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峰: 我的經歷-從愛國憤青到法輪功

讀了趙明的文章《從紅朝謊言中覺醒》和司馬泰的《一位大陸留學生心中的仇和恨》引起我的反思,我想我有必要把我成長中的一些經歷與感受講出來,進一步淨化自己,同時以史為鑒,徹底看清中國、中華民族與共產黨黨的真實關係。

我出生於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他們顫顫驚驚活過了整個一生,但他們絕不承認他們是「順民」,認為自己可以看透社會一切,因為我的爺爺和外公均是被共產黨鎮壓了的,故他們認為自己能上了大學是黨給予的極大恩賜,儘管歷次運動他們都在劫難逃,但因為十分小心翼翼,叫作「夾起尾巴做人」, 就沒成為最吃虧的。最終他們認為自己很成功,不僅不心灰意冷,反而隨著物質生活的提高,天天泡在電視、報紙(每天的功課),認為只有共產黨才能把中國「敷」(統治)下去。其實他們物質生活的提高完全是因為兒女們承擔了所有的費用,為他們買了房子、傢俱、電器,同時還有一大筆存款,常來美國轉一轉,他們的退休金變成了零花錢。而這一切的生活的變化,他們竟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共產黨政策好了帶來的。

我父親幾十年都是當的報紙編輯,應該對共產黨造假那一套非常清楚,而我也認為自己的父親差點被共產黨逼得自殺,絕不會在關鍵時刻「倒」向共產黨一邊,「迫害」對他極盡孝道的女兒,可是我錯了!

當他們第一次來美國,我們已是六年未見面了,大家還未在一起吃上第一頓飯(他們抵達是夜間),很自然就聊起了法輪功,因為那時我已在煉法輪功了,並且身心受益,我長久不治的胃病好了,而中國的鎮壓已有一年。沒等我解釋一句,沒問我一聲,我父親便突然大怒,開始大罵法輪功,那架勢似乎他有解不開的仇恨在裡面,我太吃驚了,平時喜歡辯論的我此時完全傻了,沒想到共產黨天天造謠的一切,潑向法輪功的髒水,那些不堪一擊的惡毒謊言,他吃得透透的,我完全始料不及,而我的任何解釋他絕對一句也聽不進去。

我只能一遍又一遍痛苦地問他:爸爸,你為什麼寧願相信共產黨,對你有殺父之仇,對你剝奪了一切做人尊嚴(在過去幾十年我父親因出身問題被搞得不像人樣)的共產黨,而竟然不相信自己的女兒?你不相信, 至少從人的角度,你也應該尊重別人的信仰吧?他這才停止了攻擊與咆哮,但以後絕對不能聽「法輪功」這個詞,一聽就跳起來。

有點不可思議, 卻是真的。幾十年共產黨用「無神論」洗腦,專制扭曲了一切人的心靈,人與人之間, 一旦與自己的觀點相悖, 不是善意地去瞭解、包容,而是對立。表面上還是一個知書達理的人,但到關鍵時刻,良心、道義、正義、對與錯、親情全部都要讓位於長期在不知不覺中被灌輸的觀念,從而隨波逐流,甚至助紂為虐。

回過頭來再說說我自己。我在修煉前也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有理性、能獨立思考的人,讀書時就不是那種安分守己的一類,在76年「四人幫」未打倒時,我曾被班主任打成「白專」生,甚至被全班批判,那時我剛讀初二。我當教師的母親也甚至認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唯一出路是下農村,然後表現好了回城當個工人,甚至認為知識是危險的。而我那時只有十來歲,太渴望知識了,能支撐起我全部生命的就是想今後當一個科學家,所以我想發憤讀書,在批林批孔時,批《三字經》,我讀到那幾句諸如「頭懸樑,錐刺骨」給我極大鼓舞,我要說的這一切是想說明我自以為自己是一個清醒者。

有一個插曲是,當我於1979年初最後一年最後一學期準備高考時,中國向越南開戰,其實是中國打越南, 但我相信侵略者在冒犯我的祖國。記得那天老師正在給我們複習物理,我根本一句也聽不進去,埋頭給學校寫決心書,我當時連團員還不是。寫了一上午,頭也未抬過,決心書中心是只要祖國需要,我寧願放棄高考上前線。我真的當時是這麼想的,要知道支撐我走過那麼多生存磨難的最大希望是讀大學,而我為了「祖國」竟在關鍵時刻可放棄讀書,請絕對不要認為我是為了政治表現,那個時候人人在為高考奮鬥,已是白熱化,而政治已是一錢不值的1979年,我在班上的名聲是政治上冷漠、自由化的那一小撮,但我真的對祖國有那麼赤誠。

我在1979年十六歲時進了大學,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猖獗的時候,我利用大好時光博覽群書,同時因為傷痕文學風行,我似乎也在看破紅塵,對政治毫無興趣,更是拒絕參加一切政治學習,結果成為系裡要「挽救」的對象。一件偶然的事扭轉了對我的處理,我有一位親戚在美國,願意幫助我移民美國讀書,辦理手續時當然都得通過學校。但後來因種種原因我的手續未辦成功,而我當時也根本不想出國闖蕩,此事就罷了。

三年以後,沒想到學校竟通知報社(全市唯一的日報)來採訪我,我不願意,因為我不感興趣那一切,然而學校和系裡竟然軟硬兼施非得讓我接受黨的「栽培」,我害怕畢業時不讓我考研究生(那是我唯一的生活希望),也就在逼迫下極勉強地與一個記者談了一下,沒想到我竟被樹成了典型,當然名聲還不是那麼難聽:愛國。然而我明白這是當官的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利用我而已,所以也還一副寵辱不驚的德行繼續一心只讀「聖賢書」。後來真憑本事讀上了研究生,我可以沿著一條「科學家」的道路走下去了。

