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第一個罹難者 書生之外的鄧拓

1966年4月,鄧拓、吳晗、廖沫沙因合撰雜文集《三家村札記》而被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一時間,全國上下憤怒聲討「黑幫」的報導不絕於耳,圖為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在查閱資料,寫批判文章。

  1966年5月18日凌晨,鄧拓寫完了給北京市委和妻子的兩份遺書,小心地放到枕頭下,然後以自盡的方式告別了人世,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罹難者。

  今天人們在懷念他時,《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被賦予了許多微言大義,感慨他「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評價說,他忠誠於黨的事業,也仍然崇拜和敬仰偉大領袖,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如同絕大多數人一樣,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閉上眼睛,或者甚至虛假地高唱讚歌。在讀他寫於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雜文時,我也是相信這樣的評價的。可是後來在讀有關鄧拓的傳記和文集時,我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那就是,在有關他的幾本傳記裡,或者不提,或者一筆帶過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

  1960年夏天,鄧拓生了一場病,病癒後遊歷江蘇、浙江兩省的風景名勝,寫下組詩《江南吟草》。這一組詩,有寫自然風景的,有寫歷史遺蹟的,有寫歷史人物的。我以為,這組詩,與鄧拓最後的人生悲劇,有某種呼應。

  在解讀這組詩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1960年夏天的中國形勢和此前鄧拓本人命運的一次突變。

  從1960年第一季度開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給國民經濟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日益顯著。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6月6日,再次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通知》,這四個地方庫存的糧食夠維持幾天呢?北京是7天,天津10天,上海幾乎已經是沒有大米庫存,隨到隨銷,遼寧8-9天。這四個地方,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經濟中心,天津、遼寧是工業基地,如果糧食供不上,後果將不堪設想。而連這樣必須力保的地方都如此困難,全國的糧食供應狀況不言而喻。

  為了緩解糧食供應困難,中央不得不決定,降低城鄉口糧標準、食油定量,並提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以補不足。工業方面,1960年第二季度(4-6月),20種主要工業品中,有18種沒有完成產量計畫。外貿方面,上半年的收購和出口計畫完成得很差,出口計畫只完成不到計畫的40%,外匯收支出現了很大逆差。1960年上半年不僅在農村,而且在部分城市中,開始出現了浮腫病,國務院不得不對在京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份子給予副食品方面的微小照顧。

  全國的形勢很困難,鄧拓此行的目的地江蘇、浙江兩省的情況是不是好些呢?

  先看浙江。1959年的農業產值比1958年下降3.7%,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12.7%。「由於工農業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的連續下降,商品供應緊張,市場蕭條,物價上漲,不僅生產資料供應緊張,人民生活必需品更是嚴重匱乏。」(《當代中國的浙江》上冊,77頁)

  再看江蘇。1959-1961這三年,由於建設擠了生產,生產又擠了生活,導致積累與消費的失調和市場供求的失調,並隨著生產下降,進一步影響了城鄉人民生活。社會購買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間失去平衡,市場越來越緊張,在大量挖庫存後,吃、穿的主要商品仍有很大缺口,不得不擴大定量分配的品種和範圍。特別是在農村,由於糧食減產,加上浮誇風帶來高徵購,並出現了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說,素來富甲天下、明清以來就是中央財賦主要來源的江、浙兩省,情況雖然可能比其他地方略好些,但也是極其困難的。

  鄧拓本人在生病之前,也遇到了一次人生逆境。1957年春天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這兩次會上都作了講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對這兩件國內生活中的大事反應較慢,對前者只發了一條簡訊,對後者乾脆沒提。這使毛澤東很不滿意,於1957年4月嚴厲批評了主持人民日報工作的鄧拓,說「過去說是書生辦報,現在應該說是死人辦報」。1958年1月,當鄧拓參加南寧會議時,毛澤東又提到這件事。在鄧拓走進會場時,毛澤東當著與會者,嚴厲批評鄧拓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死人辦報」。到了8月,他即被免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調到北京市委擔任書記處書記,主管文教,辦《前線》雜誌。

  如此形勢,如此境遇,在鄧拓的筆下是怎樣表現的呢?

  在這次江南之行前,鄧拓也寫過一些詩詞。比如,1959年元旦,他填了一首《慶春澤.迎接1959年元旦》的詞,是這樣寫的:「中國飛奔,全球注視,東風吹遍大千。領導英明,前途幸福無邊。人民忠勇勤勞什,更難能足智多賢。有雄心,改造家鄉,建設田園。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糧歌舞,鋼鐵騰歡。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經苦戰幾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將來,星際通航,世界長安。」

  再比如,1959年12月,他到香山,寫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登香山絕頂》為:「山登絕頂我為峰,俯瞰城鄉意正濃。萬里風雲增幹勁,波濤起伏勢如龍。」《爽心陀遠眺》為:「半山獨立爽心陀,瞬息風光變幻多。躍進京華新歲月,青春生命發狂歌。」

