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政府 是人治而非法治

最近北京發出關於「三個不能談」的文件，明令學術界及輿論界不可公開討論政治改革，修憲及「六四」話題，再一次證明了中共專制獨裁的文字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起因是最近兩個月來學術界和民間智庫出現了一股論政浪潮，有的學院還設定課題公開討論政改，並建議重新評價「六四」事件。而 SARS 事件亦引發媒體對政府透明度及政府責任的探討。這些現象使一黨專政的中共非常不悅，才下令禁止「三個不能談」。

　其實胡錦濤不是政治體制改革者，他沒有這個魄力和膽量，他只是繼承鞏固共黨一黨專政政權的接班人。凡中共官員不管你從那裡來，還是工農兵學商，還是從基層爬到高層的幹部，無一不是鎮壓人民有功就是唯命是從者，就是指鹿為馬，也絕不懷疑共黨是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和一切方針政策，聽黨的話，否則絕不可能爬上去，何況要爬到中共高層權力中心，也不容易啊！胡錦濤是鄧小平看中的，原因是胡錦濤在西藏當第一把手時鎮壓藏獨分子有功。

　胡錦濤下「三不」禁令是違反憲法的，中共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言論結社自由，為什麼人民不能談論政改修憲和重估「六四」問題呢？此事顯見中共政策仍是領導的意志決定一切。

　遠的不說，前些時候電視劇「走向共和」禁播一事就足以證明中共不是法治國家，而是人治國家。就憑江澤民提出三條意見就禁播了。關於「共」劇孫中山的扮演者馬少驊和袁世凱的扮演者孫淳，他們倆都是筆者學生，我也為他們打抱不平，他們兩人為演好這兩個角色，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馬少驊為使形象更像孫中山，三次開刀整容，吃盡苦頭。孫淳為了形象更接近袁世凱，必須增肥，為此花了幾個月時間過著填鴨式的生活，他們容易嗎！

　不管是江澤民「三條」意見，還是胡錦濤「三不」能談，都說明一個問題，中國是人治而非法治國家。

　　陳思：收回拳頭為出拳

　　作為新一屆政府，而且是在江澤民的陰影下成立的政府，胡、溫本身既沒有雄厚的政治背景，也沒有強有力的組織關係（中央政治局中多為江系人馬），因此，他們不能按照中共傳統的方式，實施從上至下的改革。

　胡、溫政府希望能夠借群眾輿論來加強自己的影響力，從民眾中尋找支持。胡溫試圖以此方式實施一場從下至上的「政治革命」。尤其是從SARS以來，新一屆政府威望急劇上升，胡、溫希望以此對江施加壓力，讓其明白新一屆政府是「民心所向」，警告其不要違背民意，與民為敵。因此，今年上半年中共對言論自由的控制一度有所鬆動，大陸一度出現一股前所未有的論政浪潮。大陸的學術界和民間智庫對修憲、政改、言論自由、「六四」以及SARS後政府透明度和信任度等「敏感」話題進行了探討。這樣的討論在政府的默許下逐漸從暗轉明。曹思源甚至公開地舉行關於修憲的學術講座會。這樣的情況在從前是絕不可能的。8月26日，溫家寶在視察中央電視臺時進一步強調，「……電視臺要更多地對準群眾，電視臺要更多地反映廣大群眾的意願……」這與中共中央對中央電視臺的傳統定義－－「黨的喉舌」，有本質上的不同。胡溫政府利用民眾，利用輿論來穩固政權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

　同時，胡溫也深諳政府鬥爭的策略，深知對江不能逼得太急，畢竟其是中央軍委主席，控制著259萬的軍隊。而且無論中央和地方，都有因各種原因而不願江澤民垮臺的各級官員，其中的關係盤根錯節。因此，中共中央發出有關「三個不能談」的文件，明令不能談政治改革、不能談修憲、不能談「六四」。這三個話題都從根本上與江有關。因此可以說，這樣做是放緩對江的「進攻」，在十六屆三中全會前將矛盾暫時的緩和，以免江做出「狗急跳牆」的事情，從而爭取在會上的主動權。筆者以為，胡溫把拳頭收回來，不是退縮，而是為了狠狠的出拳！

　　周喬奇：欲速則不達

　胡溫新領導體制自今年3月領政以來，以其務實、親民、勤政和清廉的新形象，獲得了國內外普遍的好評和期許。

　然而，在「七一」中共黨慶報告中，胡以闡述「三個代表」思想為主要內容的講話，已頗令人感到失望；旋即又傳來胡對「輿論導引」的「禍福論」，使人們感到中共在宣傳輿論上又將進行收縮。日前，中共官方更以文件形式明令「三個不能談」（即政改、修憲和「六四」均屬禁談），更使大陸重新陷入言論箝制的境地。

　大陸這種乍暖還寒、似晴又雨的政治氣候，大大出乎一些政治觀察家的意料，因而對胡溫新領導執政方向和施政風格的評論，也深感左右進退失卻依據，難以判斷。

　但依筆者看來，胡溫的這種變化其來有自，最根本的因素是由中共黨領導的執政性質所決定的。中共歷屆執政的最高領導自政治強人毛澤東以降，不管他們的政治經歷、知識學養和性格作風如何有所不同，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如何保住已有的政治領導和統治地位，凡是不利於（或有可能動搖）其政治領導和統治地位的言論和行為，都將予以壓制或封殺。

　胡耀邦於1986年同情知識份子和學生的自由化傾向，結果自己被趕下臺；1989年趙紫陽同情知識份子和學生的民運理念，結果也被趕下臺。歷史的教訓不能不使胡溫新領導在政治改革和社會宣傳輿論問題上特別小心謹慎，稍一不慎，即會授人（黨內太上皇及其親信）以柄，導致壯志未酬已下臺，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慘下場。

　其次，胡溫在政治改革和社會宣傳輿論問題上所以嚴加控制，步步為營，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恐怕也有與前朝領導人江氏及其派系勢力鬥爭策略需要的一面。畢竟江澤民現在還是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還掌握軍權，尚有左右黨內高層決策的影響力。

　前不久有報導說，江之所以繼續留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實際上正是出於胡溫的主動挽留，以求一方面滿足江的戀棧思想，另一方面也確實是出於不使江太過難堪，以穩定中國的社會大局。

　這些，都可以看作是胡溫在政治上既有「主心骨」，又有忍辱負重、能屈能伸、以退為進的涵養的高超表現。所以，類似現在這樣，採取表面隱忍，引而不發，不露山水，韜光養晦，而實際上有謀劃、有所作為的策略，也許正是一種最好的策略。

　實際上，僅在經濟改革方面（如深化國企改革、深化農村經濟改革、深化市場經濟體系、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加強反腐肅貪力度、轉變政府職能等等）就已有許多艱苦細緻的工作等待胡溫新領導去一一解決。人們是不是也應體諒他們暫時不去碰觸政治改革這類棘手和敏感問題的苦衷。

　所以，對於大陸的政治改革前景，筆者認為至少在三、五年內不應存以過大的奢望，但是，也不必過於悲觀，因為這畢竟是當今世界浩蕩的歷史潮流，政治人物慾逆其潮流而動，不管其能量多大，充其量只能稍稍延緩其奔騰速度，但卻無法阻擋其前進。

（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