現在想來共產黨成天宣傳的「愛國」不是那麼簡單,首先,絕對是出於自身的需要比如有人要往上爬了。再有就是不斷利用宣傳一些真正的愛國知名人士為自己臉上貼金,還有一個用心就是用這種所謂愛國主義教育不斷地給人民洗腦,諸如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如何受到列強侵略,中國人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熱,清朝、白洋軍閥、國民黨如何腐敗賣國,只有xx黨是愛國的, 所以是「共產黨」救了中國。 反覆灌輸宣傳,共產黨也就成了中國、中華民族的代名詞了,只要反對共產黨,那一定是背叛了中國,背叛了中華民族。 這種教育天長日久,加上長期的歪曲、封鎖一切真相,一切為其所用,最後會像毒汁一樣浸入大腦,浸入血液,浸入骨髓。

我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我過去自以為已完全不在xx黨教化的範疇之內,我敢說敢干,自以為很獨立,對共產黨的一切教條嗤之以鼻,敢辭職、辭職稱、辭戶口,在共產黨的價值體系裡我是一個絕對被排斥的對象,我也以為自己通過自己的頭腦、觀察及自己家庭成員的不幸可以認清其真面目,決不會為其所用。非也! 身在其中,僅僅是中毒深淺的不同,甚至是不自覺地認同了而不自知。
 
我到了美國以後,變得非常愛國,這本來無可厚非,但這種狀態有時會達到一種完全不講理的程度。比如我在國內時也曾發過幾句議論抨擊腐敗,但在美國一聽到哪個人說同樣的話我會變得非常憤怒,有幾次和人爭論,氣得差點把車飛出高速公路,後來立下「條約」,開車時絕對「休談國事」。這裡說的「哪個人」 還真不是什麼「外人」 , 是我的先生(美國人),但在「愛國」問題上,即使先生也是「外人」了。我不能容忍外人對我的國家說三道四。一些變異的觀念在我頭腦裡非常根深蒂固。比如:「家醜不可外揚」,「中國根本問題是老百姓的溫飽,不是什麼民主」。所以出國後我對共產黨定義的「反華人士」很反感。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是:有一次偶然在報紙上看到有一個叫吳弘達的人要來我市,我當即怒從心起,決定要去會場讓他難堪(當然後來沒去),因為我僅憑一點隱隱約約的消息和感覺便斷然決定吳是賣國!天啊,我現在想起都汗顏。

為什麼我會這樣,是因為我長期在那套謊言機制下被扭曲了,在變異的愛國主義情節下,已喪失是非判斷能力, 相信國家就是暴力機器,國家就是專政,不管共產黨做得多麼不對,它代表國家,代表中華民族,不管共產黨多麼慘無人道, 說它不好就是給祖國丟臉。加上鬥爭哲學的熏染,對其一切不人道完全麻木。只要「愛國」,連好壞都能不管。可以說那個時候我的心是缺乏慈悲的,是乾涸而缺乏溫暖、扭曲的,儘管我從不敢做壞事或害人。

其實被共產黨宣傳的那些「賣國賊」,是一些憂國憂民的正義人士。就拿共產黨的監獄來說,那裡面有多少冤魂,而他們竟然在冤死時連器官也被掏去賣錢,飽中貪官的私囊,難道揭露了就是賣國嗎?變態的專制把人從精神上剝奪一乾二淨,讓人不相信來生,相信人死如燈滅,為的是更加有效地控制人的精神,動用一切專政手段隨意宰割民眾,人人不能倖免,人沒有尊嚴。人與人之間無尊重、信任。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社會,其實中國老百姓的溫飽,即使是在「腐敗」的滿清時代也不是問題,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的那一年,那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產值佔世界的1/4,即25%,歐洲僅佔世界的23%,現在中國是多少?7-8%,人口可是那時的10倍。新舊中國哪個行?不能光看共產黨編的歷史。

比如,江澤民自1994年6月26日到2001年7月17日與哈薩克、俄羅斯簽訂的一系列條約,總共出賣了中國14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面積超過四十個臺灣,中國的國有資產,數千億地被貪官私分、轉移至外。真相被封鎖了,共產黨其實是這樣「愛國」的。

而最廣大的民眾成了名符其實沒有半點人格尊嚴的賤民, 在國外的人都知道, 比較其它一切國家的使領館,只有中共這個使領館對自己的人民是最不好的,我有一個朋友的姐姐結婚到了中東,哪知是被婚騙,護照被男人收走,嫁的人是有十幾個老婆的虐待狂,生不如死,好容易偷跑到中國使館請求保護,也就是說求補發一本護照,使館堅拒門外,最後靠買了一本護照逃出魔窟。見死不救,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這樣。

一個老年朋友告訴我,911那天,她正在中國城請重慶來探親的親家吃中飯,親家是個退休的行長,看見電視現場直播有人從世貿大樓衝出窗戶跳樓的慘劇,不僅不同情,反而說「好看,真痛快」!

為什麼人會變成這樣?長期變異宣傳, 煽動極端的「民族主義」,扭曲了人性, 使善良的本性、良心被不善的、不道德的魔性取代,共產黨能維持下去靠的是「斗」,把人性中不善的一面調動起來,從而在斗中漁利。即使它宣傳的愛國也不是真正要把國家變成一個健康、法治、平等、幸福的社會,愛國只是一個被利用的幌子,為的是實行專制,而且利用人性的惡的一面, 煽動起那種狹隘的無理性的暴力熱情,轉粕緇崦(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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