  在這些作品中,感覺不到日益嚴峻的形勢和個人跌蕩起伏的命運。能夠看到的是,對領袖英明的頌歌,對「大躍進」的讚賞。

  在江南之行的系列詩作中,特別是在詠自然風物的作品裡,同樣如此。

  《蕭山野外》:「東風飛雨過蕭山,百裡田疇曲水間。蓑笠雲煙渾入畫,插秧人在白萍灣。」《馬山觀田》:「縱攬馬山一島長,越王遺蹟已荒涼。莫欺此處無多土,百裡千家足稻粱。」《游黿頭渚》:「麗日和風煙水平,雲天搖漾遠帆輕。黿頭望遠具區闊,靜聽湖波拍岸聲。」《至三山島》:「野草閑花滿地香,儼如仙島水中央。蘆塘柳岸濤聲壯,恍覺磯頭白日長。」充滿著詩情畫意,洋溢著野趣閑情,儼然一派年豐人歡的盛世美景。在他看來,所經之地,「到處氣像一新,令人鼓舞。躍進聲中,山川倍見壯麗,風物美不勝收」。(見《江南吟草.詩序》)讀這些詩篇,我有一個疑惑揮之不去:為什麼面對嚴峻的現實,鄧拓要寫這樣的詞句?是他沒有看到真實的面貌,還是他故意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如果說他不瞭解真實情況,我萬難相信。首先他是黨的高級幹部,能夠看到當時的各種中央文件,實際上,在一些密級不高的文件裡,從1959年起,就陸續出現了雲南、山東等地經濟困難的記載。其次,他作為北京市委的領導,北京的情況也應身有體會。第三,當時江、浙兩省的經濟困難也是掩蓋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資供應,精神面貌,都在那兒擺著,怎麼會看不到呢?

  鄧拓在不到25歲、大學尚未畢業時,就完成了學術專著《中國救荒史》,對災荒有深刻的研究。面對全國範圍的大飢荒,理應有比一般人更敏銳的嗅覺,怎麼可能遲鈍到沒有一點感覺,反而得出相反的印象?

  為什麼?

  後來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鄧拓夫人丁一嵐的話,讓我感到好像接近於找到答案。丁一嵐說:鄧拓並不是一個書生,更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那種「書生」。他是一個革命鬥士,是一個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並有可能大有作為的人。(見《收穫》1996年第2期《書生累》一文)

  應該說,鄧拓曾經是個書生,而且是個很出色的書生。1929年,17歲的鄧拓考入上海光華大學,18歲時就有「何妨白眼看俗傖,幽懷默默寄書城」的志向。25萬字的《中國救荒史》,已經展露了一個青年歷史學家的才華。但他沒有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痛,促使他投入政治鬥爭的洪流,成為了革命鬥士。再後來,他在黨內的地位逐步升遷,建國伊始,已經做到了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高位,成了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人。

  毫無疑問,他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忠誠於黨的事業。儘管滿腹經綸,才情四溢,也無法改變他作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為規範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場,對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非政治家,無疑有重大影響。是不是因為從中吸取了某種教訓,鄧拓的筆下,才寫出了與「口徑」一致、與現實卻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多少支筆不敢正視現實,把人民吃不飽飯的現實描繪成到處鶯歌燕舞的人間樂土,只要翻一翻當時的報刊,就可以得出結論。在這個大環境裡,鄧拓沒有能夠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證據。對此完全沒有必要迴避或遮掩。

  假設鄧拓不這樣寫,也寫「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這樣的詩,那麼以他剛受過批評不久的特殊身份,他將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命運,難以預測。至少可以肯定,將不會再有寫作《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機會了。從鄧拓的一生看,像《江南吟草》這樣的明顯和現實背離的作品,確實不多。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我們今天很難揣度。一個政治家,或一個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人,很難完全不受政治氣氛的左右。以書生而從政,尤其把政治身份看得高於其他的時候,內心的矛盾衝突或許更多、更激烈。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代價。從這個角度說,鄧拓寫出《江南吟草》這樣的詩作,也許有他的難言處。(實際上,自從受到批評後到1961年之前,他寫的東西很少)他的力量,遠遠不足以改變使他唱虛假讚歌的環境,而要在這樣的環境裡生存甚至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他有多少選擇的餘地呢?

  當然,在鄧拓的骨子裡,「書生」的潛意識並沒有完全消失。通觀《江南吟草》,凡寫景記事,也就是與現實有聯繫的時候,都是美景佳世,昂揚樂觀。但其中有不多的幾篇,是詠歷史人物的,情緒就有所不同。其中最鮮明地表達內心情感、也最為後人稱道的,是《過東林書院》:「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對東林先賢的敬佩之情,躍然紙上。從江南回來不久,政治環境略為寬鬆,鄧拓就開始了新的活躍:「政治身份」漸隱,「書生本色」漸顯,他也開始「議論」。同樣,他也為此付出了「血斑斑」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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