的金日成、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古巴的卡斯特羅等。

54年前的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了句「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試著站了一下，結果沒站住，就跪下了，而一跪就跪了半個世紀－－不是跪在洋人面前，這次是臉朝內，屁股朝外。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巴統」對共產圈中國在經濟上的封殺，加上中蘇交惡都沒能叫中國人服軟。毛說，「封鎖吧，封鎖他十年八年的，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結果幾個十年八年過去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沒有解決，不僅沒有解決，一切問題都變得嚴重了，嚴重得幾乎無從解決。回過頭來看，這個時期的民族主義，基本上可以說是義和團式民族主義的延續。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事實上，真正使民族主義從後院走上前臺，成為蔓延到整個民間社會的一股強大潛流的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共自身。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因共產圈國家的集體轉向、「6．4」事件，特別是體制內的腐敗等問題，中共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此前被捧為金科玉律、不容置疑的一些「永恆」價值從法理上遭到質疑和證偽。在這種情況下，愛國主義成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試圖以它來置換共產主義，成為旨在凝聚團結的新意識形態。曾幾何時，在中共代表大會上，體現共產主義精神的《國際歌》也被弘揚民族主義的《義勇軍進行曲》（國歌）所取代。

而要搞愛國主義教育，必須確立一個靶子或一個「反面教員」（毛澤東語），以便讓愛國主義情熱有一個宣泄的出口。以前中共與美、蘇這樣的大國搞對抗，吃盡了苦頭，這次接受了教訓，因此，日本成了第一個「犧牲」。說「犧牲」，並不是說日本在歷史問題上清白無辜，而是說，前此已被中共「代表」十億人民大包大攬地清算和「解決」了的歷史問題又被拎了出來，客觀地說，日本似有「委屈」的地方。於是，在80年代之前絕少被提起的「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勞工」等歷史遺留問題舊話重提；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抗日戰爭紀念館等紀念、追悼設施也在這一時期建設完成。

總的來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有兩個向度：對美國和對日本。至於其它諸如英國和歐盟等國家則因與中國在地緣政治上關係較遠的緣故，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影響（好像今天已經沒人拿八國聯軍的惡行跟洋鬼子說事了）。在對美外交上，中共一向忍氣吞聲，低三下四，美其名曰「韜光養晦」。雖然有過幾次短暫的交鋒，但自揣不是人家對手，基本上沒有什麼大作為。1999年5月8日，美國「誤炸」了中國駐南聯盟使館，政府通過教委和共青團系統組織了幾次針對美國的象徵性示威遊行，但90年代末期功利色彩頗濃的大學生們在示威活動結束後走出遊行隊伍，繼而加入使領館前的簽證長隊的情景是一個絕妙的諷刺。今年年初大陸知識人的反戰簽名秀也是一樣，戰雲密佈時反戰聲浪此起彼伏，戰幕一開，突然就沒人吭聲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對日民族主義。

雖說民族主義之火最初是由中共點燃，但火借風勢，燒到哪兒有時並不由縱火者，弄不好，燒到自己也未可知。1985年9月13日，一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在「三角地」張貼了一張題為《我們該怎樣紀念「九一八」》的大字報，文章列舉了日相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及日本國內少數右翼分子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的事實，指出，「今天，我們中國人民可以不念舊惡，與日本人民友好往來。但是，對日本政界少數人掀起的美化侵略戰爭、復活軍國主義的逆流，卻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大字報貼出不久，即有同學在下面加註了一條情緒更為激烈的批註：「我們北大曾經友好地接待過中曾根和幾百名日本青年，但友好的舉動並未感動這個海盜民族。同學們，不要再沉默了。難道我們北大的學生只敢因晚上關燈這種事而示威遊行嗎？！」一場後來被稱為「新九一八」、直接關涉並引發了86年學潮的知識份子民族主義運動由此濫觴。學潮的「下場」不在話下，但批判的矛頭很快就從日本軍國主義轉變為官倒、腐敗，成色也從清一色的大學生、知識份子發展為有社會其他階層的「黑手」參與的廣泛的民間抗議活動。

對中共來說，如此深刻的「歷史教訓」敢不記取！所以，今年9．18，收集了百萬簽名的NGO活動家們在充分考慮到國情的基礎上，僅申請了一個由幾十人參加的小規模集會示威都不被准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在行動前一天的深夜11點半，4名警察由一名片警帶路來到組織者之一的馮錦華的住處，「恫」之以情，曉之以理，不顧人家妻兒的倦怠和恐懼，一直呆到凌晨兩點：「現在國際和國內的情況很複雜，你敢保證（抗議）行動不被什麼人利用嗎？……」

一個以自由民主為主流價值的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封殺和壓制包括民族主義在內的任何「非主流」思潮，就像日本政府不能取締極端右翼的集會，法國政府不能阻止勒龐的「國民陣線」勢力上臺一樣，某種意義上，這是民主這個被稱為「有限惡」的東西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的侷限（納粹是依民主程序合法上臺的，戰前的日本政府也應該說是民主政府）。只有讓代表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利益集團的各種聲音充分發言，交相辯論，在各種理論和流派博弈、證偽、試錯的過程中，一種相對合理、有利於全社會的健康、安全和發展的、真正的「主流價值」才會形成、凸現。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距離和諧與完善遠矣！而一個和諧與完善的社會環境的建設，也有賴於對包括民族主義在內的「非主流」思想的言說不再艱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