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了一種孩子氣式的意氣之爭：國家對「不寐之夜」這一「網路異端」忍無可忍，非除之而後快。國家這樣做的理由只有一個：由於合法性恐慌它不能忍受越來越多的人們去注意一個小小民間網站卻對官方喉舌不屑一顧，而這小小的民間網站在理性和審美雙方面堅持不懈地解構著「偉大光榮正確」這一彌天大謊。事實上這不僅是一種爭奪觀眾的較量，它還表達著一個破落的「地主」對新生力量的嫉妒與重視。採取這種流氓手段還等於對競爭失敗的承認：毫無疑問，由於它無法按毛時代的方式強迫網民聚集在「人民網」那裡獲得「群眾」，它就採取不正當的手段背後毀滅民間網站。這種下作的作法也說明瞭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面貌：羞恥感徹底喪失了，國家像一個又老又醜的惡女人，它打算對一切超過和取代自己昔日位置的力量採取任何手段。但是它還打算做得不露聲色，彷彿甚麼也沒幹過，各種「發言人」在進行「國家無辜和清白」方面的表演簡直是天才的。想想目前正在上海進行的對周正毅案件原告律師的審判吧││國家已經墮落到這種地步了：它公開保衛腐敗並打算將這種努力進行到底。
權力高層與警察的雙重需要
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盛世」裡，強權以最下流的方式在每一條街道上狼奔豕突，同時進行這令人作嘔的「現代性」表演。
但我們還不清楚，這次封網的政治瘋癲是如何發作的。按既往的經驗，往往是在甚麼政治化裝舞會或政治慶典表演前夕，或者其他甚麼「敏感日子」臨近的時候，北京才「下鄉」進行言論大掃蕩。但這次似乎不具備上述條件。所以人們無法對這次言論三光政策作出判斷。一種說法是「十六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為此皇上需要百姓保持肅靜。但這一理由似乎也不充分。我更願意相信這樣一種分析：網路警察由於部門利益的驅動，必然不定期地或定期地對網路進行整頓和清理。所謂「部門利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物質利益，只有在整頓運動中才能證明這個部門設立的「合法性」（為財政支付提供政治理由）。第二是精神利益：只有在整頓運動中，才能顯示這一職能是如何的不可缺少，或者這也是「權威人格」表達權力意志的一種手段。如果這一分析成立的話，那麼禁錮言論就不僅僅出於最高權力對政治穩定的需要（或者意識形態的需要），也出於網路警察這一部門的自我需要。換句話說，「國家」在既得利益的考慮之下創建了網路警察部門，而同時也創建了一個新需要：這個新的部門出於經濟利益或者權力意志更需要或者製造「不穩定狀況」。在這種情況下，警察部門和「國家」之間就存在一種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矛盾，當然，這一「矛盾」也許正是極權國家可以利用的人性條件。
問題是，在上述情況下，網路警察的設立對公民來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首先從納稅人的權利這一角度上看，為這種言論禁錮部門支付金錢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目前我們尚不知道中國到底有多少網路警察，但可以想見，國家在這方面從來是慷慨大方的。當然從政治權利方面看，網路警察部門更缺乏合法性。一方面，這一職能部門的設立是不合法的（完全不具備代議制基礎），另一方面，它已經成為以侵犯公民言論自由權為唯一目標的專職組織。事實上在違憲方面，網路警察制度比收容審查制度更為明顯（我當然不是說後者不應該取消），但遺憾的是，至少到目前為止，關於取消網路警察制度的建議是微乎其微的。
二○○一年我們發動並簽署的《網路公民權利宣言》在當時造成了廣泛的影響，但是這一運動可反省之處就在於：它沒有持續下去並形成一個法律方面的文件。它成功地逼迫北京有關部門對打算出臺的兩部惡法進行了妥協性的解釋，但除此而外，它沒有達到其他目的。從那以後發生多起毀滅網路自由的警察行動，連同最近發生的「網路慘案」表明：再一次並持久地捍衛網路自由直至取消網路警察制度是一項長期的人權目標。
沒有宗教感的國度告別專政很困難
人們更不應該忘記，作為這一連串網路災難的受害者，劉荻和楊子立等人仍然在黑暗中遭受苦難。一些倖存的文化網站選擇了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我不願意對此給予苛刻的批判。然而問題是，某些倖存者或精明人正在努力表達自己的成熟和幸災樂禍。我們在那裡看到政治恐懼掩蓋之下的新左咆哮和後現代的無病呻吟，除此之外就是黃色笑話和對自由的攻擊。這些倖存者也正由於可資作為「盛世言論自由」的裝飾而得以倖存。這不奇怪，小人統治之下的國民是毫無心肝和寡廉鮮恥的。
網路警察制度是江時代（或「穩定時代」）的產物。與此相關的一種機構是「閱評員」制度的建立，它是由一些變態的、退休了的文化左棍組成的，他們由於能夠利用最高權力對言論自由的恐懼而得以繼續「發揮余熱」。這兩個新部門都是「後一九八九政治」的產物。不需要更多論證，總有一天，人們將像談論「東廠」、「克格勃」、「戈培爾」一樣來談論這些名稱。不過我們時代的獨特恥辱是：當人們已經反覆嘲笑「東廠」、「克格勃」、「戈培爾」這些歷史名詞的時候，我們卻還生活在這些名字構成的恐怖之中││它不僅僅是我們的歷史研究的物件，它就是我們的生活。
一個舊的時代正漸漸過去。這不是通過祭奠先皇這種政治儀式可以挽留的。當然，由於既得利益和「既得職位」的勾結與合作，告別舊的時代是很艱難的。在這幾千年各種實用理性的聯合統治之下，這個民族已經沒有宗教感了。在這種情況下，告別利益崇拜導致的「力量專政」就更加困難││因為在上述條件下，宗教勇氣和宗教理性是唯一的希望。人們也不需要對市場化抱有太多的樂觀期待。納粹的歷史表明：政治獨裁和私人經濟是可以找到戰時理由而團結一致的。但儘管如此，我相信上帝的力量：由於普遍存在於心靈中的那種超驗力量，此岸世界從來沒有甚麼萬歲之業。
開放雜誌十